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
作为跨文化交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西学东进，就是把西方文化思想、价值观引进来；一个是东学西进，即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周易》与《圣经》《吠陀经》《古兰经》被誉为世界“四大经典”。最初到中国访学的传教士利玛窦称《周易》是一本有“智慧之光”的书。黑格尔称《周易》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就是“正—反—合”，这是一个辩证的思想，这是和《周易》中“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相通的，“阳”为正，“阴”为反，“道”即为合。尽管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思想只是些伦理格言，但是他对《周易》思想很欣赏，认为它代表中国的智慧。莱布尼茨作为二进制最初的发明人，是计算机时代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甚至给康熙皇帝写信，要加入中国的国籍。莱布尼茨以阴爻（－－）代表0，阳爻（－）代表1，认为阳爻和阴爻与1和0之间刚好与二进制契合，并从邵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中得到印证，他非常惊奇中国古代就有二进制的图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给现代科学技术也带来了启示。故《周易》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东方的思想特别是中国的思想是具有生命智慧的，但近代德国的黑格尔和当代法国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哲学在古希腊是爱智慧之学，他们一方面承认《周易》的智慧，一方面又说中国没有哲学，这样就陷入了悖论。
《周易》这本书是很奇特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约坑了460人，焚书包括《诗》《书》及百家的语录，没有烧《周易》，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周易》是作为卜筮之书，即算卦的书，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到了汉武帝时代，《周易》又成为“六经之首”“群经之首”，《周易》虽经如此反复，然而它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朱熹讲“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周易》不仅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而且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周易》亦是人生的终极家园、安身立命之所，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正是因为《周易》有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卓越的睿智、思维的架构，几千年来仍然可以如此焕发光彩。
相传伏羲作八卦，是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类万物之情的。可见《周易》是对自然、社会、人生体认总结而得出来的理论思维。所谓人文主义的价值和意义，是人对于天地人及其关系变易的认知和把握。伏羲采取“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观”的方法，以及“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的方法，对客体自然、社会、人生经验地进行体悟，以求观知天地“万物之情”状，化解了《易经》筮占先知的神秘性。“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于自然天文和社会人文的观知，是要认知、察知、推知四时变化的规律和天下万物化生成长的规律以及如何教化天下等。对自然社会规律层次的体认，就是对于自然、社会本质的一种掌握，具有理性认知的意味。《周易》的大智慧影响着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生命情趣、终极家园。从先秦的诸子百家、汉代的谶纬之学到宋明理学乃至以后，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能越过对《周易》的研究。
如果要创新思想，就得回到源头，从那里得到思想火花的启迪，理解中华传统文化，需要回到《周易》，从这个作为中华文化源头活水的那里去寻求思想的智慧。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周易》的大智慧。
一、人文精神大智慧
1. 文明即是人文精神
