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
近年来，国学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热潮，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之一。不过，如何认识国学的价值，却有待加强认同。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说明以国学为标志的中华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我们认识国学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前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体现出来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动人事迹，以及这次全国人民支援西南地区人民抗旱的事迹，充分说明中华民族的一些基本的人生观念，比如热爱生命、悼念死者、舍生取义、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在现代中国得到了再生，国学精神得到了复兴。
当然，国学的概念与中华文化的概念有所不同，是中华文化的学术精华。从专业角度来说，一般指中国传统的学术简称，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其中“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史”是指历史典籍；“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
中国古代图书分为四部，即“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就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国学体现出中国文化注重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既有学术性，又有应用性，所以今天的人生活动都与国学有关系。
国学源远流长，它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华文化从很早就发源了。比如，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相传炎帝神农氏率领其部落教种五谷，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倡交易，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据古书记载，炎帝为民采药治病，来到南方，因误尝“断肠草”，“崩葬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黄帝则率领其部落养蚕治丝、始作衣裳，伐木构材、筑造宫室，创造文字、制定历法，并发明指南车，将中华原始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清华大学的张岂之教授曾说：“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的原创性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审美价值。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国学的根基在于炎黄黄文化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炎帝与黄帝为代表的两古族融合发展，延向四方，后经夏、商、周及其后的发展，使中国境内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各有特长的氏族、部落融为一个以中原族群为主体，包括四方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文化的许多精髓，是从炎黄时代起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炎黄文化也可以说就是中华文化。
至于国学的主流，当然还得从先秦诸子的学说谈起，经典文化是国学的主流形态。至于说到经典的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份，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是天地人三者的凝聚，也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可以穿透历史与时代而得到传承与光大。
国学的基本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基本人生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是一种人文精神，它的特点是：一、儒家的尊重先祖，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二、道家逍遥独立的人格精神；三、屈原的浪漫热烈的精神气质；四、禅宗的心灵自由。它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它的精神价值与思想方法是高度一致的，即讲究阴阳和合，对立统一，开放包容，这就决定了她能够吸收外来文化，新陈代谢，生生不息。
中国的学术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形成的学术观念，后者注重学术的求真性，追求学术的工具性与逻辑性，而中国学术更注重她与宇宙天道与社会人生的结合，从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学术价值观的比较中便可以见出这一点来。儒家《礼记•中庸》中提出学习的境界为：“博学之，慎问之，明辨之，笃行之。”明代东林党人顾宪宗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是这种读书求学与天下之事相关联的学术价值观的体现。
从国学的历史来看，她与中华文明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是中华民族面临从19世纪到20世纪以来的动荡变化的命运遭际时的文化选择相关。可以大致分成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之前。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古老封建帝国的衰朽，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滞后也显示出来，于是在西方科技文明与学术文明的影响下，先进的中国人在呼唤政治改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从最早的林则徐、魏源到维新运动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体现出这种融合中西、变法图强的学术精神。国学思潮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人们看清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衰朽与残忍，于是引起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物一方面引入西方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则对于传统文化加以倡导，以激发民族革命的思想，鲁迅在1936年写的《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一文中，曾说章太炎当时的主张有两条，一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另一条则是用国粹（国学）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章太炎早在1906年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即佛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以上内容实际上包括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各个学科。章氏于1906年在东京创立国学振兴社，仿效日本一些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国学振兴社培养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国学大师，鲁迅即接受过他的教育。中国近现代的国学思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使人们对于原来的革命十分失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主义传入中国，西方学术长驱直入，于是“五四”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的同时，开始了对于西方政治体制与学术文化的全盘接受。矫枉过正，走向文化的偏激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阶段，自1920年“五四”运动之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是国学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五四”之后，随着人们对于当时的国势以及文化选择的重新思考，于是中国固有之传统再度被人们所审视与反思，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国学兴盛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率先开办国学门等形式的国学教育，其中蕴涵着明显的文化选择与教育改革的意识。1925年夏天，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清华大学国学门开学典礼的致辞时感叹：“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曹校长为此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当时许多国学研究实体与人物的共同想法。值得关注的是，开学那天，梁启超作了题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的学术演讲。当时的国学人物提出“融会中外，博通古今”的口号，在充分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前提下，重铸学术与教育之魂。
当时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均为国学研究的重镇，尤其是清华国学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更是具有学术偶像的意义，至今仍然广受世人的感佩。当时全国的高校纷纷创办国学教育，比如东南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鲁迅先生在1926年经林语堂引荐，曾在厦大任国学院讲座教授，之后才到中山大学任教。因此，说鲁迅反对国学不知从何说起。
第三阶段，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目前。这是指建国后国学命运的沉浮。建国后，虽然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也进行了新研究，在教学上也加入了古典文化的内容，而且西方学术分科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带来了许多新气象。但是由于对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指导思想的偏颇，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与国学教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等学者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标志着新的国学高潮的兴起。近年来，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学全面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国学的消长升降与中华文明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国学通过学术层面反映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走势。中国在快速现代化的同时，受西方学术文化和教育体制的冲击较大，本土文化流失严重，造成严重的后果。正确评估国学，善待国学，实际上关系到自近代以来我们对于中外文化进行正确选择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立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宏观战略问题。正是有鉴于此，国学在今天的呼唤适逢其时。
在当前，中国面临着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存在的不平衡问题。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十年动乱之后兴起的，因此，物质的丰富与人们精神世界的建设存在着不和谐的巨大反差。素以文明礼义之邦著称的中华民族，目前却面临着起码的诚信危机，丧失道德理想后的人格成了培育贪腐的温床，许多人灵魂空虚，醉生梦死。人生问题与政治问题直接联系，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如此。曾国藩教育他的儿子更是如此做的。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至于年轻人中的问题更是令人忧虑。由于中国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受西方商业文化的影响日渐加剧，出现了一边倒的状况。许多年轻人对于西方的流行文艺趋之若骛，而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却茫茫然一无所知。
从多元文化的建构来说，中国想要走向世界，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当然离不开对于传统文化优势的利用与开发。而国学的振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功夫。目前世界各国建立孔子学院，兴起汉语热便是有力的证明。按照国家汉语推广计划，到2010年，孔子学院总数已达到500多所。与此同时，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专业人士也不断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中国向海外输出国学方面的人才可谓供不应求。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对于国学的意义，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加以思考：
一、国学中蕴涵着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理念，儒家思想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些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有着密切关系，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历史文化依据。国学倡导的人生价值观和人格境界论，可以为我们重建社会主义八荣八耻与诚信价值体系，构铸人生理想，提供学术滋养。国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精神，可以帮助人们热爱与认识祖国历史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培育民族精神。
二、国学所体现出来的开放精神，会通中西的包容精神，可以为中华文化的融入世界，互相交流，提供学术典范。
三、振兴国学，将使中华文明崛起于东方之林，加强与世界文明的交流，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使世界文明趋于多元化。同时，振兴国学教育，可以使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打破西方学科体制的一统天下，使国学教育与西学教育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使国学资源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成果。这是实现文化多元化，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标志。
中国古代《周易》中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既有变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强调其中的一面都有悖于和谐中庸的精神。当代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复古，更不能割裂传统。民族精神的培育离不开传统文化精华的滋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不能离开五千年文明的源头，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西化的空中楼阁上面。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