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9月14日 来源：澎湃新闻网
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也不见得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解决。回顾遭遇西医百余年来的步步进逼，甚至几多濒临“生死存亡”的过程中，中医不仅没有被抹杀、被废弃，还在21世纪科学、文明的今天，广泛传播到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医学的终极目标是治病救人、维护健康，如果不是人类还面临着很多影响生命与健康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即便是纠缠了百余年的传统与现代冲突的中西医学，也可能“相为谋”，殊途同归。
一说“上火”，但凡是有些生活阅历的国人，似乎都知道喝点绿豆汤、菊花茶能“清热败火”；突发昏厥，掐一下位于鼻唇沟的“人中穴”，恰如中世纪的欧罗巴人嗅一下“阿摩尼亚”，有时还真是个紧要的促醒法宝；至于“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处方”、“大怒伤肝”等广泛流传的谚语，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遍布的小贴士。
然而，一旦将这些日用而不知的“常识”同中医挂上钩，就不是所有人都认可或乐于接受的了。近些年来，对中医“科学性”的质疑未尝停歇，不仅仅成为医界、学界的热门话题，有时候连整个社会都会参与大讨论——全体民众迅速而又自觉地分成“中医粉”和“西医粉”，不管是从理论还是疗效切入，大有人人都是专家的架势，口水仗一场接一场，谁也不服谁。
之所以没有同数学、物理、化学一样，医学还能分出“中”和“西”，还能产生如此大的分歧，是因为人类至今无法用一套医学体系、理论穷尽所有的探索。事实上，现在一般不称西医，而称现代医学或生物医学；所谓中西医之比较，实际上是用中医来比较16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西医主流概念。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也不见得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解决，但医学里的“中”和“西”，并非如“是”与“非”、“科学”与“非科学”那般完全对立。回顾遭遇西医百余年来的步步进逼，甚至几多濒临“生死存亡”的过程中，中医不仅没有被抹杀、被废弃，还在21世纪科学、文明的今天，广泛传播到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医学的终极目标是治病救人、维护健康，如果不是人类还面临着很多影响生命与健康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即便是纠缠了百余年的传统与现代冲突的中西医学，也可能“相为谋”，殊途同归。
中西医相遇、碰撞和抗争
在任何社会，一种医疗方法体系的强弱不仅是系于它本身的客观疗效；同样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群体的理念，是否容纳这种医疗方法体系背后的世界观。——Paul. Unschuld: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of Ideas
国人对西医没有明显偏好，视病而择
明朝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他将西方宗教带入中国的同时，西方医学也跟着被介绍进来。利玛窦撰写的《西国记法》中，载有解剖学和生物医学知识，尤其是描述了人体大脑的位置和记忆功能。
西医知识传入始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后，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瑞士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1619年邓玉函抵达澳门，他曾在当地做过尸体解剖，“迨将胸部剖视，则肺干如海绵，其上蓝点甚多”，此为西方医生在华施行剖验尸体的最早记录（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卷7）。1622年—1623年，邓玉函在杭州口译《人身说》一书。1634年山东进士毕拱辰从汤若望手中获得《人身说》遗稿，易名《泰西人身说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介绍，若按现代系统解剖学原则作分类分析，《泰西人身说概》涉及了运动、神经、循环和感觉系统。
邓玉函参与翻译的另一部解剖学著作是《人身图说》，含21幅配有文字说明的人体解剖图。《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两书都介绍了当时西方的疾病知识，比如脑溢血、胃下垂、梅毒等。
这些医学知识最初只影响了小部分人，未受到广泛关注，更不要说动摇有着几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医的统治地位。西医真正引起人们兴趣的，还要从“金鸡纳（cinchona）”说起。
1693年，康熙患上疟疾，御医开的中药都不见疗效。当时法国传教士洪若翰（P. Joames Fontaney）等献上“灵药”，康熙服用两天就痊愈了。于是，这个被奉为“西洋圣药”的金鸡纳霜，一度被标榜成西医战胜中医的标志性药物。事实上，它用产自秘鲁热带雨林中的金鸡纳树皮制成，是当地人用来治病的一种土著药物。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得了疟疾被治愈，金鸡纳也就成了他们随身携带之物。直到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elletier）与卡文图（Caventou）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奎宁”，才发展成为抗疟的特效药。可见，当年治好康熙疟疾的金鸡纳霜，只是与中草药无异的土著本草而已（区结成《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并不能算是西药，更不能代表西医。
金鸡纳
早期中西医的接触比较有限。民间对西医或存疑虑、猜忌，但并不视其为侵略或威胁，甚至有人用中医理论来解释西方医学技术和方法，以提高民众的接受度。广东南海人邱熺对牛痘接种术在华推广的贡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明朝起，中国就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发展到清朝，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仍然存在不小的风险。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将西方牛痘术引入中国，他还培训了几个中国人，教他们种痘。邱熺就是其中一个，他亲身接种后成功出痘，为家人和朋友接种也非常顺利。随后，邱熺开始钻研中国传统医学，并于1817年出版《引痘略》，尝试用中医理论来解释牛痘术。
