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 李照国
2018-09-15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一、《黄帝内经》译感
我本农家子弟，幸蒙世恩，得入学府，先习国语，后研西文，寄象之门，由是而入。
惜自幼禀赋羸弱，屡遭风寒，未及而立，形神俱危。师友亲朋有业医者，常馈奇方异草。感其至诚，无问源流，一并食之，岂料旧忧未解，新患且增。不得已而践足医道，以求自生。先习国医于秦都，次修西技于唐府，后研明堂于海上。
本欲精修岐黄之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中以济斯民之苦，下以解负薪之忧。怎奈医途嶙峋，险若蜀道，遂执楫泛舟，逐波译海。历经数载，译医卅卷，匹夫之责，稍得尽矣。《内经》之译，廿载有余，沉舟病树，飘摇至今。
《内经》者，华夏古国医家之祖，医典之宗，虽成书于秦汉，然绵延千秋未绝，至今仍为国医之根，临症之本。唐人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赞之曰：“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遐迩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
是故欲习岐黄之术者，必得精修《内经》之学。自古医家，莫不如此。悬想习医之初，遵师之教，日诵百言，揣摩词义文旨，考究天数地理，虽常昏然不解，心却时有所动，以至弃文从医，步入岐黄大道。
其时中西冰释，交往日繁。国医之术，渐为人识，赴华习修者，与日俱增。传译之务，别为一业。然岐黄之术乃华夏上古医技之传承，泰西诸国鲜有相当之理法方药以应之，遂使译事辞不达意，举步维艰。我因旧曾研习西文，故于修医之余，常为师友翻书译文，由此而深感译华医于西文之不易，因之而萌发精研译理、传译《内经》之愿。
《内经》之译，始于丁卯年春，终于丁丑年夏。风雨十载，未有片刻之废。其文古雅简博，其理玄奥趣深，常不易解。不得已，闭门苦读，沉思冥想，遍览诸子，探求门径。虽字斟句酌，惜难尽善。故译文向未刊印，仅作译技雕琢耳。辛巳年秋，友人张公来沪，欲与沪上朱公协作出版英译之《内经》。张朱协约，先出古、今、西对译本于长安，后出西文译本于海上。按此协约，《内经》之古、今、西对译本甲申年春版于长安。嗣后三载，译本经师友披阅修正，再邀西士麦琪笔度，今于沪上付梓古、西对译文本，以践前约。为方便阅者计，译篇之外附以经文，经文之上，配以拼音。
《内经》译事，非比寻常。千古经典，万世训示，字字珠玑，句句天言，名实之辨，实难释然。为求忠实，字斟句酌，亦步亦趋，不敢有分毫之违。所循之大道常法，乃“译古如古，文不加饰”。或云此法迂腐，此行昏聩。惜译人生性笨拙，只能缩手如此，不敢有非分之举，唯恐失之旁门，谬传圣教。从译之际，悬悬于心者，惟此而已。廿载春秋，殚精竭虑者，忠信二字。紧扣经文，比较古今，综合诸家，多法并举，取常存异，文不加饰，分寸之间，谨小慎微。此即我译《内经》之法技。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一者，道也。万物得道则生，译事亦然。循一守意，成之以诚。
《内经》译事，追本求源，“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二、《伤寒杂病论》译感
国学者，天人相应之积成，天人交融之精诚，天人合一之大成。盘古开天，国学与天地并生；伏羲造易，国学与六合并韵；炎黄树人，国学与三才并举；三代立本，国学与百族并融；秦汉统制，国学与万邦并荣。今日之高丽、扶桑、交趾，即其明证是也。
此非鄙人之见也，实乃历朝学人之志也、历代国人之意也。其志者，非梦也，非幻也，实乃春华秋实之景也；其意者，非妄也，非狂也，实乃天晴日明之象也。自三代以至汉唐，国学之神韵、国文之形意、国体之本末，皆悉传入中土之邻邦。其传者，非国人之意也，实异族之愿也。岁岁年年，高丽、扶桑、交趾，遣汉使，遣唐使，遣宋使，遣明使，跋山涉水，奔波神州。其行者，非劫财也，非谋利也，皆潜心研国学，习国文，求国典，由此而开辟夷人传承国学之坦途、光大国文之路径、珍储国典之宝库。
今日高丽所谓之韩医，扶桑所谓之汉方，交趾所谓之越医，皆随国学国文而传入之国医国药也。值此所谓之现代世界，国医于夷地，其形神意趣，则依然如故。其纯真，其淳朴，一如千秋万代之国学、国文与国医。自夏至清，中土虽时有改朝之举，虽偶有亡国之恨，然国学、国文与国医，则始终未因之而易，更未因之而亡。此态此势，非国人以命守之，实夷人以心继之。夷人既亡大汉之国，既立本族之邦，何以“继”大汉“往圣之绝学”？“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即其绝世之因由也。国学既“写天地之辉光”，既“晓生民之耳目”，自然感夷人而化夷邦，融百族而合万国。
