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泉：中华思想的核心与哲学价值的思考 —程朱理学在“哲学”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东华大学    张厚泉

2018-07-31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二、“哲学”—“性理学”与Philosophy的碰撞

“哲学”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基于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对应于Philosophy新造的翻译概念，是19世纪60年代西周对西方思想的认识。因此，当时的“哲学”既不是“理学”，也不等同于Philosophy，而是与Philosophy碰撞时形成的思想认识。现在，日语的“哲学”一词的含义和用途早已发生了变化，由当初专指西方思想的专用名词，转变成了表达东西方各种思想的代名词。反观中国，康有为等人引进这个概念时，并没有经过这种碰撞，导致汉语的“哲学”概念一直在这种模糊不清的认识状况下沿用至今。

“哲学”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与Philosophy相对应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在“哲学”之下的学科名称，以及“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实在、演绎、归纳”等主要概念，大多是西周在翻译过程中，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用汉字新造出来的。因此，明确西周对“哲学”概念的认识，不仅可以明确中国和日本有没有哲学的认识问题，而且对理清汉字文化地域在接受西方哲学思想过程中的认识、特别是中华思想的哲学属性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Philosophy一词很早就传入到了中国和日本。如《职方外纪》（1623）就已经用汉字音译的“斐录所费亚”来表示，但《职方外纪》并没有展开对程朱理学的议论。

初年学落日加，译言辩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黙达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i]。

《职方外纪》后来也流传到了日本，然而，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类似落日加（lagica）、费西加（physica）、黙达费西加（metaphysica）、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的音译词都能传承下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职方外纪》在哲学思想上对后世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真正开始对Philosophy认真思考的，是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西周和津田真道。特别是西周，用对比的方法论证了Philosophy与程朱理学的不同之处，为“哲学”概念的确立打下了理论基础。因此，探讨“哲学”问题，日本的西周是一位不可逾越的思想家。

“哲学”一词的雏形，见于西周为同是幕府蕃书调所教员的津田真道所著的《性理论》（1861）作的跋文。

西土之学、传之既百年余、至格物舎密地理器械等诸（术）科、间有窥其室者、独至吾希哲学一科、则未见其人矣、遂使世人谓、西人论气则备、论理则未矣（《西周全集（第一卷）》）。

短短几句，字里行间既道出了体用之别，又用新的“希哲学”的概念与儒学的“论理”“论气”联系起来议论了“西土之学”。津田真道虽然在《明六杂志》第三号（1874）上刊登的《论推进开化之法》里使用了“希哲学”一词，但在与《性理论》同一时期的《天外独语》中使用的是“求圣学”，这表明“希哲学”为西周所创无疑。

1862年5月，西周在寄给友人松冈邻的信中，用片假名的“ヒ口ソヒ”（Philosophy）谈到Philosophy之学的“性命之理”超过程朱、胜过“尧舜周制”时写道：“实由斯道而行新政，国何不富，兵何不强，人民何不聊生，祺福何不可求，学术、百技何不尽精微”（《西周全集（第一卷）》）。同年，西周和津田真道作为日本第一批正式留学生赴荷兰留学。西周在赴荷兰的船上用荷兰语写给莱顿大学霍夫曼教授的信中倾述了自己为了改变日本外交与内政的现状，除了学习必要的统计学（Statistiek）、法律学（Regtslerdheid）、经济学（Economie）、政治（Politiek）、外交（Diplomatie）之外，还表达了希望学习笛卡尔（Descartes）、洛克（Locke）、黑格尔（Hegel）、康德（Kant）等，当时被幕府禁止的、视为宗教的哲学的愿望（《西周全集（第一卷）》）。

但是，留学回国后的西周在其所著的《开题门》（1870）一文中，也曾用汉字音译的“斐卤苏比”表示 Philosophy。

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西周全集（第一卷）》）。

西周在此指出，儒学与Philosophy只是名称不同，在“明天道立人极”的问题上，其实是异曲同工。由此可见，“哲学”在这个阶段尚未成为Philosophy确定的翻译术语。

