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经太
汉学研究与国学研究需要交流和对话。这首先是一个翻译问题，同时又是一个阐释问题。学界已经有人关注到玄奘大师翻译佛经时所采用的“梵汉对勘”法，我在想，这个“梵汉对勘”的方法能不能也用在诸如“中英对勘”“中法对勘”上，“梵汉对勘”作为翻译与交流的方法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对勘”，是否意味着两种文化在交流时形成对等的“两端”，从而使研究者能像《论语》里所说的那样“叩其两端而竭焉”？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我由此想到一些问题，愿略做申说。
首先，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很关心中国研究者视为经典的作品能不能进人西方读者的阅读世界，而要进人他们的阅读世界，必然需要汉学家们的翻译和传播。中国古典的诗、词意境之美，是国学家和汉学家所公认的。我们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则是语言艺术的精华，那么这些写成诗的汉语文学作品能翻译——我说的是保证其意境之美的翻译——成其他语言吗？据我个人所接受到的一些反馈信息，大家都感觉到，翻译中国的古典诗歌，又想达到被中国的读者和学者所认可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以引申到国外汉学家所关心的哲学范畴的翻译问题，把中国当今的读者和学者都感到困难的那些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翻译成外文，这可能吗？我个人的感觉是，要准确翻译恐怕是不可能的。须知，惟诗意与哲思最为微妙，而微妙者大多不易翻译。比如，要把中国哲学、美学的“道”用一个对应的英文词来翻译，恐怕既不可能也不策略。也许，像词典那样，在“道”下面列出多种解释，每个读者或研究者再结合它的具体语境来理解，这样或许更合理。当然，这需要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一种观念，即我们习惯于把某个概念当做核心概念，而所谓核心者，又往往是惟一的。殊不知，那被视为惟一的东西，它本身的特征很可能是多元化的、多样性的。不仅如此，那被视为神圣的东西，同时可能是很平凡的，尤其是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世界里，事情更是这样。《庄子》中就有“道在屎溺”的话语，足见针对中国哲学、诗学概念的理解和翻译应该辩证一点、空灵一点。
中国哲学和诗歌的语言是流动的语言，其性如水，具有“随物赋形”的特点，如苏轼所谓“与山石曲折”。“道”体现于儒家人伦，则可有“仁义”；体现于道家理念，则可有“逍遥”；“道”与“路”组合而有“道路”，与“说”组合则有“说道”，与“义”组合又有“道义”，与“行”组合还有“道行”，如此等等，中国文化关于终极概念的确认，恐怕像国画的“散点透视”，汉学家们若用习惯的“定点透视”的眼光去审视，就会有大的隔阂了。当然，所谓“散点透视”，也不能完全违背绘画空间透视的基本原理，中国艺术家是“散而不散”，其微妙在宋代沈括《梦溪笔谈》里所讲的“折高折远，自有妙理”。离开了“妙理”，一切都无从谈起了。然而，“妙不可言”如何感知？希望汉学家与国学家多多交流，在“语伴”式的交流中，或可体认那“微妙”的东西。
其次，玄奘大师在翻译佛经时曾采用“论曰”“颂曰”这样的方式，对我们很有启发，中西经典在相互翻译的时候可以借鉴这种创造性做法，首先进行一对一的对应式翻译，但是如果原始文本里有一些精髓性的内容用语言直接转述很难传达出来，则不妨借鉴玄奘大师之“论曰”“颂曰”的模式，选取某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在明确标识之下展开译者自己的阐释，以作为直接译文的补充。也就是说，既有一个现成的译文文本，同时又有一个可资参照的辅助文本，读者可以在相互参照的过程中求得对某一论著更深入、全面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大师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应该被重新认识。其实，类似的方法也出现在现代学人的著作中，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就是在正文的每一章之后辅以《附录》，实际上《附录》并不处于次要地位，而往往是进一步引申论题的探讨。如果我们的汉学家能借鉴这种方法，那将有可能使单纯的翻译和相关的评议结合起来，真正做到阐释的翻译或翻译的阐释。
再次，学术研究一般都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但学术交流又是非常必要的，随时交流就可以随时启发灵感。只不过，交流者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对方在现场的交流，一种是对方不在现场的交流，我把后者称为“虚拟性交流”。“虚拟的世界”也具有真实性，关键在于我们要意识到它的存在。即使从可行性角度讲，“虚拟性交流”也要比实际交流来得容易，惟其容易才更有价值。我希望我们在思考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在脑海里随时有一个“他者”在身边提醒我们，仿佛我们总是处在“他人在场”的交流环境之中。中学西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双方按照自己的知识体系在理解阐释一个问题的时候，若能养成一个有对方在场的思维习惯，针对某一问题时刻提醒自己：中国（西方）人会怎么想？把个性化的学术人变成多元化的异质同构的学术主体，情形将会怎样？此种情形至少值得尝试。
最后，以老子、庄子为例，中国古人在阐释一种思想的时候,往往用多种手段来为一个目的服务，比如他可以用逻辑、抽象、形而上的语言进行论述，同时，又会用非常文学化、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和形容，这是非常好的经验。世界上有那么多语言，各具特点，自成系统；同一哲学理念，便可因言说话语之不同而显得异彩纷呈，更不用说理念本身不是完全同一的。即便归结到所谓终极价值，那种似可归天地万有于一身的终极本体，由于含纳之极度丰富而必然无法尽其意蕴于一言，此亦即“道可道，非常道”之意。既然如此，就某一问题展开丰富多彩的阐释，实在太有意义了。为什么没有人用现代寓言去解说老庄的某些思想观念呢？一谈哲学就抽象，否则哲学将不成其为哲学，这种看法自然有理，但却会窒息人类的创造灵感。现在已经看不到像先哲那样一方面抽象论说一方面又生动形容的情形了。
点滴感想，欲就教于海内外专家。谈完细想，题目仅仅叫《海外汉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化阐释》似乎不够了，可考虑扩充以《中国学术语境中的汉学阐释》，不知方家以为如何？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