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
进人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新型中国通史的开篇之作。他的进化论思想得益于他的朋友严复，至于著述体例、表达方式，很明显受到梁启超、章太炎二人的影响。
进入民国，用新方法、新思路写作中国通史蔚然成风，相当一部分大学者都有重写中国通史的冲动，即便以考史擅长、以断代擅胜的陈寅恪，对中国通史的编写也相当重视，对自夏曾佑至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作品，似乎都有涉猎，且有点评，甚至有意动手写作一部中国通史。可惜由于各种原因，陈寅恪除了在课堂上讲述过中国通史的某些断代外，并没有更详细的中国通史作品。
陈寅恪没有致力于中国通史写作，除了个人兴趣、时间、身体诸多原因，还有一个背景必须注意，即学风的转移。据钱穆回忆：“从前我中学毕业，回学校请教一位老师吕思勉先生，一部二十四史如何读法？他说:这极省力。他便帮我计算，一天读多少卷，几年一部二十四史读完了。我这是学我中学先生的方法。现在诸位不这样，诸位看不起通史，要讲专史。不但只研究一部专史，而且是在一部专史中挑选一个小题目，来写篇几十万字的论文，才能通过博士学位的考试。这样便做不成学问。我们今天走的西汉人的路。诸位或说，我们今天是走的美国人的路，美国人的路其实便已走错了。”假如我们注意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情形，但凡留学归来的，除胡适、张荫麟、蒋廷黻等极少数具有宽广视域愿意写作通史、通论，更多的学者无不像钱穆所讥讽的那样，选个小题目做个中等规模的论文。
其实从学术史角度说，钱穆的说法最具启发，中国历史学一贯重视贯通，由博而约。传统中国学者的正当学术路径是博览群书，打下一个广博的基础，然后再凭借个人兴致或述史，或考史。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孔子时代写通史，需要阅读、鉴别的史料远比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吋简单得多。到了宋代，要想完成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司马光就必须成立一个班子，从长编开始做起，否则没有办法穷尽相关史料。须知，司马光的时代，造纸术、印刷术，还没有普遍使用，人类积淀的文献尽管很多，但毕竟仍可以大致穷尽。
宋代之后，随着印刷术、造纸术的普及，史料越来越多，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即便没有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也开始向各个专门学科用力。在六朝各种典制，尤其是唐学者杜佑《通典》基础上，宋元学者马端临发展出《文献通考》，南宋学者郑樵发展出《通志》。这三部作品后来统称为“三通”，进而演化成"九通”、“十通”。在某种意义上说，“十通”表明人类知识急剧增长，包罗万象的通史编写越来越难，对史学家知识储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太炎、梁启超虽然都信誓旦旦要编写自己的中国通史，但他们事实上都没有完成，甚至根本无法着手，简直就是无从下手。
前人留下的史料太多了，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不要说近代以来突然增加的卜辞、敦煌文献、大内档案、满文老档，即便传世史书，即便卷帙有限的“二十四史”、《诸子集成》、《四库全书》，真正读完的又有几人？因而20世纪中国历史学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学术分化越来越严重，分科研究，专精的小题目研究，越来越细，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综合研究，整合研究越来越大，越来越闳大不经。一部新编断代史可以多达数千万字，一部专门通史可以数千万元立项，其实如果从学术史视域去观察，将来的学术史家一定会追问，没有全面细致的史料阅读，没有贯通理解，这些大型项目的主持者究竟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在细节上突破呢？
在章太炎、梁启超以后，阅读史料最多最细的有不少人。在我们这一代读书时，就知道前辈史家中读书勤奋的很多，比如陈垣对《四库全书》的阅读，钱穆对《四部备要》的利用，蔡尚思在南京书馆的泛读，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的精读，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历史学系师生最为敬仰的事情，也是我们那时不少人确立的一个“人生小目标”。我们那时普遍相信前辈学者的经验之谈，历史学一定是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没有最大量的博览，就不可能构建精深的学问。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出版了大批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在中国通史写作者群体中，吕思勉是少数几个将通史写作作为一个事业进行经营的学者，其写作遍次、写作冲动，几乎贯穿了其生命的全部过程。他的第一部通史作品《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是年，吕思勉刚满四十岁。严耕望后来讨论这本书时说：“在1920年代，一般写通史都用文言文，而（吕思勉）先生第一部史学著作就用白话文，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全书四册，内容丰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
三十年后，1953年9月，年已古稀的吕思勉拟就一个新的《中国通史说略》，计划重编，并与华东人民出版社函商。无奈此时“因中央人民出版社已分编出版范文澜同志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该书同时在华东印行，为避免重复起见"，华东人民出版社婉拒了吕思勉的新通史合作方案。
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吕思勉拿出很大精力写作中国通史。除《白话本国史》，更重要的作品为中日战争时期，吕思勉在上海“孤岛”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需要而编写《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翌年出版下册。这是吕思勉的一部重要作品，后来不断有出版社再版，或重印。这部书的写作、出版时间与钱穆的《国史大钢》相距不远，两个人的写作诉求也差不多，都是为了坚定中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两人在书的结尾均展望了中国未来，钱穆《国史大纲》结尾处为“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以为“在此艰巨的过程中，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厥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之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主张全部的政治革新，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自始即采革命的态度，不与满洲政府狭隘的部族政权求妥协，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唱保皇变法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当前政治、社会各项误点、弱点，虽取革命的态度，而对中国以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国内不主阶级斗争，不主一阶级独擅政权;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蕲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无产阶级革命，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集团者不同”。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视为中国的希望，“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蕲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而吕思勉《中国通史》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虽然也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信心，但他的结论并不是什么三民主义，而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商加以推行的原因”。35吕思勉的这个判断与钱穆显然不同，他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预言，显然也比钱穆更准确、更坚定：“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我请诵近代大史学家梁任公先生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以结吾书：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衹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马拉顿前啊，山容飘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吕思勉对于中国未来显然比他的学生钱穆更乐观更浪漫。这是我读吕思勉通史类作品时的第一个感想。