同一时期，西周在《复某氏书》（1870）一文中用“哲学”论及了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即：“明季支那に入りし諸洋客の説に過きさるのミ、識らす洋客利瑪竇等か説、猶太人の古説と基督教の新説と、又哲学形気家の実理と相混合することを、世に該博の人鮮し”（《西周全集（第一卷）》）

1873 年，西周在“生性发蕴”中对“哲学”作出了如下解释。

イ．生性ノ字、孟子ノ告子曰生之謂性二取ル

ロ．性理学ハ英語サイコジ、（中略）彼八專ラ霊魂ノ体ヲ論シ是ハ心性ノ用ヲ論スルノ差アリ、然モ大要相似夕ルヲ以テ直二性理卜譯ス

ホ．哲学原語、英フイ口ソフイ、佛フイ口ソフイー、希臘ノフイ口愛スル者、ソフオス賢卜云義彐リ傳来シ、愛賢者ノ義二テ其学ヲフイロソフイ卜云、周茂叔ノ 所謂ル士希賢ノ意ナリ、後世ノ習用二テ專ラ理ヲ講スル学ヲ指ス、理学理論ナ卜譯スルヲ直譯卜スレドモ、他二纷ルコ卜多キ為二今哲学卜譯シ東州ノ儒学二分ツ

ヘ．哲学ノ祖ハ希臘ノ七賢ノ一人ナル陀列斯ヲ始メ卜ス（《西周全集（第一卷）》

生性之字，取之于孟子与告子的“生之谓性”。西周在这里将“性理学”与Psychology相对应，用“哲学”对其源语言的英语、法语、希腊语的词源作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周茂叔（周敦颐）的“希贤之意”，将希腊词源的“爱贤者的学问”定为了“哲学”，同时阐明，虽然也可以用“理学理论”等直接翻译， 但容易引起误会，译成“哲学”可以与东方的“儒学”区分开来。显然，西周在这里意识到了西方的Philosophy与东方的“儒学”之间的区别和对应关系。

“哲学”见于正式出版物是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西周全集（第一卷）》。西周在这篇著作里用“哲学”概念阐明了“物理”与“心理”之分，政”与“教”之别。对此，《百一新论》的出版人山本宽马在该书序言中作出了如下评价：

教之与政其理混淆、学者之惑数千年、于兹心理之与物理其学交错、世人之疑亦数千年、于兹矣我友西氏忧之、由哲学明政教之所别、又晰道理之所岐、将目辨世人之惑、着斯书名百一新论、取于百教一致之义也、余读而喜曰、政教之别于是乎明矣（《西周全集（第一卷）》）。

政教之理缘何成为学者的千年之惑？西周作了如下阐述：

抑々儒者ノ道卜申ス者ハ如何様二モ政教ノ考ガ混雑シテゴザルガ、先其病根ヲ申サバ大学二脩身齋家治国平天下卜テ脩己治人ノ道ヲ一ツ二言夕所ヲ後儒ガ見損ツテ己サヘ脩レバ人八治メラル、、誠意正心ガ出来ル卜天下ハ平力二ナル卜心得テ何デモ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卜云フラソレサヘ出来レバ治国平天下ノ事業八别二学問モセズ其利害得失ヲ講明セズ卜モ、自然二出来ル様二心得テ禅宗ノ坊主ガ坐禅ヲスルナル様ナ事ヲ政ヲスルノ本卜思フハ、痛ク取リ損フ夕コ卜デゴザル（《西周全集（第一卷）》）。

西周认为，“政教”混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格物致知”的儒家思想，认为只要修身就能治人，只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能自然而然地平定天下，这种宋儒“理学”的矛盾，是吸收“哲学”的必要所在。不仅程朱理学，阳明学、日本的徂徕学皆好古、信古、尊古，其实是拘泥于古人的教条而已。

