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章思英
2018-09-05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指由中华民族主体所创造或构建，凝聚、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词或短语形式固化的概念和文化核心词。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自然、社会进行探索和理性思考的结晶，代表着中华思想文化的精髓和基因，体现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追求、共通的价值观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阅读中国、倾听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渴望了解中华思想文化及其术语。遗憾的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国际传播却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一方面，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诠释缺乏全面整体的规划，很多思想文化术语的诠释还停留在高端学术研讨的层面，没有考虑国际传播工作的特殊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没能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术语为基础构建起系统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我们经常使用的主要还是西方话语或者按西方话语标准来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文化及其术语进行诠释、剪裁甚至取舍。即使我们使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术语，也往往由于对话方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而难以理解这些术语的确切内涵或深层寓意，因此很难实现中西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借鉴。中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加之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还有汉语与西方语言从传统到形式的巨大差异，都成为影响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对外传播的天然障碍。
2014年，为做好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作，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以下简称“术语工程”）。工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术语的整理与诠释，二是术语的英译。本文主要讨论术语的英译原则以及应用。
“术语工程”的目的是对外传播中华思想文化，准确理解并翻译原文是最基本的原则，或者说译文必须准确体现原文的内涵，即术语的思想文化内涵。
（一） 注意作为术语的思想文化内涵与其作为普通语文词的含义的差别。以 “良知”为例，“良知”的语文义是“良心”，《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良心”的释义为：“本指人天生的善良的心地，后多指内心对是非、善恶的正确认识，特别是跟自己的行为相关的。”与之对应的英文词是conscience，但是否可以直接这样翻译呢？作为思想文化术语，“良知”的基本含义是“人天生所具有的道德本性与道德上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它还包括“亲爱父母、尊敬兄长”“天理”等具体内容，这些又都是conscience所不具有的。鉴于“良知”的基本含义以及“良知说”是孟子性善论及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我们在音译的基础上括注了意译词conscience，以体现“良知”的主要内涵。
（二） 不强求字面义的对应。以“化干戈为玉帛”为例：“‘干’和‘戈’是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两种武器，借指战争、武力冲突；‘玉’和‘帛’指圭、璋等 玉器和束帛……用于表示和平共处之意。译审组采用了两个并列的翻译方式: Beat Swords into Plowshares /Turn War into Peace。前一个译文是地道的英语谚语，sword和plowshare分别象征战争与和平，与“化干戈为玉帛”有异曲同工之妙；后一个译文是典型的意译。两种译法都较好地体现了原文的内涵。
（三） 谨防形同义异时的误译。以“上帝”为例，一般读者都熟知“上帝”是英语God的中译，是基督教传人中国后，基督教教士对其所崇奉之神God的译称。但实际上，“上帝”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古词语，作为思想文化术语，它有两个主要含义：其一，上古传说中指主宰宇宙万事万物的最高天神，也叫“天帝”。其二，指帝国或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即帝王、君主，包括远古或死去的帝王、君主，犹言“天子”。显然，这样的“上帝”绝不能直接回译为God,否则 极有可能误导英语读者。根据“上帝”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含义,译审组最后确定译文为Supreme Ruler /Ruler of Heaven,从而较好地传达了这一术语的基本内涵,避免了英语读者可能产生的误解。
（四）尽可能避免译文表意不明。以“般若”为例。这是一个源于佛教的术语, 源自梵文音译。译审组经过讨论,没有采用音译,而是将其译为 Buddhist Wisdom, 因为只有这样翻译才最接近“般若”的本义。“般若”释义的最后一句话是：“这种智慧本身无形无相,不可言说,仅能依赖各种方便法门而有所领悟。”其中的“方便法门”如何翻译呢？最先，我们译为：It can be understood and gained only through skillful means of Buddhism。从字面上看，将“方便法门”翻译为 skillful means of Buddhism并不错，但意思并不清晰。后经过向哲学组和精通英文的佛学专家反复咨询，根据他们的解释，我们将译文修改为： It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undertaking a variety of accessible Buddhist practices。用通俗的话说，“方便法门”就是“易于达到的佛教修行方式”。显然后一种翻译比前一种意思要清晰。
二、译文应体现术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不强求术语译文的唯一性
每条术语都包括术语条目、释义、引例三部分。术语的引例，不同于语文词典中的例句，后者的功能是引证某个词语在语言中的实际应用，而术语的引例有四个功能：第一，说明术语的来源；第二，补释义之不足；第三，引证古人的权威解释；第四，展示术语经常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典型语境。在引例中，术语会因出现的语境不同而具体含义也会发生变化，那么，术语的英译自然也要相应地随之改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用example或example sentence而用citation的原因。我们的处理原则是，术语在引例中的具体含义与术语的基本含义不完全相同时，在翻译时不强求译文完全一致。
