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周苇风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时期。在这个乱世，先秦诸子怀着悲天悯人之心，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主张，渴望建立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儒家希望建立大同世界。在这个大同世界里，每个人不仅对自己的父母好，也对别人的父母好；不仅爱护自己的孩子，也爱护别人家的孩子；没有尔虞我诈，没有犯上作乱；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男女有别，各司其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道家试图建立小国寡民的世界。道家贵生，强调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如果出门有风险，就不出门好了；道家贵生，自然不愿意打仗，所以理想状态是不应该存在军队的。
在道家看来，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你不要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为了做到互不干涉，道家宁愿舍弃“什佰之器”，转而回到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人们无欲无求，与世无争，自然就能各自过着恬淡的生活。
《淮南子》介绍，墨子原来“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因为儒家讲究繁文缛节、铺张浪费，于是“背周道而用夏政”。“周道”指孔子宣扬的周公礼乐文化，“夏政”指夏禹献身天下、自苦为乐的精神。
墨子讲兼爱，视人若己；讲非攻，反对不义战争。墨家吃苦耐劳，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为了道义和公理甚至可以赴汤蹈火。
和墨子相反，杨朱极力主张“为我”。杨朱最有名的观点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这个观点在后世演变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两句话广受批判，被认为是极度自私的行为。
然而，杨朱这样为自己辩护。他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站在杨朱哲学的立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每个人都照顾好自己，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别人也不要找我麻烦，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墨子和杨朱在当时影响都很大，因此孟子的一生主要是和这两派作斗争。孟子甚至发誓：“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具体来看，孟子批判杨朱“无君”、墨子“无父”。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起到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作用。而墨子“无父”、杨朱“无君”，都对孟子理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直接威胁。
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霸道依靠外在的力量胁迫人们必须遵循某种社会规则，王道则寄希望于人们主动自发地维护和遵守社会的公序良俗。但在现实生活中，单单依靠个体的自觉性往往无法维持社会秩序。因此，荀子主张礼法并举。
不过，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李斯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个体的自我约束根本靠不住，只有“法”才能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由此，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以至于人们往往以为法家缺乏仁爱、慈惠之心。
其实，《韩非子》是这样说的：“圣人者……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从中不难看出，法家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并不亚于儒家。（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