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9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国际传播研讨会 作者：詹福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院长）
我本来是参加传媒大学的会。结果误打误撞，又回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找到了主场，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但是我今天这个发言，其实不是主旨发言，因为我看我们的主要题目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的传播。但是我讲的呢，是我们内部的传播，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实际上是一个打补丁的题目，题目就叫清理与创新——中国古代文化的清理阐释与生新。
文化呢，它具有它的稳定性，也有它的流变性，如果不是无可抗拒的外力破坏，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旧的文化，加入新的文化，生生不息的。当然新的文化，也不是全部来自于创造，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旧文化的清理与阐释。因此，古代中国对前代的文化有很好的传统，关键是重新清理，加以阐释，使它转换为当代文化。在汉代以前，至少有两次传世文献的清理工作。一个是私人的，也就是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和阐释。一个是汉代官方的清理。关于孔子对六经的清理，史记的记载还是比较清楚的。首先是对尚书和礼记的编纂整理。另外，他整理了诗经，古者诗3000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诗于礼易，三百五篇。另外呢，他晚年喜欢易经。还有呢，说他乃因史记作春秋，孔子自己也说呢，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那么这就可以看出史记记载还是说的比较清楚，就是说，孔子啊，对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经书啊，做过全面的清理。那么孔子是不是全面的整理过六经，怎么样来整理六经的？现在学界的争论呢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比较承认，孔子整理过诗经，整理过春秋，阐释过尚书和易经，应该这些是有定论的。
继孔子之后呢，更大规模全面清理传世典籍的工作是西汉。西汉末年，刘向父子奉命清理传世文献。和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令搜集全国各地的遗书，然后让刘向率领人来清理宫中的藏书。刘向是整理经传、诸子和诗赋。任宏呢，他整理兵书。尹咸整理术数，李柱国校理方纪。那么刘向呢，在内阁校书19年呢，每一种书都经过校勘整理，然后成为定本。另外呢，他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就是结集为别录。刘向死了以后，汉哀帝命令刘向的儿子刘歆继续整理图书，他根据别录，编写出首部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97卷，就是《七略》。这个应该是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国家图书馆第一部书目了。
从孔子和刘向父子校对古代典籍的实践来看，对旧有文化的清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就是整理，整理既意味着要摸清文献，同时使无序的文献变为有序的工作。开创此项工作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刘向父子。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以前的文献已经不完全是旧有的面貌了，而是经过汉人整理过的。先秦已经定型的典籍，刘向组织进行了精准的校勘，这种校勘也并不是简单的文字校勘，实际上是对文献的全面清理和厘定工作。比如，像《晏子》，校订后是825篇，但是在校订以前是838篇。还有《战国策》，大家一般认为是刘向整理完成的，因为图书馆宫廷的藏书是错乱的，刘向按照国别来进行分类，然后按照时次进行编写，去其重复，最后保留了现在看到的33篇。可见文献的整理，已经不是简单地校订，而是对所存文献的重新编撰。说它是旧书，不如说是新书更准确。因为从篇章确定到书名确定，都是整理者所为。所以，对传统文化的清理实际上也就是新的文化的创作。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有些西方汉学家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都是汉代以后的文献，当然跟我们的观点有分歧。但是，他们认为汉以前的文献没有完全定型，这和我们的观点一致。
如果刘向编撰文献，还限定在继历史本来面貌以及文献的还原上，而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就带有鲜明地重新阐释旧有文化的目的。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见他对《春秋》的重视。孔子对于《春秋》，我们现在看是在各国史料的基础上，以鲁国史料为基础编撰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应当是新书而不是旧籍。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也说明孔子确实整理过诗经。然后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孔子不但整理过诗篇，而且就其诗篇做过具体的阐释。也证明了其整理篇章时，其诗的分列、篇章的排序确有可适于礼乐的这种考虑。即使没有整理过篇章，只整理过音乐，而在当时音乐更具有礼的规定、内涵。无论如何，孔子整理诗经都是对诗的重新理解和阐释。孔子也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整理诗经得出的结论，也是他为阅读理解诗经所划出的思想情感的界限。由此，诗由观史的普通历史文献转换为含蕴经学易礼的教化文献。
因此，可以说从旧的文化中生发出新的文化。对于旧的文化的清理，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就是对旧籍的注释。我在《论经典》里列举了郭象注庄子的事例，《汉书》中的《艺文志》注录庄子52篇，郭象在向秀注庄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庄子》注，删去了他认为是“依取其势，妄断其说”的篇章，拟定为33篇，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庄子》，成为定本。然而也就是这个注本，出于魏晋诗人安身立命的需要，对庄子的重要思想做了有意识的误读，改造了庄子的思想。魏晋时期的诗人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曹魏和司马两个政治集团的权力之争惨烈至极。在这个时期，士人如何自全，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重大问题。投入这场厮杀的诗人，像嵇康这样与权力绝交，过着隐居的生活，也因为不与政权合作而杀身。所以，就有人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既进入司马政权做官，又逍遥俗世，像阮籍、向秀都是这样做的。适应诗人的这种特定需要，郭象的庄子注应运而生。经过郭象的改造，庄子不再远离人间，远离士人，成为既能维护君主权力，同时又不损害士人利益，既能给予士人享受荣华的理由，又能给士人精神回旋空间的著作。正因为这样，此后庄子才能被士人广泛接受。而晋代后士人所接受的庄子，已经不完全是庄周的、原始的庄子，也就是那个反仁义，反人文化、崇尚原始自然，追求绝对自由的庄子，而是加入郭象阐释，改造后的庄子。这个庄子打着自然的幌子，承认社会差别，承认名教，认为此差别和名教都是自然的。在此之上建立起士人的自由。郭象借助庄子，他创造了魏晋玄学。总之，传统文化既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又是衍生新文化的树干。
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化的创造并非毫无依凭，常常是借旧籍而生新义。重要的思想、重要的学派是在清理旧的文化中产生创造的，像魏晋的玄学，宋代的理学是这样。魏晋玄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王弼也是以老子注，周易注，建立他以无为本的玄学思想体系的。同样，宋代理学的朱熹也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注疏四书而构建起来的。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经验，做好清理阐释的工作，激浊扬清，使其成为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