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学 郑述谱
2018-09-03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近年来，我有机会以术语学研究者的身份参与两项高层次的课题。一项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是由教育部、国家语委牵头组织，多部委联合参与的国家级重大项目；另一项是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与天津外国语大学联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文献术语外译词典（中英、中俄、中日）编纂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在此之前，我还与中医科学院就中医术语的外译项目进行过很好的合作。我把这三项工作概称为“术语外译”。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一些共同或相通的问题，很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在上述重大项目中，研究主力无疑是哲学、政经、文史专家，中医学学者以及不同语种的翻译专家。术语学研究者能做的属于“后援”性质。但是术语学的相关理论，对课题的设计与实施，又具有基础性与原则性的意义。我想，这与该学科的性质有关。与哲学、数学、逻辑学学科一样，术语学也同属方法论学科。
专门研究术语学的人少之又少，但术语学的某些基本知识却广为人知。诸如，术语应该是成系统的，相互制约的，单义的，如此等等。凭借这些观点，人们对上述相关课题的“科学性”会提出疑问。譬如：不讲究逻辑的中国古代哲学有自己的术语系统吗？对许多中医术语能给得出严格的科学定义吗？体现中华思想精髓的词语，诸如“天人合一”“和为贵”等，是术语吗？如此等等。类似疑问对上述课题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
的确，如果以术语学的传统理论来衡量中医及其术语，那么，中医学及其术语的“非科学性”，几乎是确定无疑的。类似“气”“肺主气”这样的中医概念作为术语都可能是不合格的。对前者很难给出一个界限明确的定义，后者严格说不是一个概念，更像是一个判断。拿术语学理论来衡量中医学，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甚至憋屈的感觉。其原因在于，西方与东方哲学的差异在这里短兵相接，尽显无遗，如一个重分析，一个讲综合，一个强调从微观建立概念进行推理，一个长于宏观的整体把握企望顿悟。总体上来比较东西方哲学，那应该说是各有所长，如果据此做出孰高孰低的结论，那极有可能是肤浅的、轻率的。单就西方哲学特别是认识论、逻辑学加上语言学衍生出的术语学来说，它与我们传统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隔膜、抵牾甚至对立，简直可以用“圆凿方枘”“南辕北辙”来形容。
产生于20 世纪30年代的术语学，学科历史很短。迄今为止，术语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要求术语必须有界限清晰的定义，必须有不引起歧义的单义语言指称，以及通常人们对术语的种种其他要求，其实都是来源于术 语学发展第一阶段即“规定论”阶段的认识。这时，术语主要被看成一个指称科学概念的语词单位。随着对术语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术语更是重要的思维单元，而思维及其相关的言语活动并不都是按严格的逻辑要求进行的。违背逻辑的言语实例举不胜举。实际上，定义不确切的术语，多义的术语，都并不少见，但是，它们并没有给学术思想交流造成妨碍。这种侧重于对术语实际状况进行的研究称为“描写论”，算是术语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近年来，认知科学影响日益扩大，认知术语学研究也紧追不舍。认知术语学对术语研究的影响甚至是“革命性”的。这首先体现在对术语本身认识的改变。认知术语学不像规定论与描写论那样，把术语看作语言的词汇单位，而是把认知功能看作是术语的第一 属性，认为术语是专业活动中认知与交际相互作用的结果，术语既是认知活动的 工具，又是认知活动的结果。用这样的“透镜”来看中医术语，概念界限不清也好，非单义性也好，都算不上什么弱点。非但不是弱点，它还独具优势，是某一时期人们认识水平、认知结果的体现，是“世界图景”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
这里，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两者对“隐喻”认识的不同。传统术语学把隐喻看作一种语言现象，看作术语表达层面的一种类型，而认知术语学以莱考夫（G. Lakof）提出的“认知隐喻”概念为基础，认为无论是从语言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术语的产生都是隐喻性的。据统计，隐喻术语在中医术语中占75%，诸如什么心者，君主之官”“肺为华盖”“五行相生”等说法，更不要说“燥、热、寒、冷、湿”等概念，都是基于隐喻。针对这类术语，传统术语学认为这是不严谨的，语义不确定的，借此进行的描述也是不可靠的。但在认知术语学看来，隐喻是一种认知机制，是形成概念与构建术语系统的思维形式，是概念结构的映射，是概念化的手段，是术语生成的一般过程。因此，中医术语中的概念隐喻恰恰具有更高的认知研究价值，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独特认识、理解与体悟。
美国著名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了历史的科学哲学”的说法，学界常常把它简称为“范式论”。他认为“科学形象”是随着历史而转变的。他还认为，“不同理论支持者之间所能彼此交流的内容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他称为“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最好的例子是牛顿与爱因斯坦提出的不同理论中对“质量”这一术语的定义。“这两个 理论确实是无法比较的。”“不可通约性”这一概念对于说明不同“科学共同体”特别是对新旧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有着意想不到的效用。我们前面说到的“圆凿方枘”“南辕北辙”是不是也是“不可通约性”的体现呢？