西周在其私塾的特别讲座手稿《百学连环》（1869）及手记《尚白札记》（1882）中，先后介绍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理论，认为需要建立以“哲学”为百科之首的学术统一观。因为没有哲学的见识，而只会就事论事、单纯模仿的话，那充其量不过是“唯优孟之技”罢了。

“哲学”一词在1877年前后逐渐被社会所接受。西周在《利学》（1877年，John Stuart Mill: Wilitarianisro）中，对西方的“哲学”与东方的“儒学”的异同作了如下阐述：

本譯中所称、哲学、即欧洲儒学也、今譯哲学也、所以别之于东方儒学也。（中略）然モ古昔科学之别未備、二理混淆、疆域錯泛卜シテ無定体、亜立斯多粒（亚里士多德—笔者注）之書、稍别其名目、曰、有形理学、物理之学也、曰彝倫学、即道徳礼義之学也、曰致知学、曰無形理学、中再别為二、曰性理学、曰本体学、（中略）至近日澳及斯多坤度（奥古斯特.孔德——笔者注）出而唱実理哲学、欲貫有形無形之両学、以一実理所著五学模範、極其説実、（中略）此三学取源乎性理一学、而開流於人事諸学、所以成哲学之全躯也、故曰、哲学者、百学之学也（《西周全集（第一卷）》）。

西周明确指出：哲学即欧洲儒学，之所以译为哲学，是为了要有别于东方儒学。换言之，亦可理解为，儒学即东方哲学，是东方的Philosophy。没有儒学也就没有与Philosophy进行比较的参照基准。西周的“哲学”观，从早年的“富国强兵的万能学问”到“有别于宗教的学问”的认识，最终形成了需要建立“百科学术统一观”的学术高度，这是传统思想所没有的、但又是建立在儒学思想之上、吸收了西方哲学后形成的认识。这是本文论证的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哲学”概念形成后，在日本学界的使用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曾经说过“我们日本自古至今没有哲学”（“我が日本古より今に至るまで哲学なし”）名言的中江兆民，在1886年出版的《理学沿革史》（Alfred Fouile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1875）里，就是用“理学”对应Philoshphie的。中江兆民在《理学钩玄》（1886）中指出：

「フイ口ゾフイー」八希臘言二シテ世或ハ譯シテ哲学卜為又、固彐リ不可ナル無シ、余八則チ易経窮理ノ語二拠リ更二譯シテ理学卜為スモ意ハ則チ相同ジ（《中江兆民全集·7》）。

中江认为，Philosophy 原为希腊语，译成“哲学”也未尝不可。而其则是基于易经穷理之语，译为理学，意思是相同的。

松本三之介（1984）对西周的“哲学”和中江兆民的“理学”曾经作过如下分析：

西は伝統的な儒学の窮理觀念と自觉的に区别して西欧のイ口ソフイーを理解しようとし哲学の譯語を用いたのであるが、兆民はむしろ逆に東洋哲学でこれまで用いられていた理学の語をあえて譯語に採用した（《中江兆民全集.7》》）。

即，西周是在自觉与传统的儒学穷理观念区别的基础上理解西欧的Philosophy，新造了“哲学”这一术语，而中江兆民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特意不用翻译术语，而是用了儒学的“理学”代之。

作为正式的学科名称，“哲学”最早出现在1877年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ii]。之后，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井上哲次郎编撰了《哲学字彙》 1881），确立了“哲学”作为学术术语的话语权。此外，井上哲次郎还从哲学角 度出发，编著了著名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日本古学派之哲学》 1902）、《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的三部著作。这三部作品从哲学角度评价的话，就是将东方的儒学和日本的古学推上了可与西方抗衡的“哲学”地位。 井上哲次郎（1932）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表示：日本人认为与西洋哲学无关的就不 是哲学，这种方法论有问题。所以，自己在学习西洋哲学的同时，也不敢懈怠东 洋的哲学，并以将两者融合统一为一体为己任[iii]。