惜哉！大明亡而大汉崩，大清衰而大汉丧！自鸦片之战，泰西列强，一如六淫七邪，借大清衰亡之际，侵入中土，劫江河，毁山川，破原野，欲攻赤县而灭神州。华夏之三才，由此而崩裂，炎黄之子孙，因此而昏聩。自此以来，反孔者，疑道者，日千千而年万万。时至今日，崇洋者，媚外者，已非千千万万，实乃举国上下。何以见之？“洋装”谓之“正装”，可谓不言自明矣。“洋装”谓之 “正装”，“国装”何以谓之？“斜装”也？“邪装”也？何人可以告知？何人可以明之？
国医于高丽、扶桑，至今依然淳朴，依然纯真，此与其“国装”为“正装”之心境，自然一一而相应，时时而对应。国人以“洋装”为“正装”，其国医自然难以淳朴，难以纯真。其国学，自然难以传承，难以光大，甚或亦趋绝矣。国学之绝，何以见之？所谓“正装”者，皆系形之以形者也。而以夷人之教代之以儒道，则系神之以神者也。夷人之形，自有“直方大”之趣矣。其直形，其方形，其大形，可鉴可取，自然而然。荀子所谓之“善假于物”，即言此矣。夷人之教也，乃其祖之传，其宗之缘，国人理应知之，理应明之，此乃彼此相尊相敬是也。恰如邻人之父母，彼此知之敬之，共和同合。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即言此举之要也。彼此虽相尊相敬，然彼之父母皆彼之父母，绝非此之父母，岂能取而代之！此理可谓人人知之，然其理之上者，其理之深者，却并非人人知之，更非人人明之。
如今中土之国医，皆遍布泰西之盗汗；神州之国药，皆洞穿西洋之涎沫。其历来之精气神韵，皆若寒冬腊月之日辉，明而无温，亮而无暖。此皆系传夷人之教、行夷人之理、遵夷人之道之故尔。国学乃国医之根，国文乃国药之本。国学绝矣，国医何以行健？国文异矣，国药何以载物？今日之神州，仰观而无吐曜，俯察而无含章。其故不辩自明矣。倘若“君子终日乾乾”，国人何以至此？“黄河之水天上来”，其水虽黄矣，必自然矣。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即言此矣。倘若“黄河之水泰西来”，其水虽清矣，然必毒矣。之所以毒矣，皆因化学元素变幻之故尔。今日闹市所售之诸水，即化学变幻之象尔，其毒矣，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自明晰天理以来，鄙人常告知友人学子，人人皆有两系基因，一则生理，与生俱来，无需求索。二则文化，全凭自力，仅求索而不可得，唯修身而方可具。惜哉！此理虽可人人知之，然身处物化时代，何人甘愿自修、自取、自得？
以译事观之，则学界国之意识、民之见识、我之胆识，可谓淡而无象矣。国人之“龙”，谓之始祖。“龙之传人”，即谓此矣。然不知何人、何时、何因、何意，竟以泰西之dragon对译国人之“龙”。泰西所谓之dragon，非华夏始祖之 “龙”矣，实乃恶邪也，豺狼也。西人所谓之monster，即喻dragon是矣。故而以dragon译“龙”，即以恶邪之喻神州也；以descendants of dragon译“龙之传人”，即以鬼魅之喻国人也。若神州为邪恶，若国人为鬼魅，岂能善乎夷人？岂能和乎异族？鄙人曾呼学界、译界、政界，明其善恶，辨其是非，除其正反。惜哉！时至今日，无人应之。
自鸦片之战至今，泰西之言、文、学、教，一如今日之雾、霾、沙、尘，铺天盖地攻九州，山呼海啸陷神州。如今之举国上下，皆谓泰西之Bible“圣经”，皆谓西洋之Christmas“圣诞”，即其明证是也。某冬日时节，我为台胞授课，恰逢西洋之Christmas，课间学子拱手谓之曰：“耶诞快乐！”吾闻之不禁慨然，随问之曰：“何以谓Christmas耶诞矣？”学子曰：“吾等皆国人也。国人之‘圣诞’，唯孔子之诞辰是也。”吾闻之，面红而耳赤，心酸而气滞。课后离席，魂消魄散，愧羞难已。自此以来，我以此为症瘕，时常告诫诸界学人政客，时至今日，依然无人应之。
惜哉！惜哉！
《淮南子》曰：“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此“中”若喻之“中土”，此“外”若喻之“外夷”，则国人将因之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乃鄙人译解《内经》《难经》之所感也，译释《伤寒》《金匮》之所悟也。此感此悟，非偏异之见也，实举目之望也，侧耳之闻也，扪心之问也，刻骨之切也。
三、《神农本草经》译感
神农者，炎帝是也。炎帝者，华夏之始祖，农耕之神灵，本草之厘定者也。《神农本草经》虽成书于秦汉，然其表里本末，皆源自神农。远古之神农，一如五帝之轩辕，志在治国，意在救民。故理政之余，常俯察山谷池泽，以明辨草木、金石、鱼虫之性味，为民生而寻路径，为民健而探良方。
鄙人初入杏林，即闻黄帝之理法、神农之方药。其理法，高不可际；其方药，深不可测。上下求索数载，方知何谓“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学而时习之余，即探索西译岐黄之法技。学古文，读诸子，习国学，研岐黄，译国医，此即鄙人译岐黄之历程也。
