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到我们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给研究生同学们做这个演讲，我要讲的这个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
对于文化，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考察和把握，那么我曾经把文化概括成四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价值观念。每一种文化都在传达一种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二个主要内容就是它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在文化中间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我们怎么样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表达问题，各个不同的文化有它不同的表达方式、思考方式，有它的思维方式。第三个内容就是我们讲的生活的样式，通过衣食住行等等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第四，我们讲的信仰、习俗。很多我们民间的一些信仰的习惯、风俗等等。
文化的四个方面，前面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往往我们不一定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它又是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体现出来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们又会指导我们的生活。后面两个，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穿什么、吃什么等等，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这四个方面可以说又是相互影响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信仰和习俗；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随着我们生活样式的变化，信仰习俗的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我记得，跟一些年轻人交流的时候，讲到传统文化，我们好多的年轻经常会感叹，说我们读古书有困难。文言文嘛，传统文化大多数是文言文写的。我就说，这个困难里面是有两重困难，一重困难是文字应用方面的困难，繁体字可能有些看不懂，读音不准，意思与现代同一个字的意义有变化，但是这个是现在比较容易解决的困难，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字书、词书可以查。再说，中国有很好的传统，只要是经典的作品，历朝历代都有人对它进行注解。而为什么说我们读不懂呢，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古人这么讲话要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用今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就会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讲话，这样讲对么？他不是自相矛盾么？这个就是思维方式发生变化。所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了。还有一个就是价值观念，他这么讲，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对么？很多古人看来天经地义的东西，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已经完全不用了，不符合时代的定义和潮流了，违背人性等等的。所以，我们也很难，第一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它，有没有它的合理性。第二，我们就更难去思考这样一个规定，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可以启发的意义。所以我们说传统，我们读不懂最大的困难是在这里，不是在文字语言性质上面。而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我们不能理解。
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化，它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有自己不同的表现方式，根据这个，我想讲讲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是怎样的。
我们讲到中国文化，常说它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但是其实人文精神这个概念，在古代中国传统的文化角度来讲，它是相对于天文来讲的，有天文才有人文。所以《周易》里面讲到，天文就是阴阳刚柔各有天赋，而人文就是礼乐教化。现在来讲，人文又相对于科学来讲，我们讲文化要大分类来说有两大类，一类是科技文化，一类是人文文化。科技文化是向外的，人文文化是向内的。科技文化我们以研究人类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为主的，而人文文化主要是探讨人跟人自身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科技文化看成是物质世界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对物质的，但是人类还有另外一种世界———神的世界。这个在西方文化中就很明显了，人在中间，面对着天，天上就是神，面对着地，地是物。人在中间，还要面对神和物。人在西方中世纪文化中，侧重的就是神文文化，以神为本的，这个是基于宗教出现的一神信仰，人绝对的服从神，没有依据。所以人文又可以跟神文相对。而对于地来讲，就是物文化。我们现代的科技主要就是物的文化，也可以称为地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我们说他最根本的特点或者精神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是注重人本身，所以我们常常也讲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我们面对天，脚踏地，我们处理好和天与地的关系，那么天究竟是什么，地究竟是什么？中国的这种人文精神它强调人在神和物之间，有它自己的独立性，有它的主体性、能动性。我们既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简单地讲，中国的人文文化就在这里，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