《周易》的《贲卦•彖传》里讲到“文明以止，人文也”，第一次把“文明”和“人文”联系了起来。“止”，朱熹解释为各得其分，指性质、性分。观察天时和时势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刚柔和谐，教化天下。人文与文明是天下普遍价值。《周易》讲人文和文明相辅相成，人文以文明为内涵，无人文精神，就没有文明的行动；无文明的行为，也没有人文的精神。一个文明的社会一定是人文的，一个人文的社会一定是讲文明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关怀；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把握；体现为人对价值、理想、社会、人格的追求，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把握；即是对人的尊重。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对人的尊重甚至说对妇女的尊重非常明显。在西方的世界里，女人是由亚当衍生的，而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而来，故女人的地位低于男人。而在《周易》中，阴阳之称，阴在前，阳在后，如果坤阴在上，乾阳在下，基本是好卦，比如《泰卦》，如果乾阳在上，坤阴在下，就是不好的卦，如《否卦》。再比如孔子家中马厩失火，他从朝廷回来，问“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因为在春秋年代，五个人的价钱还不如一匹马的价钱高，孔子不问马，故可以看到孔子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标志着春秋时期从重天道向重人道的社会思想转型。
2. 保合太和的精神
《周易》里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道”是不断变化的，春夏秋冬变化是有一定规则的，在变化的过程中，每个事物依据其性质，都得到了它应有的位置，各种事物按照自己的本性而生存发展，都“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取得协调、和谐，这种思想影响很大。故宫里有六个大殿，第一个是太和殿，即金銮殿，第二个是中和殿，第三个是保和殿。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位置，凝聚着《周易》的智慧，太和殿、保和殿，即是“保合太和”。至于中和殿，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中庸》上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是天下的大本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另一方面，《周易》的第六十三卦水火《既济》卦，《既济》是《离》卦和《坎》卦的重叠，《离》在下，《坎》在上，《离》是火，《坎》是水，在“既济”卦里面，九五是阳爻，与其相对应的六二是阴爻，是为阴阳相和。五是奇数，二是偶数，阴在偶数位，阳在奇数位，称为得位，而且这两爻都在“离”卦和“坎”卦的中位，上有九五爻，是为九五之尊，和它相对的是六二爻，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这就是得位、当位。所以在太和殿与保和殿中间建中和殿。故宫再往里走，便是乾清宫，其次是交泰殿，然后是坤宁宫，乾清宫为皇帝办公的地方，乾为阳、天、男，要清正廉明；坤宁宫为明清两代皇后的中宫和皇帝结婚的地方，坤为阴、地、女，后宫安宁非常重要，故叫坤宁宫。乾清宫代表阳性，坤宁宫代表阴性，乾坤，阳气向上，阴气向下，互相相交，故中间的宫殿就叫交泰殿，表明阴阳交合才有“泰”，《泰》卦就是《坤》在上，《乾》在下，阴阳结合，有天地合壁之意。《周易•泰卦•彖传》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不交万物就不通，上下不交思想意志相悖逆，天下就会乱了，《泰卦•大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以这里叫做“交泰殿”，是“乾清宫”和“坤宁宫”的一个交和。故宫六大殿就是仿照《周易》六爻的排列次序而建筑的。参观故宫的时候要知道它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保合太和”实际上是突出“和”的思想，譬如说“鸣鹤在荫，其子和之”，这句话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人就把它解释成男女谈恋爱，两人在窃窃私语，表现男女间的和谐。还有《兑》卦也讲和谐、和善的思想。《周易》六十四卦都是相反相成的，讲和谐思想的，譬如说八卦，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这些事物就都是相反相成的，可以取得和合。
“保合太和”的“首出庶物”的“首出”，即天地万物从何而来，人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回答，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回答。西方人有上帝，他创造了草、水、空气、大地、树木以及动物等。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用泥土捏了一个亚当，他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为一个男人。上帝觉得亚当太孤独了，就把亚当的一条肋骨抽出造了一个夏娃，两个人在伊甸园中生活。上帝创造人类万物世界，上帝是唯一的，绝对正确的，如果违背上帝的意志，那就得受惩罚。上帝不允许亚当、夏娃吃智慧树上的果实，但夏娃、亚当受蛇的引诱吃了智慧树上的果，便有了智慧，当上帝到伊甸园时，他们就躲起来了，即有了对裸体的羞耻感，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就被逐出伊甸园。其实伊甸园里还有一颗生命树，亚当、夏娃没有选择长生不老。在智慧和长生之中，亚当、夏娃选择了智慧，上帝惩罚亚当永遭劳动之苦，女人遭分娩之苦，这便是原罪。上帝和人之间这种对立，后来发展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中国人的回答就不一样了。中国人的回答是“和实生物”，怎样和实生物？在《周易•系辞传》 当中有一个诠释，“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是阳，地是阴；男是阳，女是阴。天地男女也就是乾坤，是阴阳对峙的两端，也就是现代语言讲的冲突、矛盾。絪缊是互相作用，构精是个融合、交流、交感的过程。对峙冲突的东西，只有相互作用、融合才能化生万物。如生出一个新生儿。这个新生儿就是一个第三者，即和合体。这个思想就是《周易》中讲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就是从人类自身最切近的夫妇构精，然后生出新生儿。并由己及人、由己及物，由人类自己的生育而推及天地万物的产生，即“远取诸物”，而生万物。
