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 郑元会
2018-07-24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中国哲学概念范畴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事物类别、类型的认识，在本课题(“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跨语言表述的意义建构研究”)中特指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概念范畴。中国哲学概念的跨语言表述自有中哲典籍翻译时起就已发生。清朝康熙年间，耶稣会士意大利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和葡萄牙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合作翻译的《四书》于1687年在欧洲印刷发行，其中“道”“天道”“德”“仁”“礼”“忠”“恕”“孝”“悌”“智”“勇”“美”“善”“中庸”“两端”“性”“习”“学”“思”等孔子哲学范畴首次被翻译成拉丁语。1691年又被节译为英语，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和人生修养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强烈反响。但是，当人们细读译本就会发现，在这些翻译中，译者往往用基督教经院哲学穿凿附会的方法阐释中国哲学概念。
清朝末年，已有多种英译中国哲学典籍相继问世，其中著名的译者有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s)、翟理思(Herber A. Giles )、马歇曼(Joshua Marshman)、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柯大卫(David Collie)。理雅各的翻译颇为系统，他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孝经》《易经》《道德经》和《庄子》等。其中，孟子的哲学范畴“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志”“气”“心”“物” “理”“义”“觉”“诚”“良贵”“浩然之气”，《中庸》中的“中和”“德性”“诚明”“慎独”，以及《大学》中的“明德”“至善”“本末”“格物致知”等范畴均有了英语表述。理雅各的英译文虽被西方奉为“标准译本”但仍受到了安乐哲(Ames Roger 1998)和欧阳桢(Eugene Ouyang 1991)的批评，因为他在翻译中国哲学概念的时候，总是以西方二元论为参照进行对应替换，使得概念的特有意涵被歪曲。
20世纪30、40年代，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 )翻译的《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哲学经典，至今仍在出版发行，韦利也被赞为“中国通”。但通过比较原文可以发现，韦利对中国哲学概念的翻译和其他传教士一样，有一种基督教化倾向。如安乐哲所言，这样的翻译使得“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存在致命的缺陷” Ames Roger 2002: 5)。
美国汉学家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翻译的《荀子》《墨子》和《庄子》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本用流畅的现代英语表述了荀子哲学范畴“事理”“法则”“积”“类”“群”“诚”，墨子的“天志”“兼 爱”“命”“力”“类”等，以及庄子哲学范畴。然而，沃森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哲学概念是用传统语言表达的，为翻译这种传统的语言和弥合文化鸿沟而采用的新词汇并不能传达中国传统的差异性。安乐哲指出，中国典籍英译中，当我们把“天”翻译成“heaven”时，无论你是否喜欢，我们已经在西方读者心中唤起了那个超越的造物主，即上帝的概念，包含了灵魂，原罪和死后的世界。当我们用“fate”来翻译“命”则无法挽回、困境、悲剧、目的论等意涵已油然出现，而这些与古典中国传统中的“命”几乎毫不相干(Ames Roger 2002: 18)。
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T. Ames)分别与郝大维(David Hall)和罗思文(Hemy Rosemont)合作翻译了《论语》(1998)、《中庸》(2001)、《道德经》2002)等典籍，对许多中国哲学概念重新进行了诠释。安乐哲自信坚持中西哲学之差异，尊重中国文化，但他们的翻译还是受到学界的批评，有学者指出，安乐哲他们是脱离文本的过度诠释，所运用西方过程本体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案是对中国哲学的误篡化(冯耀明 2008)。
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概念不断被翻译、阐释。最全面、最系统的翻译当属莱登(Edmund Ryden)博士翻译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原书作者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概念范畴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其中包括本体论层面的“天”“道”“气”“理” “五行”“元亨利贞”等38个主要概念，人生哲学层面的“德”“仁” “公”“中”“性”“心”等16 个主要概念，以及认识论层面的“知行”“正名”“效验”“格物致知”等10 个概念。该译本英文名为Key Concepts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核心概念），200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称为中国哲学概念的百科全书，在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跨语言表述方面极具典型性。美国雷德兹大学（Unversity of Redlands）学者姜新艳在为该译本写的书评中指出，尽管翻译非常出色，但中间还是有中英概念不对应，翻译不准确的问题。本研究认为，这不仅是译者自身水平问题，更是概念表述受译者前见”和语言文化系统制约的体现。
