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与古文明：二十一世纪初的认识和展望

李学勤

一、从宇宙、地球、生命、人类的起源看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们现在是在21世纪初年，我想就我们中国的古文字学和通过古文字学来研究古代文明这一重大课题谈一点想法，看看最近可能在这些方面会有什么新的进展。然而，要认识这一课题的重大意义，必须先了解相关的学术史背景。最近这几年，我有机会到各地作一些演讲，我常常谈这样一个题目，就是从宇宙的开始到有了地球、再有了人类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应该说有几个重要的阶段性的起源问题。这是我们研究古代文明的前提与基础。

第一个起源问题就是宇宙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在几十年前听起来好像是非常荒谬，宇宙怎么会有起源呢？中国古人说“上下四方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也就是说宇是空间的。在我们过去的思想中，空间是无限的，至少在逻辑上看是无边无际的；“往古来今谓之宙”是说时间更是无边的。怎么说会有个起点呢？最后怎么会有终点呢？好像是没有的。可现在的认识不是这样了。大家知道前些年英国剑桥大学的霍金（Stephen Hawking）到中国来做了一个演讲，他的演讲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听懂。听不懂其实是我们听众的问题，不是他说得不对。他的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在他的那本名著《时间简史》（History of Time）里。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宇宙是有起点的。从现代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学来看，宇宙是有起点的。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当然，宇宙的起源问题毕竟离我们太远了，按照中国的计算说法，宇宙的起源距地球诞生有150亿至180亿年，这对于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来说简直不可想象。

第二个起源问题可能与我们接近一点，就是我们地球的起源问题。即包括地球在内的太阳系、银河系或者是我们这个天文世界的起源。这当然又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題。如果说前一个宇宙起源问题是关于理论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学的问题，那么地球和有关星系的起源则应该是天文学包括地学的问题了。

第三个起源问题则与我们更贴近一点儿，那就是生命的起源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依据来说明在地球以外还有生命。尽管有很多说法，比如在澳洲有一块坠落的陨石上有一些有机的成分的遗迹，可能跟生命起源有关系，但它还是不能直接证明。那么生命究竟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如何起源？这当然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不但是一个地学的问题，还是一个生命科学的问题。

第四个起源问题是人类。只有生命问题还是不行的，与我们更贴近的则是人类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就更麻烦了，争论很大。过去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学科是“化石人类学”，我们发现了很多人类的化石，包括在中国。我们在北京的周口店最早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后来在中国名；地都发现了。中国现在发现最早的人类遗迹，就是人骨的化石，包括人类的工具化石，已有200万年或者更多一点。这是可以证明的。现在，一种新的理论，就是从DNA研究的角度说，好像我们现代的人类与那些化石没有关系。研究的结果说我们现代的人类都只不过是在距今最早约8万至10万年前非洲一个女性的后代。所有人的基因都是一样，所以我们都是亲戚。这个女性大概也就是圣经中的夏娃了。可是所有我认识的中国古人类研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这个理论，他们都认为这个观点完全不对。那就让他们争论好了。可无论如何，人类的起源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

第五个起源问题便是文明的起源问题。仅仅讨论人类的起源问题还是不够的。人类的起源问题涉及的都是野蛮的、原始的人类，是我们的远祖。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文明的问题，这是与我们今天直接相关的问题。

什么叫“文明”？不同历史文化中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想这应该属于认知科学的问题（technetium science）。在中国，“文明”这个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其后在《周易》的《易传》中有这个词。后来大概日本人用这个词来翻译civilization。不管怎么说，文明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不同于过去的蒙昧的、原始的、野蛮的阶段，也是人类真正从动物界中脱离出来成为我们今天人类的一个重要开端。所以，文明起源问题对我们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的起源问题如果说还是一个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问题的话，那么文明的起源问题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和我们很贴近了。文明是一种状态，一个历史阶段，而这个历史阶段是和文明以前的蒙昧的、原始的历史阶段不一样的。