那么，这样一种精神是怎么总结出来的或者说怎么样形成的？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条传统。这个传统叫做以史为鉴，就是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鉴就是镜子。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唐太宗曾经说过一句话: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拿一个铜镜子照一照，可以发现衣服有没有穿整齐。而以史为鉴呢，可以知兴替。兴就是兴起，替就是衰败，我们以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来照一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兴起又怎么衰落和灭亡的。
在周朝以前，中国古人也是很相信神的保佑，当然这个神我们一定要说明和西方所讲的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古代的神，尤其讲到能够保佑我们的神是指祖先神，就像直接的祖先那样保佑自己的后代。所以夏商两代都是相信自己的祖先会保佑自己的。可是到了周代，历史的经验又告诉他，你的祖先不一定保佑你，如果保佑你，你怎么又会灭亡呢？所以周代一兴起后，他们就总结夏商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结果就发现，夏代的兴起是因为大禹治好了天下的水灾，使得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大家都拥护他，所以才建立了夏朝。而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天子夏桀，那是一个暴虐的君主，老百姓都诅咒他。他们民间都传出这样一句话:“时日何丧，予及女偕亡。”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掉下去啊，我们和你一快灭亡就完了。于是中原地区的商户，在陈汤的带领下，推翻了夏桀，建立起了商朝，当时人们就称赞陈汤，说是解民于暴虐，把人们救出了苦海，所以大家就拥护商王朝。可到了商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纣王又是一个荒淫暴虐的君主，人们也是诅咒他，希望他灭亡，人心就归向了西北的周部落，当时的纣王部下曾经提醒纣王，你这样下去危险，人心都向周了，你得注意。纣王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记录在现在的《史记》里面，“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其奈何我”。我的命是老祖宗给我的，周人能够把我怎么样。所以他我行我素，还是那么荒淫、那么暴虐。后来在著名的武王伐纣里，武王就灭了商，把他流放了。周王朝建立以后，总结夏商两朝的经验教训，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做“天命靡常”，也就是天命不是那么永恒，会改的，命数是会改变的，祖先也是保佑不了的。那么既然如此，祖先保佑不了你，那么什么东西能保佑你呢？他们就提出来了，只有德能够保佑你，所以周王朝就反复地提敬德。而且总结出了那么一个教训，叫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皇天是没有什么亲的概念的，就看你有没有德，你有德我就帮助你，辅助你，没有德我就放弃你。所以周王朝从这样一个历史教训里，得到了这样一种认识。人自身的德行才是最后的命运。所以不是靠外在的一种力量，而是靠自己的德行的提升。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说就奠定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这样一种文化特征，我们就称它为人文精神。强调通过礼乐教化来提升人的自我的道德品质，注重道德的自觉和自律，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力量来保佑自己。中国文化中间这种以史为鉴的传统，决定了中国文化这么一个人文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的记述是非常完备的。从《史记》开始，我们有“二十五史”。每个朝代当它政权相对稳定的时候要做一件大事，那就是修前朝的历史。为什么要修前朝的历史？那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把它作为一面镜子来照。不要走同样失败的道路。所以就形成了中国的一种观念：观今宜鉴古。我们看待今天的问题最好是拿古代作为一面镜子来看一看。所以历史的教训、经验不可忽视，最为重要。
那么刚才讲了，这样一种人文精神首先就是说人的自我道德、品质的提升、追求自我道德的自律那是最根本的。所以不是靠皇天上帝，不是靠祖先神，更不是靠别的什么。
在中国文化中的这个天，皇天也好，天命也好，这个“天”指什么呢？很广泛。自然是天，祖先也是天，最重要的东西也是天。我们口头上常常说的一句话，民以食为天。离开了食，民就无法生存了。食就是民的天。那么民又是谁的天呢？民又是王的天。春秋时期，五霸都想统一天下。第一霸，我们知道是齐桓公，他有一个宰相叫管仲，齐桓公一心想要王天下，王天下就是统一天下。那么这个时候周朝也开始衰落了，平王东迁以后，周王朝就开始衰落了。所以他就来问管仲，王者当以何为先？管仲说，王者当以天为先，要把天放在第一位。齐桓公就抬起头来看看天，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管仲一看，就知道齐桓公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就对齐桓公说，我给你讲的天，“起苍苍之天，王者以民为天”。
王者以民为天，很明确，民就是王者的天，天命是谁？民的意志。所以《尚书》里面有这样两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看谁呢？天看老百姓的，老百姓看什么他也看什么，老百姓听什么他也听什么，老百姓想什么他也想什么。所以由我的道德的自觉推演出来百姓、人，所以《尚书》里面就反复地讲“民为方本”，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我们为什么讲中国的文化是民本、人本，重视人的因素、决定力量，不是靠天，不是靠神。
