来源:《光明日报》(2024年09月13日 13版 )
作者:李溪
明代沈周《东庄图册》之《耕息轩》
明代陈洪绶《归去来图》(局部)
苏州狮子林“涉趣”一景 资料图片
在41岁这年,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80余天便辞官归里。此后,他开始安心经营他的小园。他在此耕读劳作,解放身心,怡然自乐,体味着生命的真趣。陶渊明的小园境界启发了历代文人,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造园思想。
园林种种
在许多文明中,园林都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展现该文明的精神世界的领域。与建筑不同,园林的建造不必过多考虑功能性,而只须根据主人的理念加以设计,也因此它的形式往往能很直观地显示建造者的观念。在欧洲启蒙时代以前,园林几乎都是以对称的几何形态出现,显示着西方文明对“数”的形而上学的崇奉。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建造的凡尔赛宫,在视觉和权力上带给人的“无限感”,可以说是在“让大自然屈从形式”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同时,人们对于永生和至福的期许,也在意念中的花园里实现。
中国的早期园林根据不同的造园观念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
一曰仙玄之园。这类园林本源自上古时期“昆仑”“蓬莱”仙山的传说,这些仙山被描述为“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还有金银建造的宫阙、洁白的珍禽异兽。而它们最初被建成的原因,正是基于最高统治者对长生的永恒愿望。《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武帝遣人至东海寻蓬莱山不得,于是在建章宫中作泰液池,池中造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诸山,“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蓬莱三山,后来成为皇家园林的经典意象。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华林园有大海,“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上有钓台殿,并作虹蜺阁,乘虚来往”。北京的北海公园,其建造亦与蓬莱三山的传说密切相关。
二曰广丽之园。这类园林以营造壮丽的景观和收集天下各种奇珍为旨。最著名的如汉武帝的上林苑,网罗了四海疆土的珍奇异兽,武帝在其中“轊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蕃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蜚遽”,以展示帝王无与伦比的武功。西晋时期巨富石崇的金谷园,虽不及帝王园林,但亦将人间美物尽揽其中。“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金谷诗序》)“物”的“毕备”,到了唐宋之后依然是园主人的追求。唐代牛僧孺和李德裕收集了各类奇石置于园中,“视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白居易《太湖石记》)。而北宋徽宗时开辟了搜罗天下奇石的艮岳,更是这类园林的代表。
三曰游赏之园。六朝之时,士人们以栖迟隐逸于山林作为生活形态,山水的游赏便成为他们营造私人园墅的主要目的。东晋大将谢玄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会稽山建造了别墅庄园,他的孙辈谢灵运又将其改造,名之为“始宁墅”。在《山居赋》中说“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且山川之未备,亦何议于兼求”,他认为游遍山川才是安顿身心之所在。谢灵运虽亦谈“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但他笔下的风景,已脱去了仙幻色彩,极尽自然的四时之美。谢灵运还钟爱不断去旅行、登山探索周遭的景色,“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对变化万千的山水景观的探寻,是这一时期名士们脱去玄言虚无感的途径,也影响了后世的造园方向。
园林至此,已备大观。然而,这些园林的主人,虽各取了所需,但也难免终有所失。仙玄之园的主人,毕其一生,也难免如李白所言“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拥有侈丽之园者,时过境迁,繁华落幕也难免变为丘墟尘烟,如祁彪佳《寓山注》说“成毁之数,天地不免,却怪李文饶朱崖被遣,尚谆谆于守护平泉,独不思金谷、华林都安在耶?”即便如谢灵运遍观山水,内心也有着“伤美物之遂化,怨浮龄之如借”的悲慨。对于个人而言,无尽的美景、无尽的风物和须臾的人生之间,似乎存在着永恒的惆怅。