二、古文字在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中处于关键地位

可是怎么不一样呢？又怎样来看这个不一样呢？我们怎样在考古学所接触到的物质文化的遗存中来判别出这个是不是文明？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的考古虽然只有几十年，但是就目前所提供的考古材料已经基本能够看到一个历史发展的链索。至于在哪个环节上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了，还需要一些标准来判断。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要向比我们考古学发展得早的西方考古学者学习，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来界定文明起源的。现在，中国的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常常用的这方面的标准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学的主要还是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这本书就是从考古学来看文明的起源，英文名为"The First Civilizations: 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在这本书中从考古学上给出了二个文明的标准:第一应该有城市，当然这个“城市”不一定是中国人想象的一定有个城墙。可是按照他的要求应该有5000人以上的人口，不是说任何一个村子，三家村也可以叫城市。第二条是要有文字。第三条是要有比较复杂的礼仪性的建筑物，也就是有一些不是根据人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是根据一定的礼仪要求而构建的建筑。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尽管很宏伟，但它就是一个墓，就是埃及一个法老的墓葬。如果从生活的需要来看，人们只要在他死后把他埋葬起来，把他的尸体好好保存起来就可以了，又如何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墓地？其实这是一个礼仪的需要，而这就反映了文明社会中人的等级甚至国家制度等。又比如说古希腊，我们说它是文明的，它有雅典娜的神庙，用大理石雕刻得非常精美。这不是为了一家人或几个人的生活所需而建的，而且这种房子简直没法住，四面通风，那是给神住的。它是通过神话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这样的复杂的礼仪性的建筑一看就是文明的标志。丹尼尔指出这三个标准中至少应符合二个条件，但两个条件中，文字是必须的，也是最重要的。过去有人说中美洲有些文明没有文字，后来发现还是有的。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恐怕很难说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因此，我们学古文字的人应该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们研究文字对研究古代文明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好几次演讲特别是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荷兰考古学家法兰克福（Clyde Kluckhohn）的观点，说世界上看起来有很多文明，实际上最早的文明起源只有三个区域:一个是近东，包括古代埃及、小亚西亚、赫梯、两河流域等等，印度也受了这些地区的一些影响；再有一个区域就是中国；第三便是稍晚一些的中美洲（墨西哥）和南美洲（秘鲁）的一部分。夏鼐先生对此还有些进一步的看法，在此就不详细地讨论了。

在三个文明起源区域里，有两个在欧亚大陆:一个是从近东开始的，包括后来的西方文明；一个是从中国开始的，包括亚洲等地的文明。我们可以将古埃及文明与中国古文明对比一下。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我们在进行一个科研项目叫“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项目主要是根据各个学科的研究提出一个中国古代史的年表。这个年表还有许多可以补充和修正的地方，现在看也确实有许多新的发现可以修改和补充。但目前来讲，大致上还是可以使用的一个年表。由此，我们可以将它与古代埃及的年表对比一下。

其实古代埃及的年表也在不断地改变，这一点我们还要向外国学者学习。它有时候改变得还很快，数字也在修改。我近来找到一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书，蒲慕州先生著，名为《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化史》（2001年版）。书中有最新的古埃及年表。根据古代埃及的传统，它一般分为31个王朝；根据埃及的古书又可将31个王朝分为几个时期:早期王朝，古王国时代，中王国时代，新王国时代，然后还有其他波斯、马其顿等所谓希腊化的时代。而比较古老的时代大约是这样的：