从西周到井上哲次郎，“哲学”不仅在学术术语上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其概念在内容上也完成了重要的飞跃。即，“哲学”不再是专指西方的学术概念，而是建立在东西方哲学思想之上、统合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概念。这是本文论证的第一个观点。

 

三、东方的“理”与西方的哲学

尽管在“明天道立人极”的终极问题上，儒学与Philosophy其实是异曲同工的，但是，在具体学术观点上又并非是完全相同的。特别是对于近代汉字文化地 域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来说，儒学主要指“程朱理学”，或称“性理学”。西周从“理”的角度，对东西方的思想进行了比较。

西周在《利学》（1877）的序文“译利学说”中，对宗教与道德的区别、利学与道德之说作了如下阐述：

教门（religion宗教一笔者注）之中、亦有道德躬行之则、而哲学所论与之无别、余谓、教门之道徳、所以异于哲学之道徳者唯有一诀、可以决之、曰教门自诚时明之道、哲学自明而诚之道也。（中略）而加以利字者、为宾氏（Bentham边沁一笔者注） 之创唱也、故利学、于道徳之说、尤为新见。

在《尚白札记》（1882）中，西周从西方哲学角度对东方的“理”作了细致的分析：

然（さ）て理と云ふ辞、欧言にては的訳を見す、其故にや、本邦従来の儒家は「西人未曾知理」と云へりと見ゆれと、是理を知らさるには非らす、指す所異なる也。蓋シ欧洲近来の習にては、理を二つに言ひ分けたり、例すれ英語の「レーズン」「ラウ•オフ•ネチユール」。（中略）「レーズン」は汎用にて道理と譯し、局用にて理性と譯す、（中略）故に此理性道理と云ふ字義の内には、天理天道など云ふ意は含まぬ事と知る可し、然て一方の「ネチユラル•ラウ」と云ふは理法と訳す、直訳なれ天然法律の義なり、是牛董氏重力の理法、（中略）等の如き、皆人事に関せさる者な指し、人の発明に因るとは雖へとも人心の想像して定めたる理と異にして、客觀に属する者なり。此外に又「プリンプル」、原始の義にて元理と訳する辞有り、又主義なととも訳し、（中略）又此外に「アイデア」、（中略）此語は今觀念と訳す、是は理の字と余り関涉無き様に見ゆれと、深く宋儒の指す理と同一趣の理を徵する語と成れり、是猶下に委しく論す可し、然れと欧人は理を知らさる所かは、理と指す中にも色々区别有りて、一層緻密也と謂ふ可し、然（さ）れと宋儒の如く何も斯（か）も天理と説きて天地風雨の事より人倫上の事為まで皆一定不拔の天理存して此に外（はつ）るれは皆天理に背くと定むるは、餘りに措大の見に遏きたりと謂ふ可し、茲より為ては竦大なる錯繆に陥りて、夫（か）の日月の蝕、旱魃、洪水の災も人君の政事に関係せりと云ふ妄想を生するに至る可し。

西周认为，宋儒理学中的“性即理”，其“理”在欧洲的语言里没有恰当的翻译，因此，日本就有儒者（此处指赖山阳）谓“西人未曾知理”。其实并不是西方人不知理，只是所指不同而已。近来的欧洲将理分为两部分，如英语的Reason和 Natural Law。Reason泛用时译为“道理”，用于局部译为“理性”。此“理性”“道理”的字义里，并不包含天理天道之义。而Natural Law译为“理法”，直译为“天然法律”之义。牛顿重力等“理法”都是与人事无关的，虽然是由人发现的，但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属于客观的现象。此外，Principle有 “元理”的译名，又可译为“主义”。另有Idea，现译为“观念”，这个词看上去 似乎与“理”无关，实际上与宋儒所指的“理”同出一辙。说西方人不知理，其 实应该说东西方的理各有所指，西方的理更为致密。但是宋儒上至天地风雨，下至人伦，无论何事，都是天理。若有不顺，皆以违背天理论，陷入错谬。遇到日月食、干旱、洪水灾害，就认为与君王政事有关，徒生妄想。