除了外国传教士、汉学家，中国本土学者和华裔海外学者在中哲外译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凭借对中国哲学的深刻理解和外语优势，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国哲学概念，宣传中国哲学思想。晚清名士辜鸿铭英译的《论语》1898 年在上海出版，他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中庸》等典籍，用地道的英语表述了儒家的哲学概念。当代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也在1938年、1948年分别翻译并出版了《论语》和《道德经》。林语堂对中国哲学概念的翻译采用的是文化变译，目的是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冯友兰是当代著名哲学家，他不但翻译了《庄子》内篇，还用英语著述《中国哲学简史》U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并于1948年在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之后多次被再版，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材料。中哲典籍不断被重译和复译充分说明中哲概念翻译的复杂性。
在国外学者不断地翻译、研究中国哲学典籍的过程中，国内对于中哲西译的研究也随着中西哲学的交流日益加深。研究课题包括中哲典籍英译的原则和策略孙尚兴2007， 2010， 2013；王宏2013；罗军凤2012；李新德2012 ）、中哲典籍英译与中华文化传播及国家软实力建设（俞森林2011；季红琴2012；李玉良2013），以及中哲英译史论（王辉2008），等等。显而易见，国内对中哲西译的研究大多是从语言学和文学，或者从国际关系的学科背景下进行的，哲学研究介入的程度还不够深入，中国哲学概念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释。另外，作为中哲西译的关键，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翻译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这些都为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跨语言表述研究留下足够的空间。
尽管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哲概念的跨语言理解和表述是负责任的、谨小慎微的，但批评者仍然可以轻易找到漏洞。因为中哲概念本身就体现着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察、理解和判断，其中包含的哲学知识、哲学方法和价值观念都带着中国文化的烙印。这样的概念在两种语言文化语境中本来就是非对应的，如果按照语言学翻译观去寻找对等物，必然存在张冠李戴的问题。如何从理论上解决中国这些概念的翻译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理论上讲，同一概念可用不同语言表达，但实际上，概念一旦形成总是以语言为其体现形式，因而无法完全超越语言。中国哲学概念跨语言表述一方面受到语言对世界概念化方式差异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无法摆脱语言之间概念非对应状况的制约。本文认为，跨语言表述哲学概念不是同一概念不同语言之间命名的对等替换，而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哲学的对话，是跨语言理解与阐释的意义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译者理解与阐释的主体性因素、东西哲学思想互补与杂合，以及原语与译入语语言系统对应匹配在内的意义理解与跨语言生成。采用跨语言表述的提法来描述中国哲学概念的翻译，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对等替换和文化变译的理论困境，更加接近中哲西译的现实。
中国哲学概念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最普遍、最根本的认识，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经验的概念化特点，同时也蕴含了对存在、对人生和对知识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因此，跨语言表述中国哲学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哲学知识的建构、哲学方法的建构和价值信念的建构，是一个哲学意义的三维建构。以此为标准，就可以对已有的中哲西译现象进行较为客观的描写和较为科学的解释，并作出系统的、有说服力的评价。
（一）中国哲学概念跨语言表述的知识建构
中国哲学概念首先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范畴体系，包含了解释世界本源的自然哲学范畴（或者叫天道范畴）、说明人文社会和伦理道德的人生哲学范畴，以及有关人类思维的知识论范畴。这些都是中国人对世界系统性认识的结果。其次，每个哲学概念在形成和阐释的过程中包含了一系列表示经验事实的事实命题，或说明概念所指的实有，或说明概念所指的摹状。哲学知识的跨语言建构，是指译者对中国哲学概念知识体系所作的理解与阐释，及其在中西哲学对比框架下和其双语双文化能力支撑下对所理解的知识进行的跨语言表述。另外，哲学知识的建构更重要的体现在于，对西方固有的哲学知识存在一种丰富、影响和改变的意义，这也是知识建构的最终结果。
