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学遗产》 2012年第1期130-131,共2页
有学者讲到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应该给历史学打工，可能是批评我的，我虚心接受。但各人的学术定位有所不同。我虽然在中文系任职，但自己定位是文史学者，而非仅是文学史学者，即就自己的能力，在文史两方面都有所涉及，并希望因为对两方面的关注，能够兼摄并融，各取所长，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也许因为这一缘故，我在最近三十年间，在我所熟悉的唐代范围内，看到文学、历史两个不同学科的发展过程，感到有责任将自己的感受提出，供各位参考。
80年代初，我刚步入学术领域，唐代文学研究面临重大转型。在吸取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同时，更多地参取近代唐史大师陈寅恪、岑仲勉的治学方法，一是穷尽所有地占有文献，二是严格区分史料的主次源流，三是努力追寻唐代文人的生活真相和作品事实，从而最大程度地还原文学写作的本来面貌，对作家作品作出恰当的解读和评价，并进而促进了诸如文学团体的研究、文学与社会文化各方面关系的研究。那时的感觉，唐代文学学者更关心唐代基本典籍的整理和校读，更关心人事、职官、制度、地理工具书的编纂，正是以文献考据为基础的基本建设，带动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相比较来说，唐史界的正统习惯似乎维持较久，即便在基本史实研究方面也落后于文学圈。我记得很清楚，1987年我在黄山见到一位唐史有名学者，自我介绍说在补《全唐文》，此公回答我：“我研究唐史，从来不看全唐文。”我顿觉无语。
但最近二十多年，海内外唐史研究的治学格局和整体成就，发生了沧桑巨变，这是大家都注意到了的。追溯其原因，一是因为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完整发表，为唐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立体文献宝库，推进了唐史研究在一代社会细节研究的全面展开；二是新史学或新社会史研究成为学术的主流，改变了原有的学术视野和方向；三是与欧美、日本和台港主流史学的交流的全面深入，并逐渐形成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基本学术规范。还可以说得再具体一些。敦煌文书中的籍帐，是寺院或官署的财物记录；吐鲁番文书中的受田残片，揭示了均田制在基层的落实情况；敦煌转经文或龙门造像记，提供了民间信仰的实况；墓志中的纷繁记录，包含了世族谱系和婚姻状态的描述，妇女生命历程尤为正史所忽略；新发现的天圣令是唐代行政法规的详尽记录。这些文献带动了唐史研究的一系列热点。新史学源自欧美和日本，台湾的转变经历了从食货半月刊到新史学》的承继，起步比大陆略早。较具代表性的一篇宣言，即杜正胜的《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第三卷第四期，1992年12月)，认为“以前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政治、经济和狭义的社会层面”，“经过前贤的努力，这些问题可能泰半已经解决，或虽未解决，但在既存条件下似不可能有新突破”。新社会史则“增益人民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的部分”，并提出十二项纲目，包括生态资源、产业经营、日用生活、亲族人伦、身份角色、社群聚落、生活方式、艺文娱乐、生活礼仪、信仰与宜忌、生命的体认、生命的追求。每项下又分许多细目，如日用生活包括饮食、衣着、建筑、行旅，生命的体认包括身体、医疗、命运、生命限度的突破，等等。可以说将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包含了进去。这些方面的研究，现在都成为史学研究的显学，唐代也是如此。至于基本学术规范的建立，大约《唐研究》是一个范例，只登论文和书评，所有论文应有学术史的叙述和海内外已有研究的回应，拒绝即兴的随感和浅尝辄止的杂记。
唐代文学研究三十多年来成就巨大，特别是在作家生平研究、别集文本笺注、基本文献发掘和考订、文学集团和体派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研究诸方面，都有重大的建树。但相比较来说，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与唐史研究的全新面貌来说，似乎改变不是那么大，部分研究有停滞难前的现象，更没有形成大的热点。我与许多朋友谈起过这一现状，大家都有改变的愿望，但又似乎没有好的建议。有些想法是共同的，即古代文学研究的今后发展，首先还是应立足于文学本位，坚持以文献为基础，重视文本解读，追求独立创新的研究；同时，也应该参酌人文领域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趋向，作适度的改变。我更多地觉得，新史学的许多主张，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的。或者说，我赞同某次史学会议提出的口号：新史料，新视阈，新方法。