早期王朝时代即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为前3150到 - 前2700年；

古王国时代即第四王朝到第六王朝为前2625 - 前2200年；

第一中间期即第七王朝到第十王朝为前2200 - 前2140年；

中王国时代即第十一王朝到第十二王朝为前2133 - 前1785年；

第二中间期即第十三王朝到第十七王朝为前1785 - 前1552年；

古代埃及最兴旺的时代——新王国时代即第十八王朝到第二十王朝为前1552 - 前1069年；

第三中间期即第二十一王朝为前1069 - 前945年。

再往后埃及就被波斯帝国等占领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推论的中国年表是根据中国的古书、碳14测年、考古的材料及天文学计算等等得出的，这个年表与古埃及年表在很多地方确实差不多。我们现在的夏商周年表中，夏代的起讫年为前2070-前1600年。这个时间差不多正好和古代埃及的中王国时代加上后面的第二中间期前半，即第11王朝到第17王朝的时间差不多，即前2133年至前1552年。如果我们从夏代往前推，即传说时代与《史记》中记载的五帝时期，我们一般说是在前3000年至前2000年左右。古代埃及的早期王朝前3150、古王国时代前2625年及第一中间期结束时的前2140年，其数字与我国的五帝时代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说中国从炎帝、黄帝到尧舜的传说时期与古代埃及的早期王朝至第一中间期是差不多的。然后新王国时期前1552年到前1069年，与我国商代差不多（前1600年至前1046年）。古埃及的第21王朝（前1069-前945年）与我国武王伐纣年（前1046年）至周穆王（前976年至前922年）差不多，相当于西周前期。当然，我国五帝传说时代的年代没有古埃及那么清楚，而他们的考古学证据比我们多得多。对比一下，我们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古代埃及的王朝早就灭亡了。其实他们从古王国时代到新王国时代间的中间期的朝代兴衰起伏与中国的王朝更迭一点也不差，只是中国的王朝延续得比他们长。而且他们也有许多外族人人侵，像西克索人等。随着古代埃及逐渐地希腊化直到最后被罗马占领，古代埃及就已经基本结束了。而且他们的语言后来也基本不存在，只剩下一些词汇和一些遗迹保存在当地的土著人中。他们的民族也有很大的改变，恐怕很难确切地说今天的埃及人和古代的埃及人有多大关系，正如今天的伊拉克人与当时的亚述人、巴比伦人的关系很少一样。而中国不是这样的。虽然中国有那么多的王朝兴替，风风雨雨，但是文化却一直传流下来。可是古代埃及的文明应该说早就已经停止，甚至可以说是衰灭了。所以古代埃及的文字后来人也不认识了。它的文字和中国古代文字的保留情况不同。古代埃及的许多文字就在他们的石刻上，而中国则不同。他们有很大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那下面就是很大的石刻。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欧洲在中世纪对这些东西有很多人甚至不认为这是文字，视之为一种异教的、邪教的神秘的符号，因为认为古代埃及的文字早已灭绝了。所以，研究像古代埃及这种古文明，很关键的就是要解读这些文字。如果不能解读这些文字，那么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就不能知道，也就不可能研究古埃及的文明。也就是说，要真正了解古代埃及文明，就必须解开埃及古文字之谜。后来，这个谜终于被解开了。这与拿破仑进军埃及有关。