西方之“理”的致密与儒学之“理”的弊害，由此可窥一瞥。

表 1 东方的“理”与西方概念的对应关系

 

从以上东方与西方对“理”的不同认知可知，宋儒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 “格物致知”的认识方面，与Philosophy存在较大落差。这种落差，一方面 是认识方法不同所致；另一方面，应该承认东方的“理”确实存在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程朱理学没有哲学价值。因为用18世纪的西方思想与12世纪的东方思想进行对比，本身就不是共时的对比方法。但是，正是通过这种对比，西周翻译并创造了大量的汉字词语，完善并推动了儒学的自我完善和近代化。现在，汉字 概念几乎涵盖了所有哲学术语，可与西方哲学互通有无。毋庸置疑，作为汉字文化地域的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程朱理学，构成了人类“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本文论证的第二个观点。

四、程朱理学在汉字文化不同地域的地位

儒学是汉字文化地域的主要思想，但是儒学思想在各个汉字文化地域并非是完全相同或一成不变的，而是因国家或地区不同，其接受的态度和程度而有所不同的。中国因为科举延续至清末，一般认为程朱理学占据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绝对地位，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例如，中国历史上有多位心学派的学者，如陆九渊、薛瑄、王阳明从祀孔庙，这与朝鲜拒绝心学派学者从祀孔庙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日本没有从祀的文化，阳明学则对越南几无影响。

朝鲜虽然在心学派从祀的问题上引发过数度争论，但自始至终没有从祀过心学派的学者。在孔庙配享不尊明制的问题上，王鑫磊（2016）认为，在孔庙配享方面，朝鲜起初一直遵循明朝的变化，然而在朝鲜成宗十二年（1481年）之后， 明朝孔庙先儒从祀的所有变化，朝鲜都没有照搬，包括1495年的杨时， 1530年的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1571年的薛瑄，1584年的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乃至其后所有的先儒从祀。薛瑄从祀在朝鲜引起的反响，表面上看是从祀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儒学思想差异问题。而以薛瑄从祀为标志，朝鲜在孔庙先儒配享这一点上，就开始和明朝分道扬镳了，这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双 方在儒学观念上走上差异化道路的开始[iv]。

近代之前的日本学统又是怎样的状况呢？这个问题，是理解日本为何能够孕育出西周那样的思想家，西周又是如何对东西方哲学的对比研究产生深刻意识的根本所在。

“朱子学=幕府体制教学”是构成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学说的根基[v]，长期占据了日本政治思想研究的主导地位。丸山认为西周是徂徕学的古学派。菅原（2009）指出：“西周受到荻生徂徕多大影响的问题，成为研究西周研究问题中最受关注的课题，其主要原因是受到了丸山徂徕论的影响。正是徂徕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据了特权地位才引发出了对西周的关注，形成了只要在西周的思想中找出与徂徕的关系，就意味着对西周称赞的构造”[vi]。但是，笔者对“朱子学=幕府体制教学”命题的正确性提出质疑。西周在得到藩主命令修行儒学时，提出了修行古学”（徂徕学）的希望，而藩主的答复是：

宋学古学固無別矣、同止脩身治国耳、我欲彼学積德成、而為国家之用耳、亦将何擇焉、雖然我藩自古尊信宋学、我願彼亦為宋学也[vii]。

藩主的答复一般被理解为西周修行古学的想法是大逆不道、表明程朱理学是正统的学问。但是从文面上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藩主认为程朱理学与古学没有原则性区别，如果津和野藩尊信古学的话，那么西周修行古学也未必不可。因为日本的学统并非是清一色的程朱理学。事实上，幕府“宽政异学之禁”主要是针对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并非强制各藩一定要尊信朱子学。尽管大多数藩顺应幕府尊信朱子学，但从“阳朱阴王”“阳朱阴物”（“物”指代徂徕）等用语的出现可知，即使在“异学之禁”之下，阳明学、古学也依然存在或得到尊信。