无家而园
在这个彷徨的时代,出现了一位特别的诗人。同魏晋时代的许多士人一样,陶渊明也会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感叹,但他没有陷落于这种忧伤里消沉度日。他说“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不会去追慕人间的荣利,也不认为神仙世界是人的救赎。他说:“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神释》)对陶渊明而言,长生的期许终会幻灭,或者说,期许长生就是一种沉沦,沉沦于无根的虚无之中。
陶渊明解决此人生之症结的答案,便是他的小园。陶渊明在尚未完全归隐前,就对此境界心向往之。在40岁时所写的《时运》中,他说: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
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余霭,宇暧微霄。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泽,乃漱乃濯。
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称心而言,人亦易足。
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在暮春时节,穿上春衫,到郊外去踏青。那南方的凯风轻拂,吹得新苗萌生;那广袤的平泽,涤洗着他的衣冠。非是这景“色”有何,而是在这风景中,生命得以挣脱寒霜而生长,自我的身心得以去除尘垢而澄明,身体徜徉在这平远的风景之中,他的胸中有无限喜悦。这首诗本是用《论语》中的典故,当孔子听到弟子曾点说自己的理想是与同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喟叹曰“吾与点也”。在陶渊明心里,圣人理想的实现,就在这春日的田间风景中。
在41岁这年,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80余天便辞官归里。此后,他开始安心经营他的小园。在《归去来兮辞》的描述中,这片小园最初只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但他并没有为这寒素的景观构建一个蓝图,只是淡淡地在讲述自己的生活“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笔下的物事总追随着他生命的流转,他从没有对一个对象急迫的渴望。当谢灵运不懈地行旅以探索新鲜的景致,陶渊明则是“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陶渊明的小园亦有四时风物,但是他眼中的每个瞬间,却并不是一种旁观的“风景”,而是他在“园居日涉”之中澄化出的真趣的生命。
因此,陶渊明心中要回归的小园不是“筑造”而成的,而是在“日涉”之中体会出来的。“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他无须去建造理想的小园,只需要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认真过一种生活。陶渊明是极谦卑的,他的笔下充满了在园中低头劳作时看到的景物。“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他选择了诚实的耕耘,以至于他对于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以这样毫无机心的诚挚在面对。对待同村的邻里,他是极亲切的,他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
在《和郭主簿二首》中,陶渊明还描述了小园的夏天: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这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夏日,暖风徐徐,在田间菜圃,蔬菜开始茁壮生长。此耕息农闲之时,回到小轩中读书弹琴,在窗边独自饮用粮食做成的美酒,有咿呀学语的孩子在床畔嬉戏,对陶渊明而言,这样的乐事比任何富贵荣华都更值得珍惜。在他看来,这正是对上古时期那种真淳的生命境界的回归。
陶渊明的许多诗文,都以“归”为题。如他的《归鸟》:“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他的《饮酒》中也用了相似的譬喻:“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归鸟所回去的,并不是自己来时的巢居,而是一个可以在傍晚的山气中自在鸣唱的悠然本心。在《归园田居》中,陶渊明也用了“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譬喻,来言自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离开了“心为行役”的樊笼世界,他要归栖的也并不是某个不必再劳作的乐园,而是可以让自己在时间之中得到生命真实的存在感的居所——那个“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平常小园。他最后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对于他正意味着古人那任真淡泊的生存境遇。美国学者哈里森在《花园:谈人之为人》一书中,谈到西方社会中人们的一种“无根”的状态,每个人都被迫困囿于自己所构建的华丽的牢笼之中,也正是在如此的状态中,一些人为了心灵得到安放之所而开始经营社区的花园。作者写道:“在未必容得下我们的大地上,为了感到宾至如归,我们无家而园”。这属于现代人的境遇,早已被陶渊明在1600多年之前道出了。