1798年，也就是中国清朝的嘉庆三年，在欧洲经过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处于最兴旺的时期。他为了与英国竞争，从欧洲派兵进人埃及，其目的是占领埃及后从红海进军印度，打击英国的势力。拿破仑不仅在军事上进军埃及，也在学术上进军埃及。于是法国人在当时成立了埃及研究所，据说有167名各学科（包括数学、物理、文学、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科学家组成，并随军队远征埃及。这些学者到埃及工作了三年，做了许多研究并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埃及图说》，12卷，有图3000幅。此书后来成为“埃及学”的重要基础。这场战争拿破仑虽然占领了埃及，但最后他并没有成功，在后来与英国人的海战中全军覆没，于1802年向英军投降。而英国人则将法军的战利品运回英国，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今天还收藏在大英博物院（British Museum）。这里面有一件世界著名的文物，是1799年法国士兵在古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小村庄叫罗塞塔的地方发现的一块古埃及的墨色残存石碑，被称为“罗塞塔石碑”（Rosseta stone）。这块石碑属古埃及托勒密五世时代的一篇诏书，记载了前198年（中国的汉高祖九年）在神庙中祭祀之事。这块石碑的内容本身并不重要，但是这块碑却十分重要。因为它属于希腊化的时代，所以这块碑上有古埃及的文字，亦有古希腊文。它分为三栏对照，最上面是古埃及的圣书体，即类似中国古代的篆字，下面是古埃及文的民间体即类似中国的行书，最下面是古希腊文。这就第一次有可能用古希腊文去翻译和解读古埃及文字。这就是研究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这个发现极其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解读古埃及文字从而研究古埃及文明的最根本的一个依据。到1823年，即中国的道光三年，有一位法国学者商博良（F. Champollion， 1790 - 1832）利用罗塞塔石作为钥匙，正式解读了古埃及文字，古埃及文明的大门也就被彻底打开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埃及学是非常丰富、深刻而且发展很迅速的一门科学。我们大家因此知道如何通过古埃及的文字研究来进行古埃及的文明研究。

中国的古代文明研究也是这样。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在罗塞塔石发现整整一百年之后的在1899年，即清朝光绪25年，中国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最早是由农民出售，被古董商发现是在1898年，可是被认识是1899年。确认甲骨文的人是山东烟台福山的王懿荣。他是第一个发现、认识并对甲骨文进行研究的人。可王懿荣于1900年八国联军人侵时，在北京自杀了。他收藏的甲骨文后来由他的朋友刘铁云即刘锷收藏。刘锷于1903年第一次出版了甲骨文的书籍即《铁云藏龟》。其内容大部分就是原来王懿荣的藏品。这部书的出版是受了当时南方的一位年青学者罗振玉的建议。后来也是罗振玉第一个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在河南安阳的殷墟。而罗振玉的朋友王国维从中读出了商朝的世系，从而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学问大家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此后，从1926年开始，中国有了自己的考古学家，进行了自己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当时由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师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后来，从1928年开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聘请李济组成考古组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谁都知道甲骨文研究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打开了大门。而要对甲骨文进行证实就要通过考古发掘。当时安阳殷墟发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证实甲骨文。中国关于古代文明研究的考古学就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大家比较着看，1798年拿破仑的士兵发现了罗塞塔石，1823年商博良解读古埃及文字，创立了埃及学，从此近东有关地区的文明研究得以深人展开。而100年后的中国，即1899年，山东烟台的王懿荣第一个鉴定了甲骨文，由此导致了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从此开始。这些都说明古文字的研究对研究古代文明所起的重要作用。

刚才谈到了中国的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中国的考古学是从1926或1928年开始的。80年来，中国的考古学确实有了不少的发现，我想这一点外国的学者也同样承认。而且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考古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古文字学也不仅仅是中国学者从事的学问，国外的许多学者也都在研究。古文字学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它已羽翼丰满，中国现在的古文字学已经不再是王国维那时的古文字学了，而且与考古学、历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我们研究古代文明所必须的。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已经有了分支，分成了若干个学科。我常常说我们今后大概不会出现一个总体意义上的古文字学家，就像今天大概没有一个真正的物理学家一样，一个物理学家什么都懂是不可能的。中国古文字学尽管没有物理学那样范围广大，但今后研究古文字学已经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看，因为光是看那些出版的文献论文都看不完。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门就是甲骨学的研究，它本身就是一门学科，如果有人说我一辈子都在研究甲骨文，绝对不会有人说你没出息。研究金文，即青铜铭文也是一样。现在还有一个分支是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战国文字研究，也地地道道是一个分支，其中主要是简牍帛书。这一类的研究都已经成了独立的分支。下面我想就最近这些年我们在古文字学方面可能有些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可以作专门研究提出来与大家讨论。

