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
一、和而不同
我国古代思想史常常讲“和”，讲“同”。从孔子到王夫之都是这样，可以说是一种传统。
西周危机，郑桓公问史伯：“周其弊乎？”史伯回答说: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他从哲学讲到政治，提出“和实生物”，认为性质不同的土金木水火配合在一起才生出百物；“同则不继”，只有一种东西就不能继续下去。在政治上所谓“和”，就是听取不同意见；“同”就是求同一，不容有相反的意见。在史伯看来，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倒行逆施，怎么能不发生政治危机呢？
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变动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理论概括随之深化，因而“和”与“同”的区分更加清楚。晏子曾用君臣的关系来说明“和”的重要性，同时他又批评梁丘据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这里把盲从附和的危害讲透了。
孔子精研三代文化，且处于社会新旧交替之际，客观上从历史到现实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他经过研究和分析，归纳出“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以“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之一。他提出：君子以“和”为准则，但不肯盲从附和，而敢于阐述自己的意见；小人处处盲从附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重视独立思考的精神，征诸孔子的其他言论，更多是针对文化学术和教育而说的，所以说它是一种文化观。
中国古代思想中“和而不同”的命题一直延续了下来，为后世思想家所继承，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优良传统。过去看到“和”字便联想到调和、放弃原则等等，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和而不同”这一命题本身就表明“和”包含着差别和对立，包含着革新和发展。因此文化思想中的“和而不同”是一种继承前人文化思想并有所创新和发展的进步的文化观。
二、百家争鸣
“和”既然是具体的统一，其中包含着差别和对立，那么作为一种文化观，必然允许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辩和相互吸收。战国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是这样。当时的思想学派繁多，被称为“诸子百家”。他们相互诘辩、相互批评，又相互影响、相互吸取，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繁荣的鼎盛时期。
“百家争鸣”是“和而不同”这一文化观的具体表现。它作为一种优良的学术传统而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文化思想的发展。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大多不是局限于一隅，而是一方面创造新说，一方面汇合百家之学。如荀子虽然出于儒家、尊崇孔子的传统，但他广泛吸取了各家思想的精华，同时对各个学派、包括儒家的若干派别在内，都作出了深刻的探讨。荀子的名言“公生明，偏生暗”，不仅指政治和伦理，而且是一种思想文化观，“公”即“和而不同”。
战国时期的墨经名言“兼者是，别者非”，同样，它的意义不限于政治和伦理，也是一种主张吸取各种学术思想精华的文化观，是“和而不同”的另一种表述。
《吕氏春秋》一书，也有吸取百家之学的一面，自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认为百家学说都是大道的不同方面。《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作为杂家的代表作，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可见，“杂家”在当时并不是贬辞。
西汉初年，诸子百家之学曾经活跃一时，直到汉武帝消灭郡国，强化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订立了一套文化专制的统治政策，儒学才定于一尊。武帝在制定文化政策时，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见，“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其实，他所说的孔子已不完全是本来的孔子，而是西汉时期统治者所塑造的孔子。他把孔子思想中“和而不同”的观点抛弃了。董仲舒思想的政治意义不能完全否定，但他的确为封建皇权装饰圣光，把儒学改造成为神学，把封建秩序描述为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些所谓“同而不和”的观点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惰力。
三、兼综百家
“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要求兼综百家之学，反对狭隘的门户之见。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兼综百家的优良传统从来没有中断，也不可能中断。西汉时期《黄帝内经》的出现就是明证。它的作者对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学说不抱门户之见，凡有用的东西都加以吸收利用。在《内经》的理论中，既有儒家思想，又有墨家的主张；既有道家观点，又有法家的见解，同时还可见到名家、兵家思想，至于阴阳五行家那就更不用说了。博采众家之长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然，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
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很严重。封建社会后期，明成祖朱棣规定以程（颐）朱（熹）为标准，录集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从文化思想上搞“同而不和”。这三部书虽然使程、朱取得独尊地位，但实在是没有什么创新。
与此相比，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却是兼综百家、网罗文献。他说：“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他还要求全面掌握资料：“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元，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明儒学案•凡例》）《明儒学案》中浸透着兼综百家的精神，例如凡崇奉王学和反王学者，两者皆存，使其“是非互见，得失两存”（莫晋《明儒学案•序》）。黄宗羲反对门户之见，试图确立一个评价学术是非的客观标准——“公道”“公学”，这是“和而不同”文化观的发展。
其他许多学者也主张兼综百家，反对门户之见，如清初思想家方以智有一句名言：“古今之智相积，……我得以坐集其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通雅》卷首之一《音义杂论》前言）古代许多大学问家都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在文化史上有所贡献，就在于能够打破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创出一条新路来。
四、独立思考
“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包含文化和思想的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在于不墨守成规，兼综百家则需要独立思考，这些都是“和而不同”文化观的基本要求。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是讲学习与思考的关系；但他更加强调“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即独立思考。因为不经过独立思考，是不会闻一知十的。如果学生经过独立思考得出与老师不同的结论，那怎么办呢？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我国古代正直的学者都是能继承并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他们的态度是：如果老师讲的是真理，便欣然接受；如果老师讲的不符合真理，那也不盲从。
在中国思想史上对人的独立思考精神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系统阐述的，是战国时代的孟子。他探讨人与禽兽的区别，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从而说明道德观念和规范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认为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出现，在于人有理论思维，它不同于感官感觉，而是高一级的精神活动，即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盂子•告子上》），因此独立思考就成为人的特征。