所以到上个世纪初，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同时也传入了一个宗教观念。当时根据西方的对于宗教概念的描述，它有几个特征。第一，有神信仰，而且是一神信仰。第二，信仰者要绝对服从，服从宗教最高的神的意志。第三，宗教关怀的是彼岸世界，现实世界的痛苦我们到彼岸世界就可以解除了。第四，当时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是在冲破了宗教的牢笼之后才得以兴起的，因为在中世纪欧洲有许多的思想家、科学家，他们的发明、言论违背了上帝、《圣经》，所以被宗教裁判所处以死刑、绞死或者烧死。我们学过欧洲历史的应该都知道。这样一个对宗教的描述是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家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的一种描述。
这样一种宗教概念传入中国，于是中国的学者拿这样一个宗教特征的描述去衡量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比较就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没有宗教文化。中国没有一神信仰、绝对服从以及向往彼岸世界等。中国最重视现实，最注重此岸世界。中国文化中间最重视的是人的理性的自觉，中国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主宰世界以及命运的神。所以很多人问，中国文化有没有宗教？我想大家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国务卿希拉里到处都在说，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她的这个信仰就是指的宗教信仰。在西方人眼里，没有外在的管束，你不是可以胡作非为吗？他们不明白中国是强调自我管束的，自己把自己管好，要慎独，要勿自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一个人自己走，也要很谨慎，黑的屋子里面谁也看不见你在做什么，但是也要遵守一个基本的原则。中国人强调要认真为自己定位，不要违背良心。所以他不是强调不要违背上帝的意志，而是强调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
我们要了解中西文化的一个差异，这种差异常常可以从一个口头语上看出来。西方人碰到了高兴的事情，碰到了十分悲伤的事情，碰到了胜利的事情，碰到了艰难的事情，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my god。而中国人呢，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天地良心”。所以中国人强调对得起良心，西方人强调对得起上帝。这种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说没有信仰，我们是有信仰的，只不过我们原来的信仰失落了，追求的是一些另外的信仰，什么信仰呢？今天的信仰。不能说我们没有信仰，只能说传统的信仰失落了，而且追求的是现代的精神信仰。
所以中国文化中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能动性，和西方的文化强调一种外在的力量来约束自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而同时应该可以说，也是能够有所互补的。因为中国的人文精神在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这种过程中间，是曾经起过相当大的积极的作用。
西方从中世纪发展到近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文艺复兴，那就是从他们传统的希腊、罗马文化中去寻找如何能冲破宗教文化统治。其二是宗教改革，从宗教内部来冲破一个缺口，比如说改革以后就产生了新教，新教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基督教的这一支，而另外一派比较传统保守的，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现在就称之为天主教。宗教改革以后，传统的天主教就失去了很多领地，很多天主教的传教士都没有事情可做了，所以这些传教士就来到了东方，来到了中国，希望开辟新的传播福音的地方。这些天主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发现中国的文化和西方是大不一样。中国人是没有天主信仰的，那时候正好是16世纪的明代。明代是理学盛行的时代，理学是强调天理、良心的，而天理又不是神格化的，而是一种根本的价值理念。所谓天理者，按照理学家的诠释就是三纲五常，它不是一个神，它是一种道德的训条，所以传教士发现中国这个社会几千年以来是用道德自觉来维系的，和西方中世纪以神的意志来维系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他们很惊奇，怎么靠道德自觉也能维持呢？因为在西方的基督宗教文化里面认为人生来都是有罪的，生来都是有缺陷的，人自身是不可能自我完善的，必须要通过神的拯救才能完善。而在中国的观念里认为人是可以自我完善的，在儒家看来人经过道德的修养是可以成为圣人、贤人的。在道教看来，人通过自我努力是可以成为仙的，成为真人的，成为智人的。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是它传到中国以后，也同样强调佛是人做的。所以总体来看就和西方不一样。所以他们发现中国人从道德修养来维持那跟他们那个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相信人的个人道德。他们把16、17世纪可以看到的一些中国的经典，《论语》《孟子》《老子》这些经典带回欧洲，有一些则翻译了过去。这些经典对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他们找到了来冲破以神为本的基督宗教文化的一个事实的依据。中国文化被一些欧洲启蒙思想家高度地赞扬，像西德罗、伏尔泰这些人，包括莱布尼茨他们都是高度来赞扬中国的文化。他们把中国这样以道德理性来维持社会的这样一种文化看作是理想的文化。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公开地来赞扬和号召来学习中国的文化以及人文的精神。所以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中国的人文精神曾经起过相当大的影响力。
后来欧洲从中世纪走向了近代，人解放了，原来的一切要听从宗教的审判，现在发生变化，什么东西都要用理性来判断。人的自由意志、人的理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样一个发展也使得西方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于是人就觉得自己可以主宰一切了，所以当时就提出来我们人类应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直到马克思也是提出的这个口号，我们人不是要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于是人们千方百计地希望天地万物都听人类的指挥，我希望怎样，他就得怎样。我可以随意地去改造他。那么没有想到人的理性力量发展的结果是人得到了许多想要的东西，但是人自身也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异化了。异化论就是让这些物来牵着你的鼻子走，拿中国的古话来讲就是，不是役物，人不是去支配物了，而是到后来人被物所支配了，成了物的奴隶了。原来是神的奴隶，后来好不容易从神的奴隶中冲破出来，现在为了得到物去攫取更多的物，一切为了物而奋斗，异化成了物的奴隶。