1、关于最近出版的花园庄东地甲骨的有关问题

我觉得学习甲骨学在当今是最有机会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获得资料方便多了。甲骨文的研究在过去是非常费劲的，甲骨的书非常分散而且非常贵。有时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那时也没有复印机让你复印。但是经过20世纪后半叶的努力，现在我们有甲骨文的《合集》，甲骨文合集的《补编》，我们还出了一些专门的甲骨的集子。这些材料并不很多，放在一个书架上就全有了。有些地方将其制作成光盘，有两张光盘就全包括了。应该说研究是方便多了。所以我说现在是进行甲骨文研究的最好时代。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近些年来有甲骨的新的重要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我想就是最近刚刚出版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

我过去有一个看法没有发表过，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考虑。我想很有可能我们过去对甲骨文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关于这个误解我建议大家好好地研究一下，看看过去我们的有些理解是否有问题。当然也许这本来是我的思想上认识不对，别人也许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贞人的理解。贞人过去被认为是专门为王做占卜的一个集团，甲骨文就是通过他们来实现的。现在看来这个理解恐怕有些问题。大家从花园庄甲骨文可以看到，常常是“某子卜”，有人说“子”即王子，我个人不这样想，我觉得应该是个爵称。不管是什么，这是一个尊称。

有关“子”的卜辞大家都承认是非王卜辞，即它不是用王的口气来讲的，它代表一个人一个贵族，或是王子或是太子，我们可以讨论。这个卜辞就是以他的口气讲的，他讲的是他的事。那么再来看看我们一般认为的王卜辞。王卜辞有好多的贞人，特别是董作宾先生叫的一期，我们叫宾组的卜辞。看起来开始是一个贞人的名字，如“甲子卜𣪎贞”的“𣪎”，“甲子卜乙丑争贞”的“争”。过去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签个字就完了。可是现在对照非王卜辞看看，你会发现他的口气有很多实际上是贞人自己的口气，不是王的口气。他讲的可能是王的事，可用的不是王的口气。比如说王要出征了，他说“王惟斯征，或王不其斯征。”如果是王的口气，这些事应该完全用王的口气来讲。他虽然是给王占卜的事情，可是他是用自己的口气来讲的。这样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比如我们过去常常讲的自组卜辞，台湾通常把它念成“堆组”卜辞。我们认为他是王卜辞，因为它里面有卜王的人，有时他祭祀的称谓都是王的。可是不然，你有时候会看到比如在宾组卜辞中有“王占曰”，他有时不是“王占曰”，他是用口字边一个十字，“叶占曰”，或者我们念“协占曰”，有时是“夫曰”。1980年我曾在《古文字研究》第三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就举出几个例子，后来又找了许多其他的例子。比如“甲子卜王贞，余命曰……”，“王”是贞人，“余”当然就是我，就是王，这是王的卜辞。可是不见得。我还举过“丁亥卜，夫，予命曰：‘方其至’。”那个“余”绝对不是王而是“夫”。再有“癸巳卜，自，余命曰……”。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即使是我们一般认为的王卜辞的那个自组卜辞，至少有的可能证明不是王的口气，它本身就不能叫王卜辞，甚至在宾组卜辞中也不是王的口气。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现象是很奇怪的。比如自组卜辞的卜旬卜辞，后面经常有气象记录，比如哪天刮风下雨，写得很具体。为什么这类卜辞在其它卜辞中完全没有，而这个卜旬是不是就一定是给王卜的旬，他并未说“王旬无获”，就是“旬无获”。所以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下所谓贞人究竟站在什么地位，我们过去认为的王卜辞是不是都是用王的口气，是不是都用王的称谓来说的。这是我们学习了新出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后的新印象。当然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有时我们还会发现，在王卜辞中有与王发生的争论，与王的意见有歧异的情况。我在那篇文章中也有举例。我们在二期卜辞即出组卜辞中有一个卜人，我们称为“疑”的卜辞。他说“辛巳卜，疑贞，多君弗言，余其有执，庚亡，九月。”然后对贞是“辛巳卜，疑贞，惠王执，亡害。”（《续存》上1507）。就是说辛巳这天“疑”来占卜，多君（指朝中的有些贵族或大臣）没说庚这天是不是还要进行祭祀，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贞却说，让王来祭祀好不好。很明显这里的“余”是“疑”本人而不是王，这对我们的认识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过去我虽然指出过这个问题，但没有想到它在甲骨学研究中的严重性。但现在我们看过了花园庄东地的卜辞后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恐怕我们许多的看法要从根本上改变，或者不需要改变但这个怀疑需要证明。