东汉时期的王充就是敢于独立思考的一位大思想家。他写过一篇《问孔》，主要对东汉时期盲目信古的儒者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对孔子本人的思想学说并不简单地否定，他思想的儒家色彩很浓厚，但对孔子的言论也不迷信，有时还提出商榷的意见。例如《论语•颜渊》中有这么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王充对这段话提出过异议，他赞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的理论，认为孔子“去食”的观点值得商榷。
独立思考，自然会产生疑问。经过独立思考使疑问得到解决，认识也就得到提高。这就是宋代朱熹所说的：“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全书•读书法》）所谓独立思考，就是敢于提出问题，又善于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创新。
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很注重独立思考，如陆九渊“六经注我”、陈献章“以我观书”，都说明人不要做书本的奴隶，书要为人所用。当然，心学派也有把“心”夸大到了绝对的毛病，但不能因此便否定它关于独立思考的论点。明代后期王学的学者中有人主张独立思考，大胆提出问题。如江右学派胡直在《困学记》中说：“反复而思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参己见；久之，于先儒终不能强合，其疑有四；于近儒亦不能尽合，其疑有三。”有疑才有进步，胡直的思想逐渐趋于成熟。
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之所以在科学上多所创新，就是因为他能够独立思考、不墨守成规。拿“五运六气之术”来说，沈括认为这本来是一种不错的中医理论，但“今人不知所用，而胶定于法，故其术不验。”（《梦溪笔谈》卷七）所谓“胶定于法”，就是墨守成规。他一生博览群书，但并不迷信书本。他说：“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况方书仍多伪杂，如《神农本草》最为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不知也。”（《梦溪笔谈》卷十八）沈括的这种不盲从古人、不迷信书本、不胶定于法的精神，正是“和而不同”精神的发扬。
前面举例中提到《黄帝内经》和《梦溪笔谈》，是想说明科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其中有许多丰富的理论思维成果，包含对“和而不同”文化观的阐述。可是在学术界有一种长期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历来重人事轻自然，长于伦理而短于逻辑，所以科学思想贫乏。这个观点值得商榷。爱因斯坦对此有过怀疑，他在关于《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的一封信中曾经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蜡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提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46页）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我们在第二卷已多次谈到这一点）。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些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中国科学技木史》第3卷，第337页）李约瑟博士所说“辩证逻辑”就包含“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它的思维结构是辩证的，而不是单一的。所谓“有机宇宙的哲学”，其思维结构是自然科学理论与哲学的结合，它也不是单一的。在中国自然科学思想里浸透着“和而不同”的精神，这些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五、一点启示
“和而不同”既是文化观，又是古代哲人发现的关于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它形象而扼要地表述了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多样性和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凡是属于规律性的东西，都是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本质；当它一旦被发现，具有了理论的形态，便带有相对稳定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失去效用，相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丰富符合于时代要求的新内容，继续发挥它促进思想文化发展的作用。
今天，我们正在从事前所未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业，研究孔子思想、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战略任务，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即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形态。从这个任务出发，我们适当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古代“和而不同”文化观的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五四”时期，有些学者对孔子和儒家思想持全面否定态度，是当时历史时期所需要的。但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就在当时，好就是一切皆好、坏就是一切皆坏，也不是科学的态度。今天，我们在文化思想和学术领域，正在认真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在学术界有利于民主讨论和学术发展的和谐气氛正在形成。不同意见的论争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学术问题的论争中，不能以资历、职位定是非；.科学的是非，要依靠实践的检验。这些要求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们民族有一个“和而不同”的传统。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古代的文化遗产，进行历史的反思，吸收前人创造的物质方面和观念形态方面的成果，会使我们更好地规划未来，少走弯路；可以开阔我们的思路，不至局限于一隅；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营养和素材，使它绚丽多彩，更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更能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因此，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不是为古而古，更不是为了宣扬封建主义消极的东西。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其中有许多珍品，有它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东西。例如孔子在他的时代有一项理论突破，就是他提出了独立的人格观念（“仁”），孟子对独立人格的完善手段作了颇有理论深度的分析，并概括出具有特色的“民本”思想。所有这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和儒学演变的过程中逐渐镕铸出了“国格”的观念，认为“国格”是尊严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正面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作为历史的脊梁的人物，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这就说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珍品需要继承、加工和发扬。至于封建主义沉重包袱，则需要对它进行科学的解剖，说明它是如何产生、在历史上和今天产生什么影响等等。对于消极的东西，只有加以科学分析，才能限制它的作用，简单地否定是不解决问题的。从上面的分析看，我们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树立既有所否定叉有所肯定的原则是完全必要的。
总之，从我国古代“和而不同”文化观得到的一点启示，就是认真地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在孔子思想、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中确立批判继承的原则，这些方面研究的科学成果必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