所以在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思想家开始反思，怎么发生这样残酷的大战呢？西方文化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从这中间，人们实际上开始认识到原因就是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成了物质的奴隶，成了财富的奴隶。人仍然是失去自我的，所以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思想家又提出了重建人本主义，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要重寻人文主义还是要到东方去寻找资源。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的这种物欲，一旦被引导出来以后，要缩回去是很难的。所以尽管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一位思想家斯宾诺莎写了一本书叫做《西方的没落》，也是在反思西方文化在走向中产生的问题。能不能遏制这种物欲的追求呢？但是还是遏制不住人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控制的欲望。对物的欲望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技的迅速发展而得到了急速的增长。人们对于金钱、物质的追求也迅速增长。以至于到了后来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平衡的破坏，影响到了自己，也影响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于是才开始反思，才有了现在的这些活动。现在的这些活动，绿色活动，生态伦理的强调啊等等，搞得也很轰轰烈烈，但是我们也看到，效果不是很大，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们人怎样来认识自己，怎样来把握自己，怎么样来做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整个人文精神的核心。
从上个世纪来讲，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就是对科技文化的重视远远高于对人文文化的重视。人文教育严重缺失，尤其是在中国。我们有那么悠久的人文传统，这一百年来，可以说，我们为了富国、强国，因为把目光全部放在发展科技文化上，而对人文文化轻视或者说抛弃了人文文化。并且认为我们的人文传统会让我们积弱而不是富强。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又发现，虽然国家越来越富裕了，可是国民的人文素质却越来越被世界所嘲笑、所轻蔑。
所以，我想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国的这种人文精神是我们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人的自身的价值是第一位的，所以中国人文精神是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很警惕物对人道德的提升是有妨碍的，物欲的过分膨胀是会妨碍人的道德提升的，所以如果不是去拼命地追求物，那么我们很多违背良心的事就不会去做。
汉代有一本书叫《淮南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贪污之心奚由生哉？”根据我们的肚子来吃，根据我们的身体来穿衣服，适合自己就行了。这几句话是恰到其分。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能够做到这几件事，那么，“贪污之心奚由生哉”？我们现在讲贪污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的话，那么贪污也不会发生了，我们之所以出现贪污就是因为去追求了超出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中国这种强调人的德行第一的这种理念对于物欲于人道德的破坏是有启发性的，所以才提出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这句话是《荀子》里面的。荀子并且引用了前人的说法，所以可以看出这句话历史的久远。我们不要做物的奴隶，我们要做物的主人。物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的健康，而不是让物来损害我们的生命，来损害我们的道德。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健康，道德更加提升。人要绑住自己，人要自觉自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可以说是一个根本的价值观念，不能破坏。
我们要讲我们的基本道德，仁义礼智信，仁是道德的一个开始、根本。也有人说“仁”是中国所有道德里面的核心。那么这个“仁”字究竟是什么？昨天我在河南参加一个文明对话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中间，我们现在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院长杜维明先生就说，仁亦人。我们过去传统的解释，尤其是清代的阮元做过一个很接近的解释，他说仁者相人偶也，所以说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根据我们发现的古典的竹简里，仁的写法，是上面一个身，底下一个心，“仁”主要不是讲外在的东西而是讲内在的身心关系。这个也许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去古典竹简字形中去找依据，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已经是很清楚地表达了。最有名的一句话，《论语》里面的，克己复礼为仁，能管住自己的行为让他符合礼仪这就是仁，那么就是每一个人的道德的自觉。所以才有后面接着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就是自我来约束自己。