中哲概念跨语言表述的知识建构理论主要回答如下问题: 1+中国哲学概念体系包含了哪些知识？与西方哲学概念的对应性如何？ 2+如何理解中国哲学概念在 哲学知识层面与西方哲学的互补，并成为“丰富和改造英语世界的文化资源（安乐哲语）”？从跨语言表述的角度看待中国哲学概念的翻译，不但可以发现译者是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哲学知识，而且可以解释中西哲学在观察、理解和思考世界意义的时候所持有的不同的问题意识。
（二）中国哲学概念跨语言表述的哲学方法建构
中国哲学概念从方法的层面来看，对实有（比如“天”“道”“事” “理”）、时空（比如“宇宙”）、变化（比如“太极”“阴阳”“健顺”“生”“易”）、联系（比如“五行”）等普遍概念的词汇化首先体现了中国人对事理的感悟方式和思维方法。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讲整体（辩证统一）、重直觉（心领神会），所有概念均具有高语境化特征，不可孤立解释。这与西方哲学重分析、讲逻辑条理的方法不同。中国哲学概念的跨语言表述在西方哲学方法中引入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原有的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建构理论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1.中国哲学概念体现了哪些与西方不同的哲学方法和思维模式？2.译者在跨语言表述中国哲学概念的时候，如何实现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思维方法和言说方式上的互补？
中国哲学上讲究知行合一，强调生活实践的重要性，始终将知识的研究与身心修养联系在一起，这与西洋哲学纯粹的求知和科学探索有所不同。从思维方式来看，“中国传统哲学都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要想了解各个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张岱年2005: 382）。除了整体思维，中国哲学在看待事物，研究问题始终坚持对立统一。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另外，中国哲学重视了悟而不注重 形式上的细密论证和调理系统，这也与西方分道而行（张岱年2005 : 260）。中西思维方式哲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构成跨语言表述的方法论环境，中哲概念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与西方哲学展开对话和交流，相互了解，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三）中国哲学概念跨语言表述的信念价值建构
中国哲学思想自春秋战国至秦以后，虽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但大多以儒家思想为主，中国人以全部精神力量直接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福，在内心寻求永久和平。中国哲学概念体系所体现的信念价值包括人与自然方面的“天人合一”、价值与道德方面的“人类本位”、人际关系方面的“以和为贵”和哲学思维方面注重辩证统一的传统。西方哲学自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以后，以科学知识为力量，在人世间寻找善与福。西方哲学引导西方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实现西方世界的现代文明。然而，现代科技与人性的冲突又使得哲学倍感忧虑。卢梭发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要对科学至上主义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立场。中国哲学的翻译，可以向西方世界客观传递中国文化和古老的东方智慧，为中国和世界寻求最佳的生存方式。
中国哲学概念跨语言表述的信念价值建构理论主要回答如下问题：1.中西信念价值在比较哲学的层面上有何异同？其差异性对中国哲学概念的跨语言表述构 成什么样的条件？2.西方译者在翻译中国哲学概念的时候如何处理其中的信念价值？3.西方译者与中国译者的跨语言表述相比，在传达中国人的信念价值方面，表述策略和方法上有何差异？如何评价？在中国哲学概念跨语言表述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非普遍主义（亦非特殊主义）的、生存境遇化的（也不只是地域化的）文化和西方的有普世诉求的（这与它是否真的普世无关）文化”（张祥龙2011）表现出价值观念方面的根本差异。
中国哲学概念中的价值维度会促使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吸收和改善自身的排他性问题，从而在与其他不同于自身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多一些包容，少一些冲突。
三、评价《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的英译本及印Concepts in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跨语言表述的三维意义建构理论不但可以描写和解释翻译现象，还可以作为一种标准，对译本进行案例研究。换言之，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翻译是否成功，主要考察该翻译是否准确地表述了中哲概念所体现的知识、方法和价值，是否促进和改善了中西哲学的对话与交流，是否影响和改变了目的语言文化。