有关这个“疑”的卜辞我还找到过。如“丁酉卜，疑贞。多君曰：‘来弔以□□：‘余其茴’。从王。”（后下13.2）这是“疑”贞，多君说:“有人会带来一种什么东西”，王说：“我会去看一看”，最后疑说这个占卜的结果我们听王的。这很明显是“疑”的卜辞而不是王的卜辞。可见“疑”在朝中是很管事的，他跟王及其他大臣的意见不太一致，最后他说从王。下面还有一个是“丙寅卜疑贞，卜竹曰：‘其岀于丁宰’。王曰：‘勿里’，翼丁卯率，若。”（《文缘》519）这是说，“疑”在丙寅这天占卜，卜竹说:“用窜来祭祀丁”，而王的意见不同，说：“不要这么做”，然后“疑”建议：“到丁卯那天再这么做”。结果王同意了。由此可以看出，有时贞人与王的意见不一致，正是因为不一致才占卜。这个人不代表王，这个卜辞不是王的卜辞。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看历组卜辞即四期卜辞中也总是有“王曰”，但在宾组和历组卜辞中，占卜的人一般都是王，极个别有不是的。这个问题怎样处理，我想现在应该赶快进行研究。这个研究会影响我们对整个甲骨学的全体的理解，而不只是一般的理解。在20世纪后半叶，甲骨文的研究由于有了《甲骨文合集》《补编》及各种工具书，包括吉林大学姚孝遂先生主编的几种书，我们今天应该基本具备研究的条件，而且新出土的材料也基本都发表了。这样，甲骨学研究的进展一定是明显的，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明也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

2、关于青铜器分期的十个课题

关于金文的研究，我也有一个新的想法。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对西周青铜器进行分期研究。过去，由于条件所限，我们的青铜器分期工作不能以考古学的材料为基础，主要是对金文本身作研究。而现在考古材料多了，我们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特别是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研究和排队。所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们为了将工作做得好一点，特别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几位专门研究青铜器的专家（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三先生），对西周青铜器中有重要铭文和对年代学研究有关系的部分做一个研究。研究的要求就是不要管字的内容和关系，严格地按照考古类型学的方式来研究。这项工作已经结束，1999年出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可是它的成功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证明了过去我们主要从金文的角度来研究的结果有很多地方不对，而且这种不对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发现了很多错误。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不服气，但不服气也没有办法。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即金文的研究一定不能脱离考古学的研究，而且一定不能违背考古类型学、层位学的分期方法。其实甲骨也是一样。

现在看青铜器研究在这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前不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在青铜器研究上有几个问题要特别做，其一是青铜器分期工作。经过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努力，中国青铜器分期的基本框架业已建立。在分期的方法论上，应强调把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再以古文字学等去论证和细化。同时，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就当前的青铜器分期工作，试提出以下十个课题：

（1） 中国青铜器的产生。中国的青铜器应有独立的起源，但迄今为止早期铜器的发现尚不能说明其产生过程。特别是青铜器出现前有以红铜器为主的阶段，有待更多考古材料的出现才能说明。