仍以“良知”为例。对“良知”这条术语，我们采用的是音译加括注意译的方式，即 liangzhi（ conscience）。 而在该条目的两个引例中，“良知”却有更灵活 的含义，英语译文也须表达出这样的含义。
【引例】1: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尽心上》）
英语译文： What is known without thinking is the innate knowledge of goodness. Mencius）
【引例】2：天理即是良知。(《传习录》卷下)
英 语译文：Principles of Heaven and conscience are the same in essence. Records of Great Learning)
在【引例】1中，“良知”的意思是“天生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能力”，孟子认为它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善良本性，因此我们将其中的“良知”译为 innate knowledge of goodness。而在【引例】2中，王阳明用“天理”解释“良知”，是说“天理”和“良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含在“良知”中，这样的含义似乎更接近英文的conscience。术语出现的语境不同，对术语的英语翻译也应有所变化。中华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体现在术语的内涵异常丰富而且深层含义灵活多变，一种译法很难涵盖这些思想文化术语的全部内容，因此可以有多个译法，尤其是要根据术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选择最合适的译法。
三、在参考汉学家及前人翻译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翻译，避免误译
自16世纪利玛窦翻译《四书》，迄今已有数千种中华思想文化典籍被译成英语及其他语言，西方汉学家论述中华思想文化的著作也非常丰富，其中蕴藏着大量的术语英译方面的资源，这些是我们今天从事术语英译工作时的重要参考。 “术语工程”还特别邀请了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 )、安乐哲(Roger T. Ames )、 韩安德(Harry Anders Hansson)、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等十一位资深汉学家参与译文审订，他们精通英汉双语，通晓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订正错讹、提高译文质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汉学家在审订译文时，有时会对译文重新翻译。以“兴观群怨”为例，这是孔子用来概括《诗经》四种主要功能的术语：“‘兴’指通过作品的欣赏引发联想，激发欣赏者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与志趣提升；‘观’是通过作品认识自然与社会人生的各种状况，透视政治得失；‘群’是围绕作品与别人展开讨论，交流思想感情；‘怨’是表达对社会时政的不满，宣泄内心的情感。”如此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仅浓缩为四个汉字，而在英语里很难用同样简练的语言表达。最先我们的译文是： Stimulating the Mind， Being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Self- contemplation， Teaching the Art of Sociability， and Showing How to Regulate Feelings of Resentment。应该说这个译文较为准确、完整地表达了术语的内涵，缺点是行文冗长，与汉语的言简意赅相去甚远。“术语工程”特邀汉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恺先生在审订时指出，“对英语读者来说，这样就不像一个‘词’的翻译，而像一整个句子”。他建议用四个关键词来翻译以上内容： Stimulation， Contemplation，Sociability，and Criticism。艾恺先生认为翻译应该是“整体意义的传译而非逐字翻译”，这也正是“术语工程”译审专家在审稿、定稿时遵循的翻译的普遍原则之一。这样简明扼要的翻译例子还有“修齐治平”（Sef-cultivation，Family Regulation，State Governance，Bringing Peace to All Under Heaven）、“温柔敦厚”（Mild，Gentle，Sincere，and Broadminded）等，虽然这些不都由汉学家直接翻译，但多是经他们审订认可的译文。
（二） 汉学家在审订译文时，往往会关注到一些中国学者习以为常而外国读者可能产生疑惑的内容。如术语“怀远以德”的引例：
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左传.僖公七年》）
引例中的“齐侯”指的是齐桓公，译者最先也是按照“齐桓公”翻译的，即 Duke Huan of Qi。这样翻译并不算错。汉学家韩安德先生审稿时指出，虽然“齐侯”就是“齐桓公”，但原文是“齐侯”，则应翻译为“侯”（marquis），不应翻译 为“公”（duke），因此我们按照引例的原文改为Marquis of Qi，同时在“齐侯”之后括注“齐桓公”。至于齐桓公该不该称“公”，问题就太复杂了，虽然根据春秋时期的历史以及相关典籍的记载，称“齐侯”为“齐桓公”也是可以的，但最大程度贴近中文文本是我们进行英译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不要轻易改变。
韩安德先生还建议，中国古代贵族爵位的翻译，可以采用英语的对应头衔，即：公（duke）、侯（marquis ）、伯（earl/count）、子（viscount）、男（baron ）。但他也指出，这样的对译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毕竟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欧洲中世 纪社会。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翻译，一般读者可以接受，而专家或专业读者是能理解二者之间差异的。
（三）在借鉴已有翻译成果方面，用得最多的是典籍名称的翻译。因为每条术语都有1—3个引例，每个引例都注明了文献出处，这就涉及大量古籍名称的翻译。许多典籍名称已有约定俗成的英译，如《论语》（Thee Analects）、《易》The Book of Changes）、 《春秋》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等。 但也有不少引例选自不很常见的典籍，或者旧有书名翻译不很准确而需要重译。如张载的《正蒙》，书名出自《周易》蒙卦的彖辞“蒙以养正”。“蒙”是蒙昧，“正”是使其正，意思是使蒙昧者归于正道，所谓“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就是用圣人的思想来“正蒙”因此，经过斟酌，我们将《正蒙》译为Enlightenment Through Confucian Teaching's，使书名的深层含义得以体现出来。再以《国语》为例，约定俗成的译名有Discourse on the States （张震久、袁宪军1994: 326 ），而《国语》主要记载的是春秋时期八个诸侯国与政事相关的言论，我们在旧译名基础上改为Discourses on Governance of the States。与旧译名相比，新译名更能体现作品的内容和特点，也更便于读者理解。
四、当意译不能涵盖术语的全部含义或难以表达术语的基本含义时，采用音译