不仅如此，我们在《荀子》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个故事。荀子的《宥坐篇》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天，孔子在里面坐着休息，他的弟子子路进来了。孔子就问他:何为仁，何为智？什么叫仁？什么叫智？仁和智在儒家的文化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成圣的最基本条件。我们讲天下有“三达德”。哪三达德呢？就是知、仁、勇。知和仁是做人非常重要的品德，而且是一个公共、共同的品德。在《中庸》里面，有对“中庸”的解释，“好学近乎知”，知是好学；“力行近乎仁”，要实践、要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所谓勇就是能够自我改过，能够有羞耻心，知道自己做错了，改正，这才是勇。孔子问仁和知，子路是怎么回答的呢？子路回答说，仁者被人爱，知者被认知。孔子一听，给他一个评价，“可以谓士矣。”可以说是一个读过书的人了，居然懂得仁者应该被人爱，知者要被人知。
子路出去了，子贡进来了。孔子还是问：何为仁？何为知？子贡的回答是，“仁者爱人，知者知人，”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孔子听了以后给他一个评价，“可以谓士君子矣。”士里面的君子了。所谓君子，就是有道德的，讲道德的，遵守道德的人。小人就是不讲道德，不遵守道德的人。“可以谓士君子矣，”可以说是一个读过书的君子了，他还懂得爱人、知人。
子贡出去了，过一会，颜渊进来了。孔子还是问他这两个问题。颜渊说，“仁者自爱，知者自知。”孔子一听，非常高兴，说“可以为明君子矣。”君子里面明白大道理的人了。所以，人本身就是要从自爱开始的，不是从爱人开始的。你只有自爱，才能够去爱人，才能够被人爱。你连自己都不爱，你能去爱人吗？你能够受到别人的爱吗？所以中国人非常强调，自尊、自爱、自信、自立、自知，等等都非常强调，从自我入手。所以我们的道德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忘掉了，都靠外面的力量来管理我们自己，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是西方文化了。西方文化靠外力来管它，或者靠法来管它。它是有文化的历史传承在的。西方人就认为，上帝就是绝对神圣的，我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话。所以外力是绝对的，人自我是无法完善的，只有靠上帝来给予你帮助。那么，我们从上帝转变成法，法的力量也是神圣的。我们人自己管不住自己，那就要靠法来管。所以在西方来讲，法的神圣性、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所以法没有具有这样一种神圣地位。所以中国人很聪明，就会利用这个法来钻空子。因为它没有这样的神圣性。而且，当然西方的法本身也不是完备的。哪一个法是完备的呢？人们之所以如此得听从法，也是因为他内心对它的这种敬畏心。可是如果你没有呢，我照样可以通过法律打官司，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法律空子、漏洞，来为我的行为辩护，这是正常的。我也会跟我做律师的朋友讲，我说律师的职业就是专门找法律的空子。否则的话，人家找你来给我辩护干嘛？我给你辩护了半天证明你有罪，那我请你来干什么？花这个钱干什么？所以我请你来给我辩护，总是希望你在法律里面找到给我减轻我的罪责，甚至让我不受制裁的这些东西。
我也有很多法律朋友。做久了，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就会很郁闷，觉得这个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有一次，我在一个佛教会议上，有一位律师提出了一些观点以后，我就讲了。我发现现在有两类人来倾听佛法，一类就是律师。他的心里有这种纠结，所以希望能够通过佛法给自己净化。还有一类是演艺界的人士。他给别人带来了欢乐，但是自己痛苦很多。所以这个也不平衡，给人快乐，自己痛苦。
所以法律不是那么万能的，尤其在中国这个文化传统下。我就讲，中国这个文化传统，一定先建立好理智，然后再来谈法治。或者要像荀子讲的，我们要“隆礼重法”，不能够光是重法不隆礼了。那也不行。礼是什么？礼就是让我们每个人明白自己的责任、义务。因为礼的根本目的就是规范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的身份。通过礼来规范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所以礼是在构建社会的一个关系，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因此，在这样一个身份下面，自己的言行举止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义务。当然，同时也会有自己的权利。但是，中国文化中，把责任、义务放在第一位，把权利放在第二位。不是先讲权利，后讲责任，而是先讲责任义务，后再来讲权利。所以通过礼，来规范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名分。我是父母还是子女？我是长还是幼？明白了我是父母，那我应该尽父母的责任；明白了我是子女，那我就应该尽子女的责任。所以，礼是来规范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一讲到这个身份我们就害怕，很多人就反感。那有什么办法呢？像这样一种自然的身份，而且不是固定的。你上有老下有小，你就既是父母又是子女。在你父母面前你是子女，在你子女面前你是父母。所以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在你父母面前也摆出父母的架子，你也不要在你子女面前像子女那样。你一定要清楚，在父母面前，你就要尽你的子女的责任，在你子女面前你要尽你的父母的责任。所以一个人哪会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呢？这个身份随你的境遇、随你时间的变化而在变化。要找准这个身份。找准了身份，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得体的，都会恰如其分的，都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尊重的。如果搞不清楚这个，在这个场合我应该以这个身份来出现，可是我用那个身份来出现。在那个场合我应该以那个身份来出现，可是我以这个身份来出现。搞乱了身份，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做错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错乱了，你的人际关系还能好吗？你的事情能做成吗？做不成。礼是让我们认识自我的。礼的核心就是让我们来认识自我，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明白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就要担负起我这个身份应该负的责任。