中西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区别：一是西方人认为上帝造万物，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全知全能的。中国人认为万物不是由绝对的、唯一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创造的，而是由天地男女，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是由多样的、多元的甚至是对立的、冲突的东西经过融合，然后产生的万物。二是中国哲学从根底上具有包容性、宽容性、多元性和多样性，是多样性的冲突融合而和合，因此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道并育并行，互不相害、相悖，这就是阴阳互补、海纳百川的思维，这也是中国追根究底的回答，与西方异趣。三是中国文化历史注重人文世界。人文世界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生意义的关怀，这种关怀的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及人心灵的冲突，获得和谐、协调和平衡，这就是“和”或“太和”。“保合太和”是以万物各自对峙分殊为条件或因缘，否则不能“太和”。“太和”亦是人文世界存有的样式。《易传》认为，阴阳对峙和合，体现了天地万物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和价值要旨是新事物的化生。这与西方文化讲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相异。
3. 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精神
《周易》提出了“理”“性”“命”三个概念，在后来“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那里做了重要的发挥，他在《通书》中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做《理性命》。“穷理”，即穷事物的“理”。王阳明在年轻的时候笃信朱熹的格物穷理，这个浙江余姚少年，曾在父亲王华的北京官邸与朋友相会。有一次谈到“格物穷理”，朱熹讲只有“格物”后方能“穷理”，于是与一个姓钱的朋友约定格竹子这个物，以穷竹子之理，朋友先来格，在竹前静坐了三天三夜，理未得，人先病倒了。王守仁笑话朋友定力不够，悟性不高，自己继续来格竹子，相比于朋友，王守仁功力更胜一筹，他坐了七天七夜，不幸也病倒了，始终没有格出竹子之理来。于是王阳明认真反思起来，格物穷理是否正确？他反思格竹子之所以病了一场的原因即在于苦思冥想而为物所困，即物穷理的前提，不是专一物而穷其理，而是先要空去外物，达到至虚至静、物我两忘的境界，也就是求回寂然不动的本心，然后在心体上感通物理。既然按照朱熹的方法没有“格”出来，那么这个“理”究竟在什么地方？王阳明穷尽儒、道、佛之书，后来他找到了“理”存在的地方，“理”就在心中，“心即是理”。这样他就开出了与朱熹完全不同的路向：一个是“理体学”的路向，一个是“心体学”的路向。
“尽性”的“性”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有人说人性是善的，有人说人性是恶的，也有人说人性是善恶混合的。“性”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性”是天给的。《楚简》里有一篇文章叫《性自命出》，“人性”是先天的。孟子讲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但是它常常被私欲所蒙蔽，所以应该把我们放逐的本心找回来，这叫做“求放心”，即把原来善的“本心”恢复起来，这就得“尽心”，即认识我们的“本心”是什么。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只有“尽心”，才能够“知性”“知天”，所以“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命”可以理解为“天命”和“命运”。“命”和“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命”是“天”不可改变的必然性，那么“运”则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人可以在“性”和“命”的互动当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朱熹有一个注解，“穷天下之理，尽人物之性”。体认天下万物的原理、道理，就可以穷尽万物的本性、性质，进而可体认天命。《周易》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我们只要“穷理尽性”就可以达到以上“四合”，就是说我们可以体认它、掌握它，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易》的“穷理尽性而至于命”，开启了后来的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