邱熺在《引痘略》中写道：“正痘有发热即现点者，最险之症，肾经之毒也。由肾而肝，而心，而肺，而脾，传经既多，其症亦递减，故痘之发毒，肾最重，脾最轻。”他认为天花病毒在脾脏中毒性最小，牛与人的脾脏同属土，所以用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毒“引”出来（董少新《论邱熺与牛痘在华之传播》）。在接种方法上，传统的人痘术是让健康人穿上患者衣服，或者在鼻孔中塞入痘疮浆液；牛痘术则在手臂接种，充分结合了中医的经络穴位理论。“今种痘法，择于两臂中消烁、清冷渊二穴，上下交连之处种之。似于塞鼻法有异，殊不知人身两臂，乃手少阳三焦经也。三焦者，人身最关要之府，如天地之三元，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通内外、左右、上下之气。”（邱熺《引痘略》）此外，邱熺还开出很多药方，应对种痘后出现的不良反应。他在《引痘略》中虽然附会了不少中国传统观念，使人相信种牛痘的理论起源于中国，但客观上为牛痘在华传播扫清了理论和心理障碍。以至于皮尔逊写的小册子《新订种痘奇法详悉》传到牛痘发明者英国医生琴纳手中时，琴纳大为惊讶：“中国人似乎比我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种痘。”（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医整体上并没有什么对立或对抗。虽然中国人的身体被西方的玲珑小刀打开，切割中国人身体的还不是正儿八经的“医生”，而是以行医为名的“传教士”（杨念群《再造病人》），但国人对西医并没有明显偏好，只是视病而择，尤其是遇到眼科疾病时。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建立博济眼科医局，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不小的知名度。
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建立博济眼科医局。
中国医家秉持“以中化西”进行汇通
184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是西方医学在中国扎根的关键。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洋务派们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因妻子患病被传教士治好，洋务派领袖人物李鸿章大力倡导西医，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院——北洋医学堂，服务于当时的北洋舰队。尽管西医在军队里优势凸显，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思想的影响下，李鸿章只是希望借助西医弥补中医的不足。1890年他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可视为“中西医汇通”思想的源头。
随后，中国医家也开始尝试集两者所长，沟通中西医学。
第一个提出“中西汇通”的是晚清进士唐宗海，他本身是名中医大家，后又研究西医，于1892年写成著名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唐宗海认为“中西医原理一致”，希望“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那究竟何为“我长”，何为“彼短”？他有句被反复引用了100多年的名言——中医长于气化，西医长于解剖。
晚清进士唐宗海所撰《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朱沛文，自幼随父学医，广读当时翻译的西医书籍，还到西医院观察尸体解剖。他指出“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因此中西医应“通其可通，而并存其异”。经过多年临床验证，朱沛文于1892年撰《华洋脏象约纂》，发现了不少古人在论述脏腑上的疏漏，并逐一指正。
虽然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看来，这批医家基本秉持“以中化西”态度进行汇通，但中医主动寻求变化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高晞称其为中医的“自改革”：“从学术角度来看，‘中西汇通’是跟传统中医发展一脉相承的。中医从来不是保守、停滞不前的，相反它非常开放，不断接受新事物，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同时，从医家角度来说，但凡追求真理、对生命感兴趣的，都不会无视西医所拥有的好方法和技术，这是医者的本能。”高晞还举例说，清末天津的一些中医，就很乐意用西医的包扎术和止血、消毒方法，改进外科技术。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郑洪设想，假如“中西汇通”医家能平静地将学术比较进行下去，可能会有更多收获。然而，局面在甲午战争前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甲午一败，举国震惊，清政府和维新派人士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他们看到，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明治维新各种措施中就包括“废除汉医”一项。
知识分子最先提出“医学救国论”。梁启超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认为“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希望采用西医强健国人体魄以达到保种保国的目的。他还在《时务报》上撰文，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医学改革：“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它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犹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饵，国之勃然，盖有由也。”
梁启超向来否定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斥之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他积极推崇西医，即便后来被协和医院错割了肾，也要为西医作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无关》）
《灵素商兑》拉开中西医学术交锋
晚清以降，废除中医言论时有出现。在“愚昧落后”、“旧医旧药”、“不科学”的批评和指摘中，中医一次次面临生存挑战，奋起进行反“废中医”的抗争。
最先提出“废除中医”的是清末著名国学大师俞樾，他治经之余涉足中医药，也能处方治病。大约从1860年开始，妻儿相继病逝，俞樾遂有切肤之痛。1879年，他开始撰写《俞楼杂纂》，其中专列《废医论》，分“本义”、“原医”、“医巫”、“脉虚”、“药虚”、“证古”、“去疾”七篇共7000多字，详细论述废除中医的理由。俞樾从古籍考据出发，认为《黄帝内经》并不是医学著作，而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他还从“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在俞樾看来，患病皆因邪念，所以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就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后人批判《废医论》时，多指其“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对古今医药的实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盛蓝《俞樾与医药》）。
晚年的俞樾体弱多病，“不能坚持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其短文《医药说》一改《废医论》中“药虚”的观点，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成为近代废除中医”、“废医存药”之思想滥觞。