但陶渊明并不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家园。他说“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在耕息之时,回到他那间“环堵萧然”的居所,陶渊明也是傲睨万物的。还有他那句著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极静默,却给人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他晚年在耕作的闲暇时读《山海经》中的古代神话,并写下组诗13首。在第一首中,他说: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玉台玄圃,神树奇鸟,陶渊明并不钦羡,对他而言,生命的寄托是自己这片耕种的小园。那疏落的林木、寻常的果蔬、僻陋的深巷、老旧的马车,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乡间景色了。然而在这里,他的生命充满了欢欣。在孟夏之季,他愉快地摘取园中的菜来下酒;耕息之时便回到茅庐中读书。他可以遍览宇宙洪荒的流变,可以回望那些玄奇诡谲的传说,但他不会因那幻梦的终不可得、死生的终不可解而陷入忧惧。他说“吾亦爱吾庐”,因为在这里他已笃实地履行了一种“真实的生活”,也唯有在这里,他是以一种真实的自我存在着。也因此,他的世界便不是“二元的”,上古的历史和四海的风物,从他的“吾庐”中、在他的俯仰间自在地展开了。
对他而言,这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意义。他说“结庐在人境”,在众人都在寻找一个超越的仙圣之域的时代,他展现的那个属于人本身的平常世界的诗文,是世间最难得的箴言。他在临终之前写的《自祭文》云: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这是他在回望一生时,对自己生命中属于“人”的片刻的记录。自春而秋,劳作不息,但在这样的忙碌生活中,心却是“常闲”的,因为他并不必急迫地为着什么。这样的“闲情”是在小园中实现的,小园并不是囿限人或一切物的空间,恰恰相反,在小园之中,每一种生命都脱开了“物性”,呈现出旷朗无碍的气息。这个正是陶渊明在《神释》中所言的“纵浪大化”的宇宙境界,也是后世文人最推崇的人生境界,而它的起点,就在渊明的小园之中。
日涉之园
陶渊明从不追求荣名,但他的小园,却成为后世一千多年文人士大夫心中追慕的精神圣地。尤其在中唐之后,当科举出仕成为普遍理想时,士人又再次开启了寻找心灵安居之所的努力。白居易有《题杨颖士西亭》诗:“静得亭上境,远谐尘外踪。凭轩东南望,鸟灭山重重。竹露冷烦襟,杉风清病容。旷然宜真趣,道与心相逢。即此可遗世,何必蓬壶峰。”这首诗用的正是陶渊明的意趣。
从中晚唐开始,园林中“蓬壶”“小蓬莱”之景常常不再意味着那遥远的仙山,而是在清旷的此地获得遗世的真趣。在陶渊明的影响下,园林的审美走向清幽、素朴的小园,追求野趣、生趣,这是因为唯有在自身的安闲中,世界才会敞开。苏轼,这位陶渊明在历史上最著名也最重要的拥趸,也是陶渊明的小园的钟情者。苏轼在乌台诗案后,于元丰五年终得敕令,从黄州赴汝州的途中遇广陵吕申公,游其屋后小园后为其题扇云:“露叶风枝晓自匀,绿阴青子净无尘。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园林固然有诸多美好形式,但在黄州经历了人生的悲苦和心灵的沉浮之后,苏轼心里最“可人”的,是陶渊明诗中所咏的绿阴风露、绕屋扶疏的小园境界。
文人园林不再以形式的塑造以及景物的陈设为主旨,而是以在“日涉”中最终得到心灵安顿为其目的。也由于这个原因,主人对园中景致的“题名”和“园记”开始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在那匾额楹联之上所呈现的,并非一座建筑物的样态,而是在此的主人栖居小园的感受与心胸。陶渊明诗句中的许多的话,尤其是《归去来兮辞》,也变成了文人命名园林最钟情的辞典。宋代以来就有不少文人以“归来”命名园林,如诗人晁补之便因钟慕陶渊明而修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还有人为其书斋命名为“容膝斋”,倪瓒就曾经为友人檗轩翁画过著名的《容膝斋图》。晚明祁彪佳的寓山园(一说寓园)有一处景致,本来的景观是“堤旁间植桃柳,每至春日,落英缤纷”,但是祁彪佳却说:“予以为不若数株垂柳,绿影依依,许渔父停桡碧阴,听黄鹂弄舌,更不失彭泽家风耳!此主人不字‘桃’,而字‘柳’意也。”他用“柳陌”命名此地,正因为他在处处风景中都念及陶渊明之风。
