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
编者按 由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国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国学网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语言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围绕《春秋》“三传”研究、孔子与《春秋》研究、“三传”与经学文化研究、《国语》研究四个议题展开讨论。我们选取了提交大会的部分论文发表，以飨读者。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说一点我个人的几点陋见，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今天在这说的有三个问题，总的题目我想叫做《〈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
谈这样一个问题以前，我首先说一点题外话，最近中国先秦史学会开过几次会，我们在会上会下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术界常常把“古代”这个词定义太长了。很长一段时期大家觉得“近代”以前就是“古代”，可是最近这些年出了个新的事情，就是大家把“近代”的上限往下移了。过去我们一般人认为鸦片战争（840年）以后算“近代”，这样还好一点，可是现在很多的近代史学者把“近代”的期限移到辛亥革命了，那么，辛亥革命以前就都是“古代”了，所以我们离这个“古代”当然也不太远了。这样长的“古代”，在全世界是没有的，这个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古代”，或者“古史”，就是上古史，主要讲的是秦以前的时代的历史。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世界上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不只是中国一个，这些国家他的上古史都只能依靠一些比较晚的历史著作，作为基本的依据，才能建立上古史的系统。比方说古代埃及的历史，大家常常把它分为几个大的时期：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一共有31个王朝。这依靠的是公元前三世纪一个埃及僧侣叫曼涅托，他的书《埃及史》里面把古代埃及历史做了个系统的叙述，①以这个系统作为基础。这部书早就散佚了，就和许多中国古书一样，只有辑本。同样，关于西方古典世界的历史主要依靠希罗多德的《历史》。②
那么在中国，我们怎么建立起古史的系统？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作为背景的系统是怎么建立的？当然，说来很简单，我们主要依靠《二十四史》里面第一部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在古史方面是依靠什么？因为《史记》比较晚，比曼涅托晚了差不多二百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怎么建立的古史系统？这点我可以向大家报告，“文革”时我曾做过一点工作，就是读《史记》，查查《史记》里面秦代以前部分它的来源是什么，根据是什么，总的印象就是《史记》除了依靠《诗经》《书经》《世本》以外，最主要的依靠是《左传》。
我在这里向大家贡献的一点意见就是《左传》是《史记》建立古史系统的主要依据。当然，司马迁看了许多东西，有的是我们看不到的。可是最主要的依据应该是《左传》。所以说，《左传》是我们建立古史系统的一个主要依据。
我们依靠什么，这个问题在考古学、历史学工作中常常会碰到。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前些年的时候，河南的淅川下寺一号墓，发现了大鼎上有长篇铭文，铭文的器主“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是谁呢？我们哪里去找这个“王子午”、“令尹子庚”呢？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如果你不相信《左传》，不用《左传》，就没法研究。还有一个例子，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了一件铜钟，这个钟上的铭文一直讲不明白。因为这个铭文不全，它说:“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竞争的“竞”，平安的“平”，安定的“定”。不知道多少学者写文章讲这个，仍不能懂。前年在澳门有一批流散的青铜器，这批东西现在已经到香港，我个人是在香港看到的，上面就有完整地铭文。什么叫做“竞平王之定”，或者说是 “竞之定”，这个词不懂，解决其实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左传》,因为《左传》里楚国的一些人名就是这个样子，他的“什么之什么”，不是像晋人介之推，前面是地名。这里的前面是父亲，所以“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左传》，我们永远没法解释，所以说《左传》是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包括古代的经典的重要基础。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史记》所讲的历史从哪里来？除了《诗》《书》，就是《左传》。当然，我说的《左传》也包括《国语》在内。《左传》当然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的历史，可是它讲的绝对不限于这段历史，实际也涉及了从古史传说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如果今天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所以我们对古代历史文化的依靠就是《左传》，包括《国语》。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点。
