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4 来源：腾讯文化
[摘要]《论语》的文章广泛使用句首的助字，如“今”、“夫”，以及句尾的助字，如：“与”、“矣”、“也”。一篇之中，反覆数次出现。这样表达讲道理、论是非的语气就更有说服力了。
《诗经》
在助字使用方面，与《书经》表现相反趋向的，就是《诗经》。在《诗经》里，可以发见大量而且经常使用的助字。这些助字往往也是后人所不熟悉的。然而不难看出：凭借这些助字，语气就非常活泼生动，情调也非常宛转缠绵。因而大不同于《书经》和上古器物上的铭文了。举下列的句子为例：
于以采苹，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诗经·召南》）
已矣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诗经·邶风》）
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诗经·鄘风》）
第一例的语气多么从容美妙；第二例又多么沉痛；第三例又多么愤激！为什么能有这样细腻的表情，使我们读起来恰和听见作者亲口念出来一样呢？完全是由于助字的大量使用。这些助字多半属于“声态词”的性质，在当时本来就是按口语写出的，口中发出怎样的声音，笔底下就写出怎样的字，这样自然活泼而宛转了。到了后来，口语的语法上起了些变化，习惯就愈离愈远，有些助字的用法就完全不同了，譬如在第一例中，句子开始用“于”字，这在现代国语中简直没有相当的字可以代替，因而很难体会其语气。至于第二第三例中的“矣”、“哉”、“也”等字，用法还和现代国语中的某些字相当，所以我们读起来还亲切有味。
唐宋以后古文的特点就是适当运用这些助字，把它们容纳在语法规范之中。其结果就能使文言与口语保持着不太远的距离。
《论语》
文言文中的助字，到了孔子时代记录下来的议论和记事文章，才充分发挥了作用，现从传诵最广的《论语》，举下列一段为例：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欤）？”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避）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吾不与易也。”（《微子》）
这段的原意大略如下：长沮桀溺两人合伙耕田，孔子走过这里，派子路向他们探听一下过河的渡口。长沮说：那位赶着车的是谁啊？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长沮说：那他一定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什么人？子路说：我名叫仲由。桀溺说：是鲁国的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天下滔滔都是一样的，换来换去还不是这样？并且与其跟那避人之人在一起，何不跟避世的人在一起呢？说罢还是不停地锄地。子路把这话走去回报孔子，夫子甚为感动说：鸟兽是没有法子合伙的，不同这班人一起，又同谁一起呢？即使天下太平了，还是要让他们独行其是的。
试看这段叙事，层次分明，交代清楚，固不必说。在问津之下用一个“焉”字，在执舆之上用一个“夫”字，这都本不是必须用的字，但用了以后，就使人感觉前者显出停顿的语气，而后者显出提起的语气，在行文之中发挥着修饰的作用。孔子答话的时候，用慨然二字形容被感动的神情，这又是文言中的特点，善于使用简练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情感。
再看一段孔子的议论文章：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由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季氏》）
这样文义显露，娓娓动听的文章，只在《论语》中初次遇见，在以前是不会有的。《论语》的文章所以不同于以前的文章，主要是广泛使用的句首的助字，如“今”、“夫”、“今夫”，以及句尾的助字，如：“与”、“矣”、“也”。一篇之中，反覆数次地出现。这样一来，表达讲道理、论是非的语气就更为有说服力了。比前面所举的一例，又进了一步了。