单就哲学概念的翻译而言，学界认可的方法不外乎以下三种：第一，也是西方学者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在西方哲学术语库中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兴趣和经验选择相应的词语。比如孔子哲学中的“仁”，在英文中就有good、humanity、 benevolence、altruism、love、perfect virtue 等；第二种做法是生造新词。比如中国哲学讨论人生问题的概念“心”，西方学者为了尽可能照顾各种意涵精心设计的术语heart-and-mind和pneuma。第三种是在中国哲学中选出最基本的概念范畴组成词汇释义表，对每个概念词汇进行适当的解释，然后在使用中直接采用其译音即可（林同奇2006）。采用第一种译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相关概念对译的语境条件，在特定的上下文当中，根据语境的暗示和背景信息的补充尽可能多地照顾三维意义的跨语言建构。第二种译法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有陌生化和纷乱误解的冲击，但经过不断的语境解释和阅读适应，读者会发挥自我想象，在异国情调的哲学天地体会这些新术语所凸显的新鲜而复杂的意涵。第三种译法对读者提出认知努力上的挑战，需要他们通过词典式的解释穿越语言的障碍，直接到达原型概念，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方法。很明显，三种做法各有利弊，不过是中哲西译的无奈之举，反映了中国哲学概念跨语言表述的双语非对等和概念含义语境化的问题。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原书不但对核心概念进行列举、解释，而且每一概念从哲学流派、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及其逻辑演化都有交代，这为中国哲学概念翻译在明确语境信息和综合使用上述三种做法之优势，从体例设计上提 供了充分的空间。在此条件下，三维意义建构理论对译本Key Concepts in Chinese Philosophy的评价主要回答如下问题：1.就中国古典哲学64个概念范畴英译事件本身来看，这些概念范畴对英语世界从哲学知识、哲学方法和价值信念方面了解中国古典哲学有何意义？2.英译本与原书比较，在体例编排方面、三维意义建构方面有哪些变化？如何解释和评价这些变化？ 3.根据英译本与原书的对比研究如何描述和解释中国古典哲学和英语世界哲学在概念范畴上的对应性？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将中国哲学史上的概念范畴分为三类，即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和知识论。这一体系本身已经包含了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研究对象的认识。通过对这些概念产生的背景、演变的过程和概念涵义的辨析，读者可以了解其中中国人所具有的，关于外部世界（如天、道、气、理），人自身（如性、心、情、意）和知识本身的知识（如知、正名、格物致知），可以了解中国人自古以来所秉承的价值观念，也可以了解为实现价值所采取的路径和方法。可以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是名副其实的西方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百科全书。
对比原书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中在大类上保留原文的结构以外，调整了部分概念范畴出现的次序，增加了小类和次小类的划分。这主要是为了突出中西哲学在研究对象和关注问题方面的共相，弥合中西差异以便于西方读者理解。第二个变化是增加注解和译例言，补充背景信息，引导英语读者正确理解原文涵义，顺应他们的阅读期待。译者坦言，译文只是一个引导英语读者了解原文的媒介，并非原文替代品（Ryden 2002）。从译者的努力和译文中个别概念的误译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概念在中英文之间的对等追求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国哲学概念借助于语境信息和背景知识仍然是可以用英文表述的。这不仅是哲学共相和人类研究对象的共通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人类发展共性所决定的。
与以往翻译研究中零散讨论和点评哲学概念的翻译技巧有所不同，本研究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系统出发，以中哲典籍翻译史上代表译者的典型翻译事件为依据，对本体论、人生哲学和认识论等各个层面概念范畴的跨语言意义建构进行考察，专门地、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概念的翻译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翻译不是同一概念不同语言之间命名的对等替换，而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哲学的对话，是跨语言理解与阐释的意义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译者理解与阐释的主体性因素、东西哲学思想互补与杂合，以及原语与译入语语言系统对应匹配在内的意义理解与跨语言生成过程。
本文将翻译研究和哲学研究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翻译观语言符号转换的静态文本视角，把中国哲学概念的翻译看成跨语言表述的动态过程，是译者在哲学知识、哲学方法和信念价值等三个方面理解和阐释的意义建构。另外，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通过翻译成为丰富和改造英语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来看，中国哲学概念跨语言表述也是一个意义建构。
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中国哲学概念的跨语言表述实践提供一种理论视角和行动目标，并有助于哲学概念翻译批评的理论化，最终为促进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交流与互补作出贡献。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跨语言表述的意 义建构研究”(批准号16BZX054)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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