在现存的园林中也常可见陶渊明的身影。如苏州留园有“舒啸亭”,网师园有“还读我书轩”,扬州何园有“寄啸山庄”……苏州狮子林有“真趣亭”,其联云:“浩劫空踪,畸人独远;园居日涉,来者可追。”那虚空的真人之所是遥不可及的,而在有限的一生中安顿自我的方法,就在这小园的经涉之中。
在陶渊明的心里,“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便是最单纯的亦最能安慰人心的生命形式。于是,耕读成为园林的重要主题,甚至“圃”也成了园林之名。苏轼的友人朱长文就把在苏州的小园命名为“乐圃”。在《乐圃记》中,他说:“苟不用于世,则或渔或筑,或农或圃,劳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黄绮,追严郑,蹑陶白,穷通虽殊,其乐一也。故不以轩冕肆其欲,不以山林丧其节。”在朱长文看来,乐圃之“乐”的本质在于劳作,在劳作之中,身体虽辛苦,而心灵却得到了安闲。前代的贤人,并不因为身处富贵就放纵欲望,也不因身处山林就放弃自省;达如白居易,穷如陶渊明,他们对人生之“乐”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
在晚明造园兴盛之时,园圃的景观更为常见。祁彪佳的寓山园就有种植瓜果的“豳圃”,他在《寓山注》中说:“常咏陶靖节诗:‘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有似乎烹葵剥枣之风焉,故以名吾圃。”寓山园中还有以种稻为主的“丰庄”,祁彪佳说:“绿畴在望,每对田夫相慰劳,时或课妻子挈壶榼往饷之,取所余酒食啖野老,共作田歌,呜呜互答。”这自然又让人想起陶渊明的诗句:“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祁彪佳的丰庄并不是《红楼梦》中的“稻香村”,只是贾宝玉口中“人力造作成的”田庄,只因他早已将陶渊明的生活态度融入了亲手建造的这座寓山园中。
陶渊明的“桃花源”无疑也是后世最著名的景观。自唐代就开始有“小桃源”“小桃坞”的景致,王维的《桃源行》中说:“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在陶渊明笔下,桃花源本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乡间景色,此时却被描述为一处蓬莱山一般的“仙境”。但是,如果凭空仿造一个农庄作为“桃花源”,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无谓的“理想景观”?直到今日,这样的“桃花源”几乎已成为一种时俗,其风行,不下于曾经的“蓬莱山”。
正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最后的“迷津”的事迹所喻示的,真正安乐的生活并不是凭着一颗追慕、求取之心便能到达的。苏东坡在《和陶〈桃花源〉》中说的更切近陶渊明之心:“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处,要使六用废。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绝学抱天艺。”只有当心在林水的尽头停止了追逐或占有的欲念,我们才能邂逅小园。桃源不在远方,就在策杖而小憩的身影之中。
苏轼的“东坡”正是这样一种小园。北宋元丰五年,已被贬黄州数年的苏轼便在此写下一首词《江城子》,此刻,他正在耕作的东坡旁的雪堂里独享着风景,并感叹说“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陶渊明在50岁之际和邻人出游斜川并写下一首《游斜川》诗。在本是人生最动悲怀的年纪,他看到的风景却是“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陶渊明的心境,正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天地境界。苏东坡在词中道出了此刻的自己与陶渊明的无间: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在东坡看来,陶渊明的“斜川之境”,并不是单纯对风景的欣赏,而是在经历了对名利的看淡、对日常劳作的回归之后,在胸中展现的足以安顿自我生命的世界。陶渊明的隐逸诗,非字面意义上的“田园诗”,而他所谓的“隐逸”,也不只是形式上的隐居。他的生命得以伸展其自然之性,在这尘网之中他隐匿了自身,但是万物的本真面目却在他的生命中鸣唱。
朱光潜先生说:“渊明很可能没有受任何一家学说的影响,甚至不曾像一个思想家推证过这番道理,但是他的天资与涵养逐渐使这么一种‘鱼跃鸢飞’的心境生长成熟,到后来触物即发,纯是一片天机。”(朱光潜《陶渊明》)也可以说,一切的学说的最终目的,都是对于存在之真实的渴求;而陶渊明的天资正在于,他明白唯有在如此的生活之中,唯有回到这个小园的世界,才能寻找到存在的真实。
(作者:李溪,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