我们讲认识事物要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它的背后是什么？背后的东西能不能被认识？“理”能不能被我们“格”出来？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讲到一个例子，飞机在前，还是飞机的原理在前？他认为“理在事先”，后来他改认为“理在事中”。格物穷理，事物背后有一个所以然者，有一个物理学之上的存在。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但是我持否定态度，我认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我觉得人还是有更高的追求，有对事物本质的追求，不仅需要知道事物，还需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人有不断创造新事物的能动性、意向性、主体性。《周易》讲“穷理尽性而至于命”，“命”乃本质的必然性，即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掌握事物的本质，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人要掌握自己的发展规律，即掌握自己的命运，要知己知彼，要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将来才会有所成功，扬长避短，选择专业，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二、思维方式大智慧
思维方式的大智慧，即思维的规律性。现在一些人不善于反思，不善于思考问题，这样对人的理论、思维、逻辑、分析能力的提升、作用的发挥会都有很大的阻碍和影响，所以应该吸收《周易》文化中的思维智慧，对小到如何做人，大到国家大事，都有很大的裨益。
1. 太极思维
《周易•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邵雍认为，这便是一分为二。太极则是由阴阳组成，以表示宇宙和谐与统一之意。乾、坤、坎、离四卦位于太极四隅，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右下为坤，右上为坎，左下为离，左上为乾，则代表天地水火、父母男女之意，也正象征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的发展。我国的“一国两制”，是《太极图》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体现，如果以阴代表资本主义，阳代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包含，社会主义中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中有社会主义，但其比例的大小、轻重、多寡等不一。有人说，“太极图”象征中国文化，“十字架”象征西方文化。“太极图”是封闭的范式，“十字架”是开放的范式。其实“太极图”在运动状态中是开放的，相反，“十字架”在运动状态中是封闭的，“太极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太极思维有太阴有太阳，有少阴，有少阳，阴和阳是对立的，它是在矛盾和冲突当中达到和合的。我在1980年代末提出“和合学”，现在我们说“和平、发展、合作”，太极思维当中的阴和阳，是对立的，却又相辅相成的。我的《新人学导论》，认为生物的生长也不尽然是达尔文的纯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更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消灭落后民族，不同的事物是共同发育，可以并存而不相贼害的，道理、观念、制度可以不同，但可以并行而不相悖逆。
2. 变通思维
《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则思变，“文革”中，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厂、学校里两派斗争很紧张，当时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此时，亚洲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中国台湾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所谓“东亚模式”引起全世界关注，它们也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文革”以后，我们面对的是一穷二白，故“穷”则思“变”，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变”则“通”，“通”很重要，要想富，先修路。例如北京，地铁经过哪里，房价就暴涨，可见“通”的力量。
比如“乡校”，现在韩国还有300多所，是韩国历代传承儒教、祭祀孔子与诸圣贤的地方教育机构。而乡校在我国春秋时也是很重要的议政地方，《左传》里讲到“子产不毁乡校”，作为乡人聚会议政的乡校，有人主张毁掉，子产不同意，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春秋左氏传•襄公》）子产把乡校作为获取群众议论政事的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注意根据来自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老百姓平时能够通过乡校来向政府提意见或发泄情绪，不会有大问题，如果不满意见积累太久、太多，就会像洪水那样决堤，一发不可收拾。故“通”非常重要。此外，我们来看看《泰卦》，《泰卦》即天地交，万物通也，上下交，其志同也。所以“交”“通”很重要。从政事上来说，需要“通”，从自然来说，亦需要“通”。大禹治水，即是疏通，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他父亲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最后，从人的身体来看，也要“通”，比如脑血栓、心肌梗塞等都是因为阻塞而形成的病。故“通”才能长久，从理政治国说，“通”才能长治久安，从身体讲，“通”才能长寿，才能够保持健康的身心。
3. 道器思维