让我们尤感亲切的是，库恩的亲弟子日本学者佐佐木力（Chikara Sasaki）的研究，更是直接地指向了中医学。他认为，对中医（日本称为“汉方”医学）的种种指斥，诸如说它是“非科学”，“不应称作‘医学'，只不过是二流的‘医术’”，都是站不住脚的。作者认同李约瑟等学者的主张，即成为中医学基础的自然哲学，如基于《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说”的自然哲学，从产生于春秋战国 时代的时代背景来看，完全具有相当于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那样的“合理性”， 并非是单纯的“神秘主义”和荒唐无稽的。只不过与17世纪以后笛卡尔开始提倡的近代西洋医学有较大的差异而已。如果借用库恩的理论，便是传统的中医学和近代西洋医学是分别拥有不同“范式”的医疗技术体系，两者是相互“不可通约”的。并不能因为中医学不是建立在与近代西洋科学同样的“机械论”的范式之上对其进行排斥和诋毁。处于传统中医学的源头的《黄帝内经》的自然哲学是甚为思辩的，也许没有近代西洋的自然哲学的精致，轻视这一传统却是一种草 率之举，对此必须慎重对待。主张单纯排斥传统中医学的观点，与其说是对中国思想的无知，倒不如说是把近代西洋科学过于理想化了，甚至是神圣化了。当然，也不能将传统的中医学神圣化，应从批判的观点予以审视。
当思考中医学的科学性时，我们不能在潜意识中把当今的医学看作唯一的衡量标准，也不应该把当今的科学标准看成是唯一正确的标准。据说，国外有学者 认为中医学属于“后科学”，说的可能也是这个意思。也许我们压根儿就不应该这么死死地纠结于“科学性”问题。这一点，韩启德院士说得更透辟。他认为： 我们讲的科学是一科一科的学问，现代的学问必须包含要素，必须是可质疑的， 不断地靠向真理，不断地纠错，必须是能实证的、量化的，必须用逻辑学的方法等等，科学的要素，中医有很多是达不到的。中医凭感觉、凭经验，但是说有没有经过实证？有。经过两三千年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大量的病都看好了，这是事实，只是它并没有符合科学里面的很多要素。中医是好的，但不一定是科学的。科学并不在于正确，不科学不说明它不正确、不好。如果硬要把我们的中医跟现代科学去靠，永远使人觉得你不如现代科学，跟现代科学没法儿比。 我的一个核心的意见是我们对科学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要把科学跟绝对正确联系起来。科学只是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公元1500年以后，在这几百年里面，一部分地球人所认定的体系。而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认定的体系，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两个体系去完全等同起来呢？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也应该吸收互相之间的长处。中西医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可惜要把两个哲学体系合在一起，谈何容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从一个贫困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旷古奇迹。面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此重大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如何作出深入合理的解释与总结，所有的现成理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难以胜任。难怪有人说，能全面总结出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著述，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这让我们再次想起歌德的名言—“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是灰色的”。既然理论是灰色的，作为构成理论基元单位的术语也只能是灰色的、孱弱的、不完备的。
必须承认，与创造这种伟大历史奇迹最紧密相关的现有文本，就是相关的中央文献。而其中的关键词与核心词语更是文献理论意义与思想价值的高度凝练。不过，与亿万群众的生动实践相比，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相关文献的核心词语，还只是认识的初步升华。由此可以想见，不能要求它们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处处见棱见角，横看成岭侧成峰。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活的事物常有的朴素性、生动性、不完备性。
我曾经暗自思忖过：像“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词语算不算中央文献的术语或核心词语？能不能进入中央文献词典？要是具有如此重大战略意义的思想语言不能进入，那么，这样的项目研究成果的意义岂不大打折扣？如果能进入，又该如何解释？作为母语是汉语的中国人，我当然大致知道它的本来意义，后来，虽然我曾留意过报刊上的相关文章，但是到现在我也不确切知道，由这个俗语引申出的对改革开放最具有指导意义的，是“稳妥”还是“走一步看一步”“边实践边总结”？还是兼而有之？如果是兼而有之，那不会招致语义不清的质问吗？再有，按传统术语学理论来说，术语一定是在某一科学某一理论体系中的一个节点，脱离开这个体系，这个术语就可能不再是术语。那么“摸着石头过河”应该属于哪个学科呢？类似的词语，在中央文献中可能并不算少。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类语料暂时看作是“无标记”的“生语料”或者“半生语料”，而与进入文献那些本来就是某个学科的术语区别对待，通过词典手段作不同处理，但不收这样的词语却会是极大的缺憾。