孔子在听到将伐颛臾的消息时，就说：“求啊！这件事只怕做得不对吧！讲到颛臾，当初的天子原是叫他坐镇蒙山地区的，而且已经画在我国领土之内的了。它就是忠于我们国家的臣子啊！为什么要去伐他呢？”冉有自己辩解说：“他老先生要这样办，其实我们两个在他手下本不赞成的。”于是孔子说：“求啊！上古周任有句话说：‘各人按照各人的能力走上自己的岗位，如果没有能力就应当退下来。’假使看到危险不能去支持，倒下地来不能去扶起，那又何必要什么辅佐的人呢。而且你这话也说错了，如果养的野兽跑出笼子来，贵重的宝物在匣子里受到损坏，试问是谁的过失呢？”冉有又说，“论起颛臾这个地方，是个险要所在，而又离费邑太近，不把它拿过来，必然会替后世子孙留下祸害的。”孔子说：“求啊！君子所恨的，就是不说自己想这样罢了，偏要找出理由来强辩。按照我的意见，无论当国当家，所怕的并不是缺乏而是不均匀，并不是贫穷而是不安定。因为均匀就无所谓贫穷，和谐就不至于缺乏，安定就不至于危险。既然是这样，那末，远方的人有不服的，可以采用和平的方法，引导他们来，来了就要使他们安定。现在呢，由与求，你们两人辅佐他老先生，远方的人不服，并不能够把他们引导来，国内分裂破散，也不能够保持完整。倒要打算在自己国内使用武力，我恐怕季孙担忧的不是颛臾的事，而是自己家门内的事啊！”
两下对照，就知道句首的助字帮助“起、承、转、合”而句尾的助字帮助语气的抑扬顿挫，这就是文言的特征。在《论语》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也最为明确。
《孟子》
到了孟子的时代，继承了《论语》的文法，又进一步增加了一些推论的词句，由简而趋向于繁。刚好有一段也是讨论冉求的议论文章，可以联系起来看：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请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闢）草菜任土地者次之。（《离娄》）
按照孟子的口气，就是：冉求这人作季氏的家臣，一点也没有改善季氏的行为，只是把赋税增加得超出以前一倍。孔子说过：“冉求不是我们的同道，你们这些后生小子简直不妨大张旗鼓攻击他。”照这样看来，为君的不行仁政，倒替他想法子弄钱，这种人都是孔子所要唾弃的。何况还要替他进行横蛮的战争呢？为了争夺一块地方而战争，就会杀死遍地的人，为了争夺一处城池而战争，就会杀死满城的人。就是这样为了追求领土而吃人肉，虽死也抵不了所犯的这种大罪。所以会打仗的，应该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联合各国结盟的，次一等，开辟土地（为了备战）的，又次一等。
孟子这篇文章用了“由此观之”、“况于”、“此所谓”等等推论语气的短语或字句，表达了更加复杂细致的意思，因而增加了文章的矫健。
孟子又特别善于变换使用句尾的助字来增加文章的生动活泼，例如：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缪（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万章》）
按照现代语的口气就是：万章问：“有人说：百里奚以五张羊皮的代价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口的人作奴隶，为的是借着喂牛向秦穆公谋求录用，真有这事吗？”孟子说：“没有，不对。这是喜欢造谣的人造出来的。百里奚原是虞国人。晋国拿出宝玉和名马向虞国请求通过虞国的国境出攻虢国。宫之奇劝阻虞君不要答应晋国的请求，百里奚却不去劝阻。他是知道虞君不听劝说的，因而离开虞国去到秦国，年纪已经七十岁了。难道连用喂牛来干求秦穆公是件卑污的事都不懂得，这能算得明智吗？明知无法劝就不去劝，这能不说他是明智吗？知道虞君要亡国，先就离开到秦国去，这不能不说他明智啊！到了适当的时机，在秦国活跃起来，知道秦穆公是个可以合作而能成功的人，就去辅佐他，这能不说他是明智吗？辅佐他以后果然使他的君主显名天下，传于后世，不是个贤人，能够这样吗？若是为了成就他的君主而出卖自己作奴隶，乡里中但知洁身自好的人都不肯这样干，你说一个贤人肯干吗？”
凡是遇到反复深入分析问题的时候，这种文法是非常合适的。
同时还要注意：现代语有必须加字方能清楚的地方，文言是可以简省些的。然而是文法上的简省，不是修辞上的简省。在整个结构上只要发挥透彻，话虽多并不嫌多。这也是孟子文章风格的特点。当时的人就说孟子好辩，果然他是辩论的好手。
孟子本来是战国时代诸子之一，战国时代的诸子各有独特的文风，其中如庄子，尤其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切的影响。但是还远不如孟子影响之大。因为他是儒家的正统派，直接继承孔子，很久以来就把他当作经书读，所以《孟子》和《论语》的文法已经成为一般文言文法的基础。
（本文摘自《文言浅说》，瞿蜕园 周紫宜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