在开始确立翻译原则时，是否采取音译，在多大程度上使用音译，专家们也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一派观点认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有其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英语中往往没有与之对应或基本对应的单词、词组或短语，难以传达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全部含义或深层含义，因而主张多用音译，甚至将音译提升到“文化主权”的高度来认识。经过广泛征询学界及译界专家、汉学家以及从事对外传播工作的专业人士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更广泛地传播中华思想文化，让外国读者更方便地了解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应该是:能意译的尽量意译，不能意译的再取音译，或用音译+意译的方式。一些最核心的思想文化术语，如 道”“德”“理”“气”“太极”“阴阳”“境界”“象”“趣”等往往高度浓缩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内容，在英语中确实难以找到相对应的词、词组或短语，因此音译自然成为不二之选，而且其中有些术语 的音译已经为西方读者所熟知。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第1辑（《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委会2015a）100条中有34个术语、第2辑（《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 委会2015b）100条中有17个术语，分别采用了纯音译或音译+意译的方式。
以“五行”为例，常见的英译是（the） five elements,这个翻译并不错。但在术语工程中，哲学专家列出了“五行”有三种含义:“其一，指五种最基本的事物 或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即金、木、水、火、土……其二，五行进一步被抽象为理 解万物和世界的基本框架，万物都可以纳入到五行的范畴中，并因此被赋予不同的性质。其三，指五种道德行为 指仁、义、礼、智、圣。” five elements只能表达第一个含义，无法涵盖第二、三两个含义，因此只能采用音译，即wuxing。
再以“有无”为例。“‘有无’有三种不同含义：其一，指个体事物的不同部分，实有的部分为‘有’，空虚的部分为‘无’；其二，指个体事物在生成、存在、消亡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状态，既有之后、未消亡之前的状态为‘有’，未有之前与既终之后的状态为‘无’；其三，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或其总和为‘有’，超越一切个体事物的无形、无名的本体或本原为‘无’。”根据“有无”的 释义，译者采用了音译+意译的方式：you (being) and wu (non-being)。有些学术著作，如冯友兰(2015：176)《中国哲学简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come into being from Being( You) and Being comes into being from Non-being ( Wu )o ”，吴千之(2013: 97 )《老子如是说：道德经新注新译》：“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All things under Heaven are Born of Being， Being is Born of Non-being。”在定稿前征求专家意见时，“术语工程”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柯平指出：“在西方哲学中，Being (‘是’或‘在’)是一个形而上学本体论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用思想来推理的永恒实在。 Non-being 则是现象界可见可摸的东西，但不是实在的东西。前者为本，后者为末。上述译文，在西方读者看来，正好本末倒置。”王柯平的见解是基于他对老子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的研究与比较。因此王柯平建议将“有”，翻译为being-with-form，将“无”翻译为being-without-form，而不是being和non-being。 译审组根据他的意见，考虑到中国哲学本不同于西方哲学，经过与哲学组讨论后，只保留了音译，删除了括注中的意译，以期最大限度避免英语读者可能产生的误读、误解。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中，音译是不可避免的，但音译术语能否为外国读者接受并理解，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相信随着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立，这些音译术语也能像dao、 taiji、 yinyang 等一样，逐渐为外国读者接受和理解。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是一项大型基础文化工程，术语英译中碰到的问题自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的翻译过程，就是不断碰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随着“术语工程”的推进和翻译成果的累增，我们的翻译原则和应用办法也将逐步完善。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在跨越语言障碍之外，还须克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可以翻译的，但也是很难翻译的。术语的英译过程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绝不应过分强调中华思想文化的独特性而认为其不能译、不应译，从而错失用英文向外国大众传播中华思想文化的良机。我们在忠实中文文本，做到准确、达意的同时，也应尽最大努力使译文贴近英语母语、符合英语母语的表达习惯，在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寻求一种最有效的沟通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外文明平等对话的加强，我们自己也会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有更深人的理解。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选题“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传播与数据库建设”（15ZDB00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秘书处负责人。
参考文献：
冯友兰 . 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王柯平 . 老子思想新释.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
吴千之 . 老子如是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张震久、袁宪军 . 汉英中国专有名称和术语简明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委会.中华思想文化术语1.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委会.中华思想文化术语2.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