所以它不是靠外在的法来规定，而是要你自觉地来认同自己的身份，然后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那么这里面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人那么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中心，可怎么就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自己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呢？刚才讲的，西方从中世纪的神的文化中冲出来以后，人的理性一下子高扬了，一下子把人自我膨胀了，变成了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所以人想怎么样去支配就怎么样去支配。为什么中国文化，如此褒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却没有把人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还有一个传统的精神。刚才讲了一个精神，以史为鉴。还有一个传统精神，就是以天为则。我们要以天地万物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法则、原则。我们的一切言行都不能够违背天地万物，而需要和天地万物合一，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天人合一”。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是孔子来赞扬尧的，“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很崇高了，高的很。所以中国人非常强调向天地万物来学习，人只不过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份子，人是不能够离开天地万物的，人应该参与到天地万物之中去，参与天地万物的变化，所以在很多传统文学里面，比如《荀子》里面就清楚地讲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治”就是参与到天地之间去。“天地人参”，“参”就是三，并列。天地人可以并列，但人不能够站到天地之上去，而应该在天地之中，要向天地学习。人的很多品德、心胸都是向天地学来的。首先，天地最大的品德就是大公无私。所以天理就是公，人欲就是私。我们常常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欲求都给禁锢了，要服从三纲五常的天理。天理就是公，人欲就是私。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这就是人欲。如果是为众生、为大家谋福利的，大家都可以得到福利的，这就是天理。所以天理和人欲之分是公和私的分别。一个是公利，一个是私利。所以天是大公无私的。我们常常讲，“天覆地载”，万物是在天的覆盖下面，地的承载下面才成长的。天覆地载，万物才能够生长。所以《中庸》里面有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天在上，地在下；“万物育焉”，万物生育。可是天和地一个盖着它，一个承载着它，它们有任何的偏好吗？有任何的私心吗？没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物，我都会盖着你，都会承载你。所以我们又有一句话。
《韩非子》里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大公无私，日月光照，普照万物，水流润下，普润万物。日月普照万物，水是普润万物，所以天地这种大德，就是大公无私、包容的精神。我们要学习。天地又是最讲信用的，讲诚。所以《孟子》里面有这样的话，“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信、诚实，这是天道，按照“诚”这样去做，就是人道。所以人道也是向天道学习的。人道的诚信也是向天学习的。怎么说呢？《周易》有个卦叫观卦。观卦是这样说的，“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我们观看天的神道。什么叫天的神道，就是天地的变化。《周易•系辞》里面有很明确地对这个神作解释：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变化我们无法预料，这就是神。按照宋明理学家的讲法，鬼和神其实都是阴阳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所以它没有什么神力。我们“观天之神道”，观看天运行的规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律呢？“四时不忒”，“忒”是有差错，“不忒”就是没有差错。我们“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就是一年四季没有差错。“四十不忒”就是有信用。简单讲，今年这样，明年这样，后年还是这样。接着一句话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我们口头上常常讲的“神道设教”就出自这里。“圣人以神道设教”，可能我们过去的理解是，拿一个神来让大家去膜拜。而这句话很明确，是以“天之神道”来“设教”。
那么“天之神道”是什么，就是“四时不忒”，就是有诚信。所以圣人以这样一种天的诚信来教化民众。这和我们平时讲的，拿出一个神让大家来膜拜是毫无相关的，而是以天的诚来教育民众，所以人也要诚。《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那么拿观卦里面的话，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来解释“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最贴切。所以，在儒家的理念里面，天是最高的道德的象征，一个圣人怎么才能成为圣人？圣人的道德、品德就应该和天地一样，叫做德配天地。所以中国以天为则，就是强调人要向天地学习，要学习天地的广大、诚信等等。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它要尊重万物的自然本性。尤其是道家，最强调这点。“道法自然”，就是要我们尊重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不要随便去改变它。所以道家提倡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第一，“私志不得入公道”。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意愿去干涉它。第二，“嗜欲不得枉正术”，你自己的个人爱好不能去干扰它。所以“无为”都是强调不能以你的主观意志去加到客观的事物身上去。那么怎么做呢？人就应该“循理而举事”，“举事”就是做事，要遵循这个事物本身之理去做事情。“因资而立功”，你要成功，要“因资”。“资”是环境、条件。