下面我说第二点：刚才说了，如果没有《左传》，那么我们很难有清晰的、准确的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当然，有很多人不赞成。大家都知道，从汉代，特别是公羊学者何休他是公羊学的重要代表，是反对《左传》的，可是，大家知道正如前代学者所说的，何休或者是其他《公羊》或《榖梁》的学者，他们反对《左传》，并不是说《左传》这部书是不可信的，只是说：《左传》这部书不能代表孔子的“春秋大义”，要找“春秋大义”的话，要找《公羊》《榖梁》。我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今天还必须承认，因为《公羊》《榖梁》的研究肯定会提供我们对于儒家很多重要观点的认识，这点可能是《左传》反而做不到的。后来，从清代的常州学派，从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以下，一直到康有为、崔适，他们对《左传》都有所怀疑，说《左传》是经过刘歆的篡改。不过他们的观点，正如有些学者指出过的，并不是说《左传》里面讲的历史不可信，他们没有这个思想。他们只是认为《左传》这部书不是《春秋》经的传，而是割裂《国语》而成，这是他们的基本观点。
对于《左传》从历史真实性怀疑，说《左传》不足据是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他1936年写了一部书叫《〈左传〉之思想史研究》。我建议大家多研究学术史，要很好地看一看津田左右吉这本书，他通过他的论证认为《左传》从历史上是不足据的，这个观点是前所未有的。
有两位学者对康有为、崔适以至津田左右吉的著作进行研究，作出了批评。我认为这对于《左传》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第一位是钱穆先生。钱宾四先生在1929年完成了一部书，就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这是名著了，现在不但是在台湾有很多的版本，内地方面也是在不断地在翻印。可是，读这本书一定要从学术史方面来看，为什么有这部书，这部书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针对康有为、崔适的论点进行讨论。这部书的出现在钱先生的一生历史里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这部书首先是给顾颉刚先生看过，而顾颉刚先生在很多方面是继承康、崔的，可顾先生他的气度过人。在顾颉刚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还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他的子女保存下来的钱先生的原稿现在还存在。大家可以看到原稿的题目叫《刘向、刘歆、王莽年谱》，顾先生给他改为《刘向歆父子年谱》，这点就好得多。而且是顾先生把这篇稿子发表在他当时主持编辑的《燕京学报》上，正因为如此，顾颉刚先生后来推荐钱穆先生到燕大当了教授，这是钱穆先生第一次跨进大学之门了。所以顾先生的大度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可是实际上，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出版之后，康有为、崔适所谈的那些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因为有关的论证已经非常清楚了，在座的学者只要认真读一下钱穆先生的这部书，他举的28个例子，便会看出过去怀疑的论点均不足据。我想这是没有办法反驳的。
第二个重要贡献比这个要晚，正好是针对津田左右吉的。1936年津田左右吉的《〈左传〉之思想史研究》出版是在日本东京，当时在那里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学者罗倬汉先生。上一次我在中央电视大学的那次会上也提到过，不过那时我介绍的不够详细。罗倬汉先生在看津田的书之后，就认为这书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所以他就立志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这本书是在三十年代末，就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写的，当时没有能够出版。到了1941年以后，罗先生在重庆，有几位先生看过他这个书。一个就是顾颉刚先生，一个是钱穆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了，他们都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在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印数也是极少的。这部书的纸叫“粉报纸”，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怎么能叫做“粉”或者“报纸”可是在当时抗战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很不差的了。这本书只有这一个版本，我藏的这本是珍本，是一定要保存的。
