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
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文化转折时期，文化保守主义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主张与文化策略。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迄今没有权威的定义，但一般的含义应该是明确的，即：一、它主要倡导文化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对外来文化与现代文明并不拒斥；二、它针对的是当前文化中的价值流弊现象；三、它带有阶段性的文化色彩。任何文化主张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文化主张，如唐宋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和明代浪漫主义文学主张，都带有纠正时弊、继往开来的针对性。因此，我们现在倡导文化保守主义，当然也是鉴于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而言的。
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相比，早熟性与连贯性可以说是它的基本特征。滥觞于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由于地理上的相对隔绝和生产方式的一贯性，造成了文化的早熟和传统的连贯性。孔孟老庄所阐发的哲理和《诗》《骚》并举的文学传统，成为后世不祧之祖不是偶然的。如果借用西方人所说的“卡里斯玛”(Charisma)系统来说明的话，中国文化的原创性、权威性和连续性尤为明显。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以“述而不作”、托古改制的形式而进行。孔子将远古血缘亲情与殷周礼乐系统相融合，创造了他的仁学，其外在形式是“复周礼”。西汉董仲舒否弃秦朝暴政，重倡儒学，以恢复“三代之治”为标本。至于刘勰、陈子昂、韩愈、欧阳修、王夫之，其文学口号大都采用文化保守主义的形式而推出。就连近代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也是以“托古改制”为幌子。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以《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为鹄的。这并非是偶然的。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便无法对文化保守主义作出正确的估价。
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清代诗论家叶燮在他的《原诗》中提出过一个鲜明的观点：文学的演进是大势所趋，但演进的结果是由衰而盛，有的却是由盛而衰，并不一定都是好的。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上的新变有许多恰恰是倒退。例如，秦朝笃好法家，刻意求新，毁灭文化；西汉王莽自标“新朝”，实际上却倒行逆施；齐梁文坛的“新变派”否弃传统，一味趋新，最后沦为宫体。至于“四人帮”借口“破四旧，立四新”全面复辟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更是为后人所痛骂。因此，刻意求新，不顾文化传统的连贯性，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易经》上说：“器唯其新，人唯其旧”，古人尚且知道对物质文明的“新”与精神文明的“人”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今人岂可用新与旧、“保守”与“革新”来定文化价值之髙低呢？
这种喜新厌旧同唯古是好的文化情结一样，不能说是一种健康的情结。它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传统断裂后的一种反常心态。自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富国强兵，在生存意识催发下，对进化论和科技文明的饥不择食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某些断裂。这种现象到了“五四”时期更为明显。于是社会的发展便不得不以牺牲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作为前奏。虽然它是必需的，正如鲁迅所说，保存文化，首先须保存我们自己。但这种行为造成的负面作用愈到后来便愈加严重。如今，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面临着价值失落和心灵漂泊的境地。他们没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拯救，失去了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精神世界的躁动和伦理指向上的盲目是显而易见的。种瓜得瓜，中国自近代以来蔑弃文化传统酿下的苦酒，看来得由几代人来喝了。
因此，文化保守主义的重倡，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的。近代以来，在剧烈变动的时代中，中国文化一直处于震荡之中，如蓬转萍浮。建国之后，在极左的“厚今薄古”口号下，传统文化一直受到排斥，终于演变为“文革”中的悲惨一页。继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种文化式微的背景下展开的。商品经济大潮下的“为富不仁”“见利忘义”使中国传统伦理如雪上加霜。海德格尔说过：“生命要求有创造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创造的冒险得到滋养，只有这样，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没有这种伦理与文化系统的制衡·传统的断裂，使生命的创造衍变为人欲横流，“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庄子语），文化在这种环境下的衰颓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拒斥物质文明与外来文化，它追求的是传统文化精华的现代转型，因为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传统文化而架空成立。但如果连传统文化都荡然无存，则何以创造性地转化？文化并不是无为的产物，而是建设的结晶。我始终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时期一一“汉唐气魄”，从来就是全民努力的结果。而我们目前在革新的口号下，从软件到硬件，都在继续做着“厚今薄古”的事。鉴于此，文化保守主义的提出实在是当务之急。二十一世纪将是东西文明冲突与整合的时期，如果中国文化在人为因素下变成沙漠化，则何以与外人交流与整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世纪回眸，真正是令人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