这个事情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如果环境、条件不允许、不成熟，你能做吗？不能做。所以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够成功。整句话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就是《老子》里的一句话。《老子》里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不敢为”就是“无为”，但是不等于不做，我们还要“辅”，“辅”就是做，做万物自己发展的趋势、规律。所以，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消极的什么都不做，而是反复强调不要加上主观意志。“所以，以天为则”就是要尊重每个事物的自然之势。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文化没有发展出把人凌驾于万物之上。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是简单地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是一个根本的理念，人应该和天地和谐相处，不能够凌驾于万物之上，随人的主观私志、嗜欲去任意地改造万物。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整个的人文精神，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质的奴隶，要做人主体。
而人的主体又位于万物之中，又必须尊重天地万物。所以它没有像西方文化，从神的奴隶中解放出来以后，就不可一世，结果自己沦为各种异化。所以中国这样的人文精神我们要很好地去传播。
好，这是我讲的一点，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两个问题我还简单地讲一讲。
二是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强调整体关联，强调由表及里。我们现在习惯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我们求清晰、求准确、求明白，因此，此是此，彼是彼，我们要给它梳理得非常清楚，甚至我们还要做出定量、定性的分析，也是确定此是此，彼是彼，我们甚至还要还原，还原它本来面目。这我想我们在学习研究工作中间都会有很深的体会。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西方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是一个由表及里的思维方式。什么是整体关联呢？就是要看到彼此不是各自分别的，彼此恰恰是联系在一个整体里面的。不仅彼此不能分离，此还离不开彼，彼还离不开此，没有此就没有彼，没有彼就没有此，不仅如此，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还能变成彼，彼还能变成此。这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最形象的比喻，就是八卦。黑色是阴，白色是阳，阴阳是一个圆圈，阴阳在一个圆圈，阴离不开阳，阳也离不开阴，阴里面又有个阳，阳里面又有个阴，而当阴阳消长的时候，这个不断扩大就变成阴了，这个扩大也变成阳了，因此阴阳是互根的、互传的、互补的、互转的。这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整体关联，没有一个孤立的个体，没有一个孤立的部分，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跟其它部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跟整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任何一个部分里面，用我们现在比较实在的话讲，一个个体里面都有整体的信息。
那么中国古代，像华严经的思想里面，这个是最明显的，提出有理法界，有事法界，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也就是每个事物都有个整体的联系。当年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对武则天讲这个道理，武则天听了半天也听不懂，他就给她举例，他说你看，殿前面不是有个金狮子吗，这个狮子身上有眼睛、耳朵、鼻子、爪子，这个金狮子其实各个部分都不是割裂的，都连在一起的才形成的整个狮子，而且这里面每个部分都有个完整的金狮子，一耳中有一金狮子，一眼中有一金狮子，一毛中有一金狮子，一根毛中也有整个金狮子的信息在里面，这个道理我们后来看西游记就明白了。就讲的部分不是孤立的，毛不止是毛，毛里面有整体的金狮子的信息在里面。
这个思想指导了我们很多的实践，中医是最明显的，中医是强调整体系统，中医重视的是生病的人，而不是人生的病。人生的病是局部的、部分的，而且在一般人看来这个病跟那个病没有多大关系。不是，你病在这因在那，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能解决的，说不定头疼要医脚，脚疼要医头。中医的足疗等都是这个的应用。所以前两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风说要取消中医，这个过去也提过，前几年又提出来了，甚至主张把中医从医疗保险体制中撤下来，让你一看中医就不能报销，不受医疗保护了，一直引起社会大讨论。当时钱学森先生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中医是建立在整体论和系统论基础上的，而整体论和系统论恰恰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这是说整体系统的思维方式对现代科学都有重大影响。现在世界医学也越来越注重于生病的人，而不再去纠缠在人生的病，人生的病是无数，新的病会一天一天地增加，而根源都在生病的人，要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生病的人，肉体上的病很多是精神上的，所以美国有位医学家讲，百分之七十六的病是情绪引起的病，这本书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到。其实他这个还是估计得比较低的，要我来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都是精神引起的，因为很多的生理病变都是由精神引起的，明显的很多就是溃疡，都是精神问题引起的病变，长期的失眠、精神紧张就会引起肠胃的溃疡。所以我们要是不把它作为整体，光是止住这个溃疡，没有从整体上调整过来，能好得了吗？好也是一时的好。所以说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