读吕思勉这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国通史，除了他的政治情怀，一心为现实中国寻找历史教训，第二个感想，就是吕思勉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用心经营通史写作的历史学家，也是最博学的通史大家。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吕思勉毕生用很大精力批阅“二十四史”三遍还要多。据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家世读书仕宦，至余已数百年矣。予年六岁，从先师薛念辛先生读，至九岁”；“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俾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页。先母无瑕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能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从其早岁读书经历看，不论其双亲，还是他自己，似乎都在追求传统中国博览群书的境界，在四部上下苦功，为将来治学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再据其回忆：“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读《史记》，照归、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后又向丁桂徵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照录一过。《三国志》则未得评本，仅自己点读一过，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读《续古文辞类纂》，对于其圈点，相契甚深。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所以我觉得治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是相需颇殷的。古文评本颇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终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点，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见，祛除净尽。这是枝节，现且不谈。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这是吕思勉1941年大约中年时期的回忆，其后数年，由于吕思勉继续在通史领域中工作，“二十四史”是他的案头书，时常翻检，不时考索，说他“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大概不为错。可以这样说，吕思勉从六七岁开始，以读书为己任，从清晨至深夜，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将二十四史反复阅读，并参考其他史书诸如经、子、集诸部，排比史料，详细考订，综合分析，贯通理解，订正了许多误记、错记，读《吕思勉读史札记》诸篇，可以深切体会其用力之勤之细。这是吕思勉的独门功夫，是其他各家不太具备的功夫。由此背景再去读吕思勉的通史类作品，其感觉与读其他作者同类作品大不一样。
再就是综合性贯通理解。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等传世经典的反复诵读，尤其是其数十年沉潜在大学，讲授中国通史，使他对中国历史建立起一个整体性认识，有一很深刻的贯通性解读。有论者以为吕思勉中国通史平铺直叙，无所侧重，既包括历代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学术、宗教风俗，又很细致地描写了历代政治变革，纵横交错，首尾相顾，其关注、涉及的内容，是二十世纪同类作品中门类最全最多最细。所谓无所侧重，并不是缺点，可能正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严耕望指出，“就著作量而言，（吕思勉）先生的重要史学著作，篇幅都相当多，四部断代史共约三百万字，《读史札记》约八十万字，总共出版量当逾五百万字，著作之富，可谓少能匹敌。就内容言，他能贯通全史，所出四部断代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非常踏实，贡献可谓相当大。我自中学读书时代，对于他的史学著作就很感兴趣，不但见到即看，而且见到即买。我在中学时代看《史通》，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他的治史与两位陈先生不同，他是宾四师的中学老师，但他们两人治学蹊径也不相同。综观他一生的治学成绩，可以称之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严耕望的评论确为不刊之论，公平公允公正懂行。两位陈先生是具有旧学根底的新学者，用新方法作专题研究与专题论文；钱穆介于新旧之间，既懂新更懂旧，他知道怎样像西人那样进行专题研究，能够写出《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那样的专题著作，但其价值诉求更倾向于传统中国学术的旧样式。至于吕思勉，虽然能够熟练运用新方法新理论，但其学术基本路径，不外乎传统中国学人的训练，在综合性、贯通理解上下功夫。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个奇观是，吕思勉不仅毕生用心从事其通史写作事业，而且毕生致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研究，力图用最广博的学问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综合、全面、贯通的视角，寻找历史真相。他在1940年代完成的《中国通史》上册中，分门别类讨论中国人的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贯通的理解，是从政治领域之外，从文化史的层面讨论中国历史。这一点与其他各家的通史写作很不相同。
最后，与二十世纪各家通史相比较，吕思勉中国通史是少数几种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集体写史固然有集体合作的好处，可以利用集体力量编写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大部头，但是集体写史也有不易克服的矛盾，撰稿人如果充分，或者说比较多地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那么这样的作品极有可能成为一部水平不错的论文集，如《剑桥中国史》。但是如果仔细辨别这些“准论文集"各卷各章之间的关联，也很容易发现许多集体合作的通史类项目，存在着重复、遗漏，相互冲突，或相互不协调的情形。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个性化的职业，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不在规模大小，而在能否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以这个标准回望20世纪中国通史写作，吕思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等几人的作品，大致实现了这个理想，以一己之力成一部或大或小的通史，详略不一，侧重不一，但无不逻辑自洽，以及史料运用上的自如。这一点诚如顾颉刚评述的那样：“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历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从这个评价中可以体会吕思勉通史研究与写作等意义。
理想的通史写作，需要丰富的阅读、宁静的心态，以及尽可能的价值中立，还需要对断代史研究前沿的追踪与把握。吕思勉对一些断代有自己的研究、著述，对于纵向的制度史、学术史、思想史、民族史，以及目录学、文字学、历史研究法，甚至西洋史，都有自己的著述，这些著述当然并不都是第一流作品，但无疑对于作者撰写中国通史的学术储备、学术视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吕思勉数十年沉潜，不求闻达，不追逐时尚，在他内心深处，最相信的是学术史评估，而不是生前的热闹。现在有机会重读其发奋潜心写作的中国通史，不能不由衷敬佩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是无愧于时代的大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