《周易•系辞》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是指万物有形象之前、之上而言，“形而下”则是指万物有形象之后而言。《系辞》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说似有多重含义。融合一阴一阳而言，则为“形而上之道”，分一阴、一阳而言则为“形而下之器”，阳为“乾道”，阴为“坤道”，又本“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之说，则一阴一阳又为“天之道”。万物皆有阴阳，故亦有万物之道。在哲学上，作为本体为形而上的问题，实用形器是形而下问题。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到了近代，张之洞写《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他举例说，晚上点电灯，白天坐汽车，可以变，这是西用，孔孟之道不能变，这是本体，变器不变道。道器问题曾困惑了很多知识分子。近百年来，学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就如何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批判地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等；就中西文化的体用关系而言，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与中西为用以及中西即体即用与非体非用等；就传统文化的创新来说，有现代解释、宏观解释、创造理解、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与综合地创造以及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论、全盘西化论、复兴儒学论、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返本开新论等，莫衷一是。这些主张的提出都有其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合理内涵与学术价值。我认为，这些主张都属于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方法问题，而方法问题的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这就是价值观。所以不能仅仅停留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方法的争论上。批判地继承，综合创新，批判什么？继承什么？拿什么东西综合？怎么创新？这些都受价值观的支配。价值观不一样，对事物的认识、评价也不一样，它支配人的行为价值趋向。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不同的价值观，从而价值判断、价值评价都截然相反。价值观犹如一双无形的手，来支配我们的意识行为活动。从《周易》来看，“道”是形而上问题，“器”是形而下问题，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之道，是非常道，非恒道。即可言说的道并不是恒道和常道，是形而下的器世界，恒道是不可言说的，是形而上的道世界。
三、民族精神大智慧
1.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乾》卦很刚健，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都要奋斗不息，才能立得住脚。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古人七十古来稀，30岁能够建功立业。朱熹19岁中进士，做过五任地方官。可想而知古人的要求其实是很严格的。一个人40岁的时候应该比较清楚看待事物的所当然，而不迷惑了，50岁人生道路就应该比较明朗了，对事物的所以然之故体会比较精明了，对于先天之“命”和“运”及可掌握的“运”，已经有所觉解了，这样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够取得成功。
历代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在世的时候都是不幸的，比如朱熹晚年被卷入当时“庆元党禁”，其学被证为“伪学”，被攻击为“伪学之魁”，定位为“逆党”，认为他抄袭二程与张载之文，深受打击。当时朱熹本想呈上奏折为自己辩白，为此他便算了一卦，结果为《遯》之《家人》卦，便放弃上奏折一事。王阳明是儒将，也是伟大思想家，他受宦官排挤、迫害，假装跳水逃避追杀，在心灰意冷之下，他将精力倾注于讲学反思与著述之中。二程中的程颐，在绍圣年间以党论免职，流放涪州（今四川涪陵县）。后来朝廷再度降诏削官罢职，还责令审查其全部著述。诸如此类的名人都历经艰险。但所幸的是，宋太祖规定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因此作为读书人，生在宋朝还是幸运的。你不仅可以漫步在清明上河图中，吟诵苏轼、欧阳修、李清照等人的不朽篇章，你还可以上书言事，议论朝政，不必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清代文字狱的文化恐怖主义很残酷，所以清代文人钻入故纸堆，没有思想家，只有考据学家。清代的文字狱，一个人，可以为真理而牺牲，但若是株连九族，连学生和买书的人都杀，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太大。清代的饭馆中标有“不论国事”，可见文化专制的恐怖。即使戴震，也只能说“理能杀人”，而不敢再作发挥。