还有我刚才讲的由表及里。我们的思维方式都不是停留在表面的，不止表面的形象、语言，而是要通过表面的语言、图像去把握它内在的更深层的意义，也就是语言学家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得意忘言”“得意忘象”，也就形成了中国整个的思维方式、艺术的表现方式的特征。不停留在图像、语言的外表，而要去深挖它内在的含义。“文以载道”大家都很熟悉，不仅是看外在的文章如何，而要看这个文里面传达的做人的精神，天理人道、天道性命。所以我们对很多的东西都是要去求其意，而不是停留在形上。所以欧阳修曾经说过一句话，古画画意不画形。而苏东坡讲得更好，“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你论一幅画，说这幅画画的老虎真像，你的见识跟儿童一样，因为大人不是看像不像，而是看这种虎虎生气里面给我们怎样的鼓舞。这首诗就写这个东西，而且写得真逼真，他也不懂得诗里面包含的真正意义。所以我经常举两句话，可以说是诗里面的一幅对联，可以说很有特点，很有启发的。这两句话形容什么呢？谁都知道，一看就明白，写竹子的，我们去挖挖它的根总有节，可是竹子要长得再高，要够到云彩了，中间还是空的。这两句话我们说描写的竹子真逼真、真好，那你是没读懂这首诗，因为这首诗不是要让你看到竹子是什么形象的，让我们体会的是怎么做人，在你还没有冒尖、出头、成功的时候，你也不能丧失气节，做人的节气，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个是大丈夫的精神，不要为了飞黄腾达而去阿谀奉承、丧失气节，所谓“未出头时已有节”，在飞黄腾达的时候也要谦虚谨慎、谦下。这告诉我们是做人的道理。这就是中国文化。“道”和“艺”分不开，“艺”只是“道”的一个载体而已。所以我一直提倡中国艺术和“道”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任何的文艺作品都应该以“道”来统，我们学习任何一个艺术都要把它上升到“道”，不管自己做也好，不管欣赏也好。所以中国文化中间“道”和“艺”的关系是一个下学、上学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决定我们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这个如果要说起来我们跟西方的分析哲学是大相径庭的，西方的分析哲学就停留在字、词、概念的分析上，不在乎究竟要表达什么，文字游戏、逻辑的推理，中国的文化则强调要有所受用，跟我们的生活密切关联的。我这有一个笑话，当年讲到气节的时候，北大哲学系的一批教授在一起聊天，气节当然是孟子讲的大丈夫的气节，一个人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就不简单了，照我看还要加一条，他说“时髦不能赶”。（笑声）有趣不有趣？但我觉得意思也很深，确实是，一赶时髦就没有气节了，不愧是一个哲学家。
这讲思维方式我主要讲这两点。那么还有我们实践的原则。怎么去实践，在实践中怎么指导我们的实践。我想中国文化的实践原则，一个原则——中庸。我今天上午讲课，讲佛学讲到中庸，学生说他们以前对中庸的认识就是油头滑脑、不讲原则、东倒西歪，我说这怎么是中庸呢。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理解中庸的，可见我们传统文化丢失啊，被误解。在中庸里面，用孔子的话来讲，“中庸之为德，其至矣”，那么他也感叹，“民鲜久矣”，人们这样的长久以来已经很少了。中庸究竟什么意思呢？用中，这个“中”我们也可以念成河南话，恰如其分。中庸就叫我们把握一个分寸，所以二程在解释中庸的时候就讲，过犹不及，过了、不及了都是违背中庸的，中庸就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既不过也不不及。简单的我们吃饭，既不要老饿着，也不要老撑着。那么现在的家庭教育里面也存在着一个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极端，一种是根本不管孩子，也有的家长是过分的溺爱，这个过或不及都不行。所以中庸就是告诉我们要有个度，一个节点，这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原则。而执行了这样的原则，我们就会达到一个状态，就是“和”。所以中庸里面那句话讲，“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万事达到和就是最好的境界。所以中国做什么事情都要达到和的状态，那么你就要按照中的原则去做。“礼之用，和为贵”。所以我常讲，民间流传着一句话，“礼多人不坏”，但我就常讲“礼多人要坏”，因为人家不明白你干嘛给我这么多礼啊，一定是有所求。所以要做到恰到好处。我们调节我们的心情也要达到“和”。为什么孔子赞《诗经》，说《诗经》中重要的是“和”，所以孔子赞扬《雎鸠》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恰到好处。人的七情也是如此，只有七情达到中和的状态、恰如其分，那么身体才会健康。什么事情就怕不平衡，一个社会也是那样。如果阴阳不平，贫富两极分化，那这个社会也就有问题，所以要社会稳定也是要达到中和。“中和”的实践原则是中国文化的要点。
美国有位军事学家曾经为一本英译的《孙子兵法》做了个序，在序里面他讲到一个故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到中国的驻美国大使馆去采访，接触了当时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他就问他们是在哪里学的军事学问，他们说在黄埔军校。又问你们在黄浦军校读些什么书，答说读了很多西方的军事著作，包括您的军事著作。他继续问道，你们读过《孙子兵法》没有？答曰我们读过，我们感觉离我们的现实太远，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这位军事家听后大吃一惊，说你们如果读懂了孙子兵法，我这些著作可以通通不看。如果拿中国的《孙子兵法》跟《战争论》比的话，可以发现两种明显不同的思维差异。西方的军事思想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中国的军事思想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孙子兵法》强调攻心为上，不战而胜。我一直觉得这不仅是对《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分析，也是对中西文化的分析。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理想主义特别严重，容易导致抑郁症。我们学了中国文化，就要学会它的实践原则。希望各位在日后的工作中好好弘扬中国文化。
好了，我就讲到这。
＊本文为楼宇烈先生2012年9月23日于北京大学国际汉语讲坛所做报告的整理稿。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和佛教有精深的研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中国的品格》《十三堂国学课》《中外哲学交流史》《东方文化大观》《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佛教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