（2） 青铜器铭文的早期形态。目前已知最早的铭文见于商代前期，有的类似陶器符号（如东京博物馆鼎），其中有多少是可靠的，需要分析。商代后期存在的大量字数很少的铭文中，族氏铭文的性质、若干亲称（如子某、妇某）的解释等，也要研究确定。

（3） 商末青铜器。殷墟三、四期青铜器发现较多，可与非发掘品综合研究。铭文能与甲骨文联系的，更为重要。此外，还须专门考察商末和周初器物的关系问题。

（4） 周初的“月相”。西周铭文历日中的“月相”，久为学者争论的热点。最近，在岐山周公庙甲骨及有的青铜器上，发现了《尚书》《逸周书》未见的“月相”词语，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线索。看来在这方面，周初的历法和西周中晚期应有所不同。

（5） 西周共和以下青铜器。西周器物铭文最多，不少有历日，但在分期（特别是编排历谱）上歧异甚多。由于共和以下年世明确，整理这个时期或包括厉王在内的青铜器最为有益。厉王到宣王，相隔年数不少，器物特点应有变化；宣、幽到东周初，情形也是一样。近年晋、虢墓地的发现，为研究准备了条件。

（6） 秦、楚青铜器的演变。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列国青铜器中，秦、楚两国器物的特色明显，已发现标本易于构成序列的，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丰富。两者分居西土、东土，对考察文字的变迁也很关键。

（7） 商至西周的荆楚青铜器。《诗》云，商王武丁奋伐荆楚。今湖南、湖北多出商代重器，需要与中原同类器物进行对比研究。近期望城高砂脊、宁乡炭河里的发现，有更高的考古学价值，对其制作年代等应深入讨论。

（8） 长江下游青铜器的序列。今江苏、浙江等地也屡有先秦青铜器出土，大多见于土墩墓。近年，土墩墓的分期已趋详细，其中的标志性器物，如原始瓷器，也得到专门研究。由此，争议较多的青铜器分期及其年代问题有望解决。

（9） 巴蜀青铜器文字的解读。四川、重庆及湖北、贵州一带所出战国至汉初的巴蜀青铜器多有文字，以兵器为最多（也见于玺印与其它器物），过去学者曾以为属于“图语”。现在材料已很多，有希望用现代技术方法加以解读。

（10） 汉初青铜器的特点。汉代早期青铜器多沿袭战国时期，又有若干发展。尤其是近年一些诸侯王、诸侯级墓所出青铜器，值得从工艺、美术的角度详细研究，并与战国晚期青铜器相比较。

这十个课题的研究工作，将对整个青铜器分期研究起较大的推进作用。

3、战国简帛

什么是近些年来最大的考古发现？我想应该是战国简帛，这个问题虽然有争论，但是无论如何战国竹简的发现是一个重大考古发现，这是没有问题的，国外学者也普遍重视。这么重大的发现带来了非常重要的结果，这就是使得战国文字研究中楚文字的研究处于一个带头的前沿的地位，而且我们任何一种古文字的研究都没有像楚文字研究那么好的条件。你别看甲骨文有10余万片，但很多字你不认识，只能干看着，只能凭你猜，凭人的聪明才智，你没有根据。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一个说法结果不被承认，而等到几十年后忽然大家说某某人说对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没有标准。而今天我们发现的楚文字的竹简，有些则是有标准的，因为它有今传本可供对照。比如我们现在有各种的传本《周易》；后来我们又发现了马王堆帛书的《周易》，这是汉初的；现在我们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周易》；最近还公布了阜阳汉简中与马王堆差不多的竹简《周易》。这么多“周易”版本，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多有利条件，那么其中有些古文字怎么写，为什么这么写；有些字过去我们不认识，有些字是通假字，我们过去不知道。可是它一定是那个字。我常举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羽”字下面有一个“能”字，假借为“一”，这恐怕是任何人也猜不到的。所以古人有一些心理是我们所不理解的，现在我们就有根据了，而且可以了解很多的东西。从楚文字的研究我们往上可能追溯到金文、甲骨文，往下我们可以一直联系到《说文》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当时的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带来了很好的条件。