历经廿载，《黄帝内经》之译毕矣。其译之难，可谓无以言表。一字一词，即难辨难达，况乎一句一段，一篇一卷？阴者，阳者，气者，精者，神者，即难辨难达之常例也。春夏秋冬，常译常惑。进而退之，退而求之，求而惑之，惑而困之，此即鄙人译《黄帝内经》之体验也。虽困惑如此，然心志却从未移也。所谓“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即鄙人之感验也。
《黄帝内经》者，国医之理法也。虽理奥法博，然方药则鲜。《神农本草经》，方药则众，故而救民有道，健民有肇。译毕岐黄，即译神农，此可谓其缘由也。历经三载，《神农本草经》之译即毕矣，盖因其字简文洁，方药为先，无奥博之理法困之，无奥奇之字词惑之。
西人译《神农本草经》，皆视“神农”之“农”为农人也，故以DivineHusbandman译“神农”。以华夏文明观之，“神农”者，实“农神”也，非神圣之农人也。故鄙人所译之“神农”，皆Agriculture God，而非Divine Husbandman。如此之译，唯求信也，非求雅也。
《神农本草经》者，国医之经典也。何为国医之经典？三代至秦汉所问世之典籍也，即国医之经典也，《黄帝内经》《黄帝外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即其是也。嗣后之历朝历代之国医典籍，皆系国医经典之释难释意也，补益补充也。
尘世风雨霜雪，人生寒热温凉，皆为译国医之楼台，译国学之闲阁。此生所欣然者，皆系于此矣。
四、《黄帝外经》译感
《黄帝内经》者，古人知之，今人晓之，夷人明之。其精气神韵，若日月叠璧，以应人之阴阳表里；其理法方药，似山川焕绮，以合人之寒热虚实。其传承者，千秋万代而不绝；其传扬者，天高地厚而不竭；其传播者，五洲四海而不尽。
善哉乎？尽善也！至哉乎？止至也！
然则矣，其不善者，有之；其不至者，亦有之。何以言之？《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右医经七家。”然自秦汉以降，《黄帝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皆亡矣。如此绝圣之经，何以亡之？天地翻覆乎？乾坤倒转乎？无人知之，无人晓之。
鄙人幼时学国语，习国学，童子之功虽弱，炎黄基因尚强。弱冠之年，入长安夷学之府，学夷文，习夷语，方知夷之夷者也。四度春秋，夷学终矣，夷业成矣。随之赴秦都，入国医学府，教夷语，学国医，习译理。此时之国人，虽重工商，亦重文理。故而国医之传承，依如往昔，无争无异。鄙人既学国医，亦译国医，尤以《内经》之学而时译之为重。可谓“学而时译之，不亦说乎”！
学国医、译《内经》之时，鄙人即知《外经》之亡矣，且无可觅之。虽感诧异，亦无可奈何。某日寻觅《针灸释难》，偶遇中医古籍社所刊之国医典籍，名曰《外经微言》，即《黄帝外经》是也，惊诧之至！
此《外经微言》，乃天师岐伯所传也，明人陈士铎所述也。古籍社刊本云，本世中叶，《外经微言》偶现天津某书馆，近年始得问世。然《外经》问世至今，皆若秋风落叶，无人问津。医界皆云其“伪者是也”，故而几无学者，亦无习者。鄙人译释《内经》之余，亦研读《外经》，感触可谓至深。以医者言之，则《内经》重治已病，《外经》重治未病，两向合一，则天人相应也。其理法之意，不言而喻。
然以史学观之，则《外经微言》之疑，确非风言风语也。《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然陈公所述之《外经》，仅九卷而已，非三十七卷。由此观之，则医界所谓之“伪者是也”，确非妄言。然以医理观之，则陈公所述之《外经》亦具“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之佳径。若实为陈公之托名，其所论所道，亦为明时医家之卓见卓识，可补《内经》之理法，可充《内经》之方药。其医理医哲，自不待言。鄙人欲译《外经》，其意何为？亦不待言矣！
鄙人译《内经》之时，时疑时惑，时茫时困。然译《外经》之时，则时定时静，时安时虑。历经三载，《外经》之释译，今晨毕矣。回望三春三秋，悟感可谓多矣！
今之国人，皆欲传中土文化于泰西，时而宣之，时而论之，且言且幻，如日升天。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确乎传入泰西者，唯国医是也。而《黄帝内经》，则为国医外传之坦途、国学外扬之蹊径。此行此势，夷人明之，国人异之；夷人求之，国人厥之。此情此景，天知地晓，无须赘言。所期期以待者，唯《黄帝外经》之传是也。此乃鄙人释《外经》之意也，译《外经》之趣也，传《外经》之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