“厚德载物”，是讲要像大地一样的广阔而负载万物，像海纳百川的大海一样包容一切，人要有博大的情怀，若谷的气度，不要心胸狭隘，嫉贤妒能，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譬如韩非和李斯。韩非为战国时期韩国人，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韩非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有思想，李斯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不见用，建议未被采纳，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著有《孤愤》《五蠹》《说难》等。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的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只得委派韩非出使秦国，但秦王还是没有重用他。李斯和姚贾出于对韩非才情的嫉妒，就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秦王下令将韩非关进监狱。不久，满腹经纶的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正是他的同学李斯。故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后来，赵高联合李斯，颁布假旨，逼秦始皇皇长子扶苏自杀，到了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李斯最后也被杀，故心胸狭窄的人也没有好结果。战国时期的孙膑和庞涓同为鬼谷子的学生，庞涓因为嫉妒孙膑的军事才能，设计陷害他，对孙膑实施“膑刑”，剜去了孙膑的膝盖骨，打入暗无天日的牢房，将孙膑囚禁起来。为了脱离苦海，一展毕生的抱负理想，孙膑只有拖着镣铐，装疯卖傻，忍饥挨饿，甚至是长睡于猪圈，将猪粪囫囵吞下。在若干次的努力后，孙膑终于获救，到了齐国，成为齐国的军师。在马陵之战中，孙膑根据魏军的行动，利用马陵一带道路狭窄、树木茂盛、地势险阻等有利地形，选择齐军中善射的弓箭手埋伏于道路两侧，规定到夜里以火光为号，一齐放箭，并让人把路旁一棵大树的皮剥掉，在上面书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字样。庞涓由于心胸狭窄，最后死于马陵之战中。而孙膑奋笔疾书，写成《孙膑兵法》，传颂千秋万代，载入史册。故可以看到，无论是同学之间，还是同事之间，虽然有竞争，但要与人为善，放宽心态，待人包容，这是做人的原则。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是：我有一个梦想。德里达的名言：我要学会生活。我认为首先要学会做人，梦想才会实现，生活才会美满。
2. 与时偕行的精神
天道运行周而复始，永无止息，谁也不能阻挡，君子应效法天道，自立自强，奋斗不止。《乾》卦九三爻辞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要终日勤勤恳恳工作，晚上要随时警惕、反省自己，三省吾身。做人尽管勤勤恳恳，但是不懂得反省，也不能与时偕行。而《乾》卦的上九“亢龙有悔”，亢即到了极点便是与时偕极，物极必反，走向反面了。
当前人类共同面临五大冲突、五大危机，即人与自然的冲突造成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造成人文危机、社会危机，人与人的冲突造成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的信仰危机，文明之间冲突造成价值危机。而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作为标志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核心话题，随“话题故事”不息转生，演变发展。罗蒂认为，应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与在文化之间互相联系的诠释行为。其实作为哲学的哲学，其本身也在唯变所适地流变着、反思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可理解为动词，它不是静态的物体及精神生成物的总和，也不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固有成果的总和，而是为反思着的思想者所拥有。反思的思想，不是静若止水的思想，静若止水的思想是思想僵化的思想；反思的思想，是会思想的思想。既会顺向的思，亦会逆向的思，这是一个会思的动态的过程。反思是人殊胜地把思想反过来而思，这反过来而思就是追根究底的思，是以思想的思想而思，这个以思想的思想而反思的思想，就是哲学的本真。基于此，和合学哲学曾这样为自己定位：“哲学是爱智之学，它的本质在于寻求真知。因此，哲学总意味着‘在途中’，和合学亦是‘在途中’，它是一种生生不息之途！”这就可以说，哲学作为一个动词，它是寻求真知的智动，是为人类精神而思的神动，是以思想的思想而反思的思动。
哲学诠释为动词，因其本身也在不息地变动、演化之中，不同的时代呈现不同的理论思维形态、标志其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核心话题，依傍其符合时代“话题故事”的诠释文本，适应其唯变所适的不同时代的需要。是“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不可为典要。虽然哲学的爱智之道常存，但是哲学寻求爱智话题却永无完结，和合生生道体也是讲不完的话题。
哲学本身是“为道也屡迁”的，是人拥有哲学，而非哲学拥有人，是人智能创造哲学，而非哲学创造人。然而，哲学一旦成为“哲人王”，人也就被异化了。哲学一旦成为绝对真理，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性规定，人就成为哲学的奴婢，若有不同的观点，就被扣上“异端邪说”“叛经离道”的罪名；哲学一旦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便成为戴震所说的“理能杀人”的工具，明代的李贽如是，清代的“文字狱”如是。