可是仅仅这样的研究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今天我们对楚文字特别是楚简的研究，在有对照本或者没有对照本的时候，有的猜得就比较离奇，好像你可以这样猜，我可以那样猜，结果谁也不差上下，那究竟怎么猜，就看谁能想出主意来。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假借字、通借字的问题的理解。现在看来好像是当时同音的或音近的都可以通假，可是要知道他所使用的这种通假的规律太宽了。过去像王力这样的古音韵学家都不太满意章太炎的工作。章太炎讲古音时画了一张图名为《成韵图》，可以对转、旁转，旁转再分近旁转、远旁转，几乎都可以转，没有什么不能通用的。今天看起来，我们恐怕也有这样的毛病。我们很多通假的理解过于离奇，没有规律，而当时一定是有规律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竹简是当时流行的一些经典读本，这些读本学生读，老师教，没有规律是不行的。所以说当时的通假一定是有规律的，只是可能在今天看来我们觉得很奇怪。所以说，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解读竹简中那些没有今传本对照的文字。如《性自命出》是非常具有哲学意义的，它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学者对哲学上的造诣有一些新的看法。可是今天我们读不懂，理解不了，所以大家胡猜。只有将来我们掌握了更多的规律，我们才能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4、汉字以外的古文字

我们刚才谈的古文字研究基本就是指中国的汉字。汉字是指汉代定型的真草隶篆等这些汉字。今天汉字的前身就是古文字。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的文字种类当然比近东是差多了，比如在今天伊拉克境内的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在当时有好多种，可是应该说在中国，汉字还是比较统一地并一直传流下来。但汉字不是中国惟一的文字。在先秦时期我们知道至少有一种文字是存在的，那就是巴蜀文字。这种文字是19世纪以来主要是在中国四川包括湖北湖南的一部分、贵州的一部分地区发现的一些符号。早期人们不相信这是文字。我想不相信这是文字可能主要是看不起历史上的四川古人，认为他们的古辈都是蛮荒之辈，没有文字。现在我们知道古代的巴蜀文明的发展程度是很高的，特别是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发现令我们刮目相看。而且近些年来陆续发现的这种巴蜀地区的符号非常多，主要是在玺印上，再有些是在兵器、铜器上等。2002年成都市商业街出土的船棺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巴蜀符号。大家都知道四川成都商业街的位置很重要，它是四川省省委所在地，而发现船棺葬的地点就是省委的食堂，该食堂就在省委大楼的对面。当时省委的同志想将这个破旧的食堂拆了重建，于是挖出了船棺葬。船棺葬是用巨大的木头掏空后将人埋葬在里面，形状像独木船。这个墓葬规模相当大，已被盗掘过。其中最大的一个墓葬是由一根完整的长18米的木头做成的。我跟组织发掘的同志说，这不是船棺葬，可以说是到地下去的舰队，因为它们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在主要的船棺船头上都刻有巴蜀符号，可能是蜀王或贵族的名号，就像“泰坦尼克”一样。这些符号肯定都是文字。另外在成都以北的新都王陵中出土的印章上也有这样的符号。这种巴蜀文字恐怕是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很少的还没有被解读的文字之一。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巴蜀文化是一种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巴蜀国的历史已经揭开。我们只要解读了巴蜀文字，就可以得到许多在任何古书上都没有的知识。解读是肯定可以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发现一块像罗塞塔石那样能够有文字对照的材料，可也许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不能解读。玛雅文字也是利用电脑的方法进行统计，当然不敢说那是完全正确的，但至少一部分是对的。巴蜀文字的量相当大，我们也可以试试看。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纪初我们这些人还能看得到的时间里，使巴蜀文字能够得到解读或者适当的解读。这也可能是对学术界起到震惊作用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