在这本书里面，钱穆先生写了序，顾颉刚先生写了封信，这些对于我们《左传》的研究都是很重要，值得特别推荐介绍。钱穆先生序里面有一段话，我想在这里念一下。这段话作于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的秋天，下面写着钱穆写于成都北郊。他说了这本书怎么怎么的好，主要的特点就是通过《史记》内容的分析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司马迁当时看到的《左传》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的本子基本上相同，包括其中解经的部分，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各个《世家》里都有，可见司马迁看到的《左传》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并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刘歆割裂《国语》或者是伪造这些东西的说法统统烟消云散。书中有明确的证据，证据不是一条两条，而是有几百条之多，是整本的书。而且他也分析了，哪些《史记》全据《左传》，哪些《史记》采的是其他的说法，很客观，都一条一条摆出来了。这是前辈学者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很重要的成果。钱穆先生在序里说了一段话,他说：“考证之业有新创，有旧守。”考证的工作，有的目的在于创新，有的目的在于保守。他说如果你拿着罗倬汉这本书给现在的学者看，一定有的会不高兴，也有的会惊奇，也有的会赞扬，可是，如果你找一个古人来看，不用说更早的，就是一个清朝中叶的学者，你跟他说太史公的《十二诸侯年表》是根据《左传》的，我已经把它搞清楚了，那些人听了以后会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用不着讨论，甚至有人听了这话就要睡觉去了，根本就不会理他。钱先生又说，再过了几十年之后，风气已经过去，所有人都知道《左传》是真书，《史记》是根据《左传》的，那些异说也就不存在了。再看罗倬汉的书，就同样觉得没意义了。钱先生说罗倬汉先生是喜好哲学的，他把这个道理与罗倬汉讨论，罗先生就特别叹息，说我做这个工作干什么呢？
我想，钱先生写这篇序的时间是194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68年，几十年已经过去，今天我们来讨论《左传》与《国语》，当然仍会有不同看法，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问罗倬汉先生写这部书干什么？钱先生的预言已经真的实现了。这是我今天谈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今天谈《春秋》经传，特别谈到《左传》，在座的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对《左传》研究最有贡献是杜预。尽管清代的一些著作，一直到沈钦韩、刘文淇等，站在汉学家的立场上，他们力复古注，认为杜预注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春秋经传集解》等书有如何如何的错误。可是，我们平心而论，对于《左传》贡献最大的还是杜预。
我们人人都读杜预注，这个我想是没有疑问的。大家知道《春秋经传集解》有一篇后序，后序里杜预说的一段话，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重复一下。他说晋武帝元年三月，他平吴，从江陵回到襄阳，“解甲休兵”，有闲工夫了，依照夙愿，去撰写《春秋释例》和《春秋经传集解》，恰好在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有人挖墓，“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他讲的是著名的汲冢竹书的发现，现在我们推断最合理的发现时间应该是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杜预看了这个新发现其内容，他谈到有《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他是《左传》专家，他就把发现的材料与《左传》对比，他就发现多数是相同的。如果说《左传》与其他二传有不同的地方，新材料每每是近于《左传》，而异于《公羊》《毂梁》，所以他说参而穷之，可以端正学者。”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这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的先声，所以王先生在讲“二重证据法”时引用了这件史事。
我今天要向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有幸遇到了同样的机会。大家知道在去年七月，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这批竹简经过点数，共计有二千三百八十八枚，这当然包括残片。我们估计原有的整简不会少于一千七百支。这个还是很保守的。这里边包含一部史书，体例特别像《竹书纪年》，可是不像《纪年》从夏商周开始，它是从西周初年开始，一直讲到战国初年，这些材料我们正在尽可能地保护整理，会及时地公布整理报告，供大家来研究。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和杜预一样，来看一看战国时代的这部史书，和《春秋》经传究竟有什么不同。我在刷洗的过程中看过一部分，看起来对于《左传》的研究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大家，谢谢！
*此为“《〈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稿。
①曼涅托Manetho（活动时期公元前四世纪末一公元前三世纪初）古埃及及祭司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一书，该书有片段为教会历史学家保存下来，成为今人研宄古埃及历史的重要史料。
②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一42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历史之父”，他生活于古希腊两次重要战争即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其所著《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与其说它是一部战争史，不如说它是一部当时希腊人所知世界范围的历史。他试图以历史自身去说明历史，这在当时希腊历史思想上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