世界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多姿多彩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就当今世界来说，居于主流地位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西方文化。而对历史悠久、光辉璀璨的中华文化，夕界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种状况已经与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很不相称。做好对外文化传播，增强软实力，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已经成为摆在我们国家与民族面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从科学史研究的立场出发，佐佐木力先生认为对中医学“近年来出现了重新评价的契机”。我们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这样说的依据，但这使我们想起季羡林先生“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说法。他认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在他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悟性的文化，悟性文化适合于研究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需要综合判断才能理出条理。当今世界很多事情已不是割裂、孤立的问题，不 能以简单的形式逻辑推演加以解决。所以季羡林认为，在21世纪，以中华文化 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应该成为世界主流文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悟性文化是吸收了古希腊传统的理性精神及逻辑思维以后所产生的混合文化，应当是21世纪的主流文化。看来，世界文化发展的客观走势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有利的。
让中华文化“走出去”，有人指出，这里还存在一个“走进去”的问题。我个人理解，后一说法更注重的是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不管说是“走出去”，还 是“走进去”，都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他国受众，了解、理解、喜闻乐见中华文化的元素、符号，直至乐于接受、认同中华文化的观念与理念。“走进去”就是要“入心”—“深入人心”。这里说的“喜闻乐见”“乐于”强调的是受众的主观意愿。提出与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首先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价值抱有 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绝对不是来自故步自封、妄自尊大。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特色和发展趋向。他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 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共同认可”“联手发展”“共处”这些词语。我个人理解，费老强调的依然是他一贯秉承的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思想。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并恰当处理目前面临的任务很有指导意义。
我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这个项目中得到很多启示。该项目的主旨是为了对外传播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与独特思维方式并符合人类文化发展先进方向的思想术语。课题组一开始就申明：“整理、诠释中华思想术语，不是为了还原思想史的本来面目，重新建构中华思想史领域的术语体系，也不是将中国历史中所有思想范畴、概念进行整理、诠释。”基于这个目的，从一方面说，我们 不必囿于术语学的现有理论，死死墨守术语学对术语的种种要求，对社会科学与 人文科学术语，尤其应该如此。其实，连传统术语学对精密科学术语与社会人文学科术语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对前者，通行的要求是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对后者，则是规范化（normalization）。二者的“硬性程度”显然不同。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尽可能照顾到术语学理论的要求，可能会更合乎外界的接受习惯，有助于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不过，反过来说，如果一切都必须按术语学的要求去做，那必然会造成削足适履，引发更大的不良后果。这里，也许可以把“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理解为“中华思想文化关键词”。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选择的自由度，也可以避开或淡化与术语严格定义不相合之处。或者，我们仅仅 把术语理解成日常语言说的意思，即它的语词意义，而不把它看作严格学术意义上对某学科概念的称谓。总之，我们不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而忘记了我们本来的大目标。否则，岂不是“大处不见小处见”？于是，术语的整理与诠释首先应该是“有选择的，而不是系统性的”。换句话说，选择的首要标准并不是术语学的。术语学对术语要求的诸多“性”，如系统性、定义性、单义性、概念性、层级性等，也只好不作为绝对的硬性要求。当然，在可能的条件下，能够照顾到上述要求也好。可以说，我们这里采取的是“分析”与“综合”兼用的原则，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并举的方法。这样，我们就不一定非要以“基元单位”或“基本概念”为限，实际上属于命题判断的结构（如“天人合一”“诗言志”）或衍化成成语之类的，都不必排斥在外。从“传播”角度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认为它值得传播就好。