新史料，所有学者都很重视。清末以来唐代新史料的发现最为可观，尤以敦煌遗书、域外文献、佛道二藏和出土碑刻为大宗，研究颇多。就文学研究来说，新见文献足以补充作品，增加作者，有资考订纠误，前人做了大量工作，还都是传统的文本考订工作。即便如此，大约学者的研究仍然跟不上新史料的发现速度。近代以来出土的大批墓志，至今还仅停留在文本整理阶段，研究远还不够。新见文献更重要的价值，则在提供了传世典籍不具备的研究价值，如敦煌吐鲁番文卷、长沙窑瓷器中大量通俗诗的趋同性，提示了民间诗歌流布的真实状况；敦煌吐鲁番的学郎题诗，可以见到童蒙文学教育的实况；佛藏和敦煌所出佛曲及王梵志诗，提供了佛徒以白话诗谕俗弘法的大量作品；唐人为亡妻所作墓志，存世文献仅存三四篇，出土墓志所见已经超过百篇，对研究唐代的夫妻感情、家庭生活都很重要；出土墓志不是经过历史选择的文本，其写作最能见出唐代文章的写作风气。还可以谈许多，不一一。
新视阈，我认为可以包括研究的视野、取径和方向。就古代文学来说，似乎很长时期来将文学史作为主要工作，将作家作品论作为研究重点，都有所偏失。从最初的文学史开始，都是为应对教学而编写，描述主要变化，介绍作家作品，只能粗具梗概。我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可以开拓的领域非常开阔，许多方面几乎还有待拓荒。比如丧挽文学在存世唐人文章中大约占据三分之一强，至今缺乏系统研究；相比较抒情、叙事文学，议论文学研究大大滞后，应用文学研究还未形成规模；相比较精英文学，社会下层文学写作还很少受人关注；接受传播学研究风气渐盛，但基本还局限在影响研究，其实任何一个作家、一篇作品都有其传播史，以扎实的文献为基础的研究尤其可贵。前此列举新社会史研究的每一个方面，其实都与文学有密切关系，比如亲族人伦，正是许多文学作品表达的内容，与现代道德并无违忤，只是学者常加忽略；再如身体文学是近年的热点，其实如杜甫、白居易、韩愈、欧阳修等都常写自身状态；家庭、婚姻、妇女是国际汉学关注的热点，有关文学作品太多了，可惜研究还跟不上。当然，文学的根本是写人，但研究作家并不等于写人。朱东润先生一直倡导以英国传记文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即从最基本繁复的文献考订做起，在文本解读中融入对生活的透辟体悟，在社会人事纠纷中诠释杰出人物的生命历程，终以文学笔触写出，生动真切，绝不虚构。可惜现在的许多评传，见事见文，但并不见人。
关于新方法，比我了解更充分透彻的学者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一些学者从纵的方面提出古今打通，我很赞同。我所服务的复旦大学中文系1925年的成立报告就提出“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办系宗旨，业师朱东润先生也一直坚持凡研究现当代文学应先读 《史记》 。但从横的方面说，我觉得还应该提打通四部，尊重传统旧学的格局，开拓文学范围。前人说“六经皆史”，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六经皆文。古代文人的知识构成，其实都是淹贯四部，辞章之学尤为显著。一流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的著作也都遍及四部。要研究他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学问准备，没有对各部类学问的同情理解，其实很难做出清晰判断。《论语》四科的文学，今人解为文章博学，其实汉唐间最称道的博学宏词，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今人多取西方定义的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认识有很大不同。至少从研究者立场来看，中外的文学立场都应该尊重。从传统的四部之学转变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学科格局，部分得到了延续，如小学归于语言，诸子归于哲学，部分得以转型，如佛道归于宗教，金石归于考古，还有很多被放弃了，比方经学、杂家、方术、时令、谱录等，更何况传统学术的著作体式和评价原则都与现代有很大不同。我从三十年前开始唐代诗文的辑佚，逐渐明了四部群书都可能保存文学文献的道理，因而有可观的收获。近年关注被废部类或典籍的研究，也有不少采获。我相信，学者能关注四部，融通传统学术，对开拓文学范围，确定评价原则，理解文人生活，解读文学作品，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