根据笠井（1970）的研究，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全国有百余所藩将徂徕学或徂徕的诗文作为藩学教育的内容。徂徕学虽然成为“宽政异学之禁”的打击对象，但是，庄内、丸冈、彦根、尼崎、大和郡山、萩、冈等藩，自始至终尊信徂徕学，这种基于史料统计的缜密论证[viii]，无疑颠覆了丸山真男所谓的“朱子学=幕府 的体制教学”的学说。

德川幕府的“宽政异学之禁”是在徂徕学盛行的情况下颁布的，禁令的发布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当时思想活跃的状况。在这种环境下，尽管西周从小接受的是朱子学教育，但也可以接触到徂徕学，这为西周对朱子学产生疑问提供了学术条件。这种疑问，随着西周留学荷兰，学成归来之后，具备了对东西方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指出朱子学、阳明学、徂徕学的矛盾和不足之处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西周始终对儒学展开了批判，但是，我们很容易忽视的是，无论是从哲学角度还是从词汇学角度，西周创造的、表示抽象概念的汉字术语，其实是促进了儒学的近代化。

朝鲜从祀孔庙不尊明制和日本德川幕府对朱子教学的尊信，以及西周对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的批判，都证明了程朱理学是汉字文化地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一事实，印证了“程朱理学”是中华思想乃至汉字文化地域思想的核心与哲学价值。这是本文论证的第三个观点。

五、结语

中国有没有哲学？日本有没有哲学？似乎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只要对西周的哲学思想进行一番考察就会发现，西周已经对此作了详尽的表述，井上哲次郎的三部著作也为确立东方哲学奠定了基石。今天，儒学已经作为哲学完全融入了汉字文化地域和世界思想领域。

时至今日，在Philosophy的翻译术语的问题上，仍然时有“哲学”与“理学”孰优孰劣的争议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着眼点的问题。中江兆民从儒学角度出发，采用了“理学”。西周从Philosophy角度出发，新造了 “哲学”。而“哲学”一词因为种种因素获得了话语权。

必须认识到，程朱理学是“哲学”概念形成的理论基础，是与Philosophy相对应的东方哲学；经过中西方思想碰撞的程朱理学，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程朱理学是中华思想的核心，具有与Philosophy同等的哲学价值，它既是汉民族的哲学，也是汉字文化地域的哲学，并与西方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的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构建，对巩固和弘扬中华思想、牢固掌握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世界话语权具有现实意义。

*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基于全球史观的中国现代化核心价值的研究。（15ZS019）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意]艾儒略.职方外纪[M].1623.谢方校注.职方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9页。

[2]  [日]中江兆民.理学钩玄[M].1886.松本三之介.中江兆民全集7[M].東京：岩波书店，1984.

[3]  [日]井上哲次郎.明治哲学界の回顧[A].下村寅太郎，古田光.現代日本思想大系24 哲学思想 [C]. 東京：筑摩書房，1932.

[4]  ［日］大久保利谦.西周全集第一卷［M］.東京：宗高书房，1960.

[5] ［日］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学統学派の研究下［M］.东京：吉川弘文館，1970.

[6] ［日］川本邦衛.刷新路線の側面［A］.松本大三郎，川本邦衛. べ卜ナムと北朝鮮一岐路に立つ二つ国ー［C］.東京：大修館，1995.

[7]［日］菅原光.西周の政治思想一一規律.功利•信［M］.東京：べりかん社，2009.

[8] 王鑫磊.明朝の薛瑄従祀に対する朝鮮王朝の反応（朝鲜王朝对明朝薛瑄从祀的反应）［A］.羽田正. ゲローパルストリーと東アジア史［C］.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2016：18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