大家都知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学者面临的最重大的战略性任务。讨论这个话题，传统术语学会提供很多帮助。媒体上喜欢用更形象的说法，把这称为“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从术语学理论来看，这样说并不是很准确、很严密。讲故事还只是说事，是叙述，而讨论学术需要讲理，要论证。术语学把一种语言区分成日常语言与学术语言两种次语言（sublanguage）。讲中国故事，借助的主要是日常语言。而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却关乎学术语言。与其说这是要求讲好中国故事，还不如说这是要说好中国道理。
学术语言体系的主体是学科的术语系统。因此，构建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等于构建这个学科的术语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彼此密切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一个个术语构成的。学术语言必须具有学科内专家（往往是前沿专家）之间的社会约定性，不然，“自说自话”是无法进行学术交流的。为了打破现有的话语系统，需要创建一个个新的术语及其定义，还要有同行专家（可能需要经过反复的争论，最终）接受与使用这些新的术语与定义。换句话说，这需要学科内的专家（当然也包括外国的）也要用我们创建的术语，进行学术思维、判断、推理。总之，“说好中国故事不易，讲好中国道理更难”，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学者都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来阐释学术问题，更是难上加难。
可以想见，建立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将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此，我想做一个大胆的预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与把中国变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相比，所需要的时间要多得多。
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最终只能通过业内学者的交流沟通直至选择、检验、沉淀之后逐步实现。不能否定积极的外部干预可能起到的正面推动作用，但也不能对“规定性”寄予过高的期望。从利于传播与乐于接收角度来说，不采取“权威发布”或“建立规范”的姿态去进行术语外译，而以“一家之言”“仅 供参考”，即以“更柔软、灵活的身段”出现，也不失为一种更体现平等的做 法。同样，既然是“外译”，就要考虑翻译本身必然带来的意涵偏移，也要承认同一词语在同语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变异。意大利谚语所说的“翻译即背叛” （traduttore-traditore ）是有道理的。有人甚至认为用古汉语写就的《黄帝内经》连译成现代汉语，也会产生许多偏移与纰漏。就这一点来说，不宜把某种译法定为一尊。好的译法是需要通过言语实践检验、筛选而后才能最终被广泛接受的。再退一步说，连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误读”，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并非一定是负面的。至少它是先有了交流才会出现的。这时，交流比正确更重要。 总之，在充分重视对外话语建设，怀有使命感与迫切感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我们当然需要加倍努力，加大投入，同时也需要避免浮躁，富有耐心。“润物细无声”式的潜移默化，对文化真正的“走进去”，效果可能更好。同样，只有具备创新意义的概念与术语，才会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
我尝试着以术语学、科学哲学、文化交流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为线索，去归纳我自己对术语外译这一工作的认识。如果前两个视角还是从具体学科出发，后两个视角则比具体学科更宏阔。对我个人来说，这个认识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逐渐取得的。今天，我把术语外译看作是一项具有学术性、文化性、历史性直至政治性的工作。它的意义似乎怎么说都不过分。它是时代的召唤，是历史的责任，是我们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应该把实施这项工作看作是一个文化交流的渐进过程。它可能有中间产品，但却不会有终极产品。它有结题的时候，但却没有结束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它遇到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迎接这些挑战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更宏阔的视角出发，以多学科联手，进行不断的、大胆的开拓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