对人的认识也需要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做人要作谦谦君子，懂得见好就收。《周易》中的《遯》卦阐释的是隐遁、退避的道理。极端地恒久，必然要引起动荡不安，而小人的势力就会乘动荡之时形成并扩大。作为君子就应当把隐忍退避作为正当手段，以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再进行行动。在这里，作为君子应当觉悟和明白，当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时期来临时，要选择有利、有节、有理的方式，取得最佳的效果。因此，除了坚定必胜的信念，坚守刚毅中正的思想，不与小人同流合污，就个人而言，当退则退，当隐忍时则隐忍，断然抛弃一切，急流勇退，不迟疑，不顾虑，不犹豫，不眷恋，或隐没于世俗之中，或超脱于世俗之外，以等待时机再积极行动。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知进知退，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人生在世，难免遇到挫折、困难等的阻碍。在无法前进之时，唯有退避才能亨通之时，就应该果断而有计划地从人生的大战场上组织撤退，以保存和蓄养力量，等待时机再转入进攻。人生好比上战场，有前进也有撤退。君子应该用战略目光看待人生，不要被一时的失败退避弄得灰心丧气。应当清醒地知道，退却和前进一样，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退却可以保存有限的能量，有机会体味生活的另一面，让生命的力量得以积蓄，以便将来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但也要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立志改革，这样才能东山再起，最后的胜利是完全可以期待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鸟尽弓藏”，这是古人经常对后人的忠告。范蠡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的主要谋臣。他为勾践策划一切，指挥军事，灭了吴国，称霸中原。他深知“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与处安”，为了避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命运，范蠡在成功地灭吴雪耻之后，不恋高官厚禄，功成身退，弃官经商，毅然地离开了可共患难不可同安乐的勾践，隐名从商，先隐居在齐国，自谓鸱夷子皮，因为艰苦创业，经营渔业、盐业等，财富迅速累积。但后来又为逃避声名之累而散尽家产，随之到了陶地，改名换姓，人称“陶朱公”，很快又重新聚积起远胜从前的财富，得以善终，于是成就了史上最为有名的一大豪富。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需要认识他的本质，认识其本质比了解其做的事情更为重要。
3. 忧患精神
《周易》一书，包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首先，关于它的成书便是忧患意识的体现。《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讲“三圣”一般指伏羲、周文王和孔子。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和爻辞；孔子作传以解经。“三古”是指上古、中古和近古。伏羲为上古，周文王为中古，孔子为近古。伏羲作易始为八卦，上古时代，通天之黄河现神兽“龙马”，背上布满神奇的图案，圣人伏羲将其临摹下来，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做“八卦”；文王究演六十四，中古时代，姬昌被崇侯虎所谮，纣王把他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北）。被拘期间，他潜心探究天人之理，将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并编纂了卦、爻辞，即“文王拘而演《周易》”；近古时代，孔子喜“易”，感叹礼崩乐坏，故撰写《易传》十篇。因此，我们反观《周易》，研究《周易》，正是忧患意识的体现，正是去追寻文明的源头活水，文化的价值所在，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所。
有很多人知进而不知退，知生而不知死，这是《周易》中“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以解释“上九”中的“亢龙”。“上九”是《乾》卦的最高一爻，飞到极顶之龙，已失去正位，进退两难，有物极必反之势，故有悔。“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文言》所言“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主旨点明的恰是“亢龙”现象的非持盈性，“亢”，只知进不知退，只知生不知死，只知得不知失，是做不到持盈的。所以我们应该做到知进知退，知生知死。唯有“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才可以做到持盈，这就是说，要居安思危，自为自助，并具有忧患意识。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讲“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当下，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应该担负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子，国家的兴盛、灭亡，每一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了解《周易》人文精神大智慧的基础上，学习其思维方式的大智慧，实践其民族精神的大智慧，从而将《周易》这样一本群经之首的传统经典从遥远的历史请到自己的枕边或者书桌前，解开它神秘的面纱，慢慢地了解它不可抵挡的人文魅力和延续千年的影响。让《周易》智慧在我们的生活中继续“活着”。
（作者简介：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院长，哲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