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但并不主张“废除中医”，只是承认中医有缺陷，认为中西医应摒弃成见，取长补短。而章的学生余云岫，则是一个中国近代中医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同汪大燮、汪精卫、汪企张、褚民谊等都是留日学生。这些深受明治维新“废除汉医”影响的海归们，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皆为政府高官或西医界头面人物，成为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重要推手（郝先中《日本废除汉医与中国近代医学》）。
1916年，余云岫从大阪府立大阪医科大学预科学成回国，次年出版《灵素商兑》一书，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批得“体无完肤”：“医锢于歧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并称其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当然，余云岫也深知操作层面上“废除中医”并不容易，牵涉到中医的饭碗问题，他后来提出“废医存药”，基本延续俞樾的观点。
余云岫和其著作《灵素商兑》
一部《灵素商兑》撼动了整个中医界，中西医学术交锋由此拉开。1920年，余云岫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用“谎话”、“不合事实”、“没有凭据”来抨击阴阳五行和经脉说。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当即发表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回应。
与此同时，《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扛起了批驳《灵素商兑》的大旗。他于1922年写成《群经见智录》，提出“四时五脏六气”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阐示中医理论，捍卫了其学术完整性。恽铁樵承认中医有不好的地方，但坚持“西方医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
一场扩散到学界外的中医生存保卫战
不管是“余杜之争”还是“余恽之争”，都仅限于学理层面，围绕中医基本理论展开，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但到了1925年，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当年，由于西医界的坚决抵制，教育部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教育体系的要求，中医界多年努力化为泡影，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课程分文、理、法、商、工、农、医7类，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将中医置于医类之外，是为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时任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明确表示：“余决议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随后，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代表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向政府请愿。尽管当局表示废除中医中药政策不会实施，但仍然拒绝将中医纳入医学教育体系，理由是中医“非最新学说”、“非具完全科学知识”。中医界的第一次抗争以失败告终，开始了将中医纳入医学体系的不懈努力。
高晞认为一旦由国家出面，就变成了釜底抽薪，“这是要把中医封杀掉”。她指出，此时，中医上街游行请愿跟学理之争没什么关系了，已经演变成一场中医的生存保卫战；另外，“西医还给中医下定义、戴帽子，将其等同于迷信、巫术、不科学，将中西医之争看成是新旧之争、先进和落后之争。中医难以忍受这样的指责，于是双方都无法冷静、理性、合理地对话了”。
1928年，中医陆渊雷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辛辣地抨击西医：“现在有少数的西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医一口气吞得的样子。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来的，日本的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孙子罢了。”他还用“奴隶派的西医”来讥讽余云岫等人。
西医也不甘示弱，立即“回骂”过去。汪企张发表《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症（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就在双方打笔仗的同时，“废除中医”在西医界的推动下已经开始付诸实践。
1929年2月23日—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西医出身的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会议，出席的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且多数支持废除中医，中医无一人参加。
会议通过了4项提案，包括《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被公认为“废除中医”的纲领性文字（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他提出4条理由废除中医，并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废除中医案”的提出直接引发了反废除中医运动的出现。1929年3月17日，由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大礼堂举行，全国各省市中医界代表和上海同仁共千余人参加。据当时的《申报》记载，各药店门上皆贴有“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会场内悬挂巨联一副，“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代表们高呼“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大会持续3天，其间，杭州中医协会提议，“我中医药界受人摧残，至于如此，实堪痛心。应以今日为纪念日，亦即‘三一七’为我们今后永久之纪念日。”根据大会决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并推举谢利恒、蒋文芳、陈存仁、隋翰英、张梅庵组成赴南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
中医界进行的声势浩大之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压力和维持社会安定之考虑，国民政府最终表示“废除中医案”暂不执行。
谢利恒、蒋文芳、陈存仁、隋翰英、张梅庵组成赴南京请愿团
然而，国民政府歧视中医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中医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1929年12月，中医界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组织请愿团，反对教育部强令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不允许中医医疗机构称“医院”等；1930年—1931年，通过各种渠道，促使政府成立中央国医馆，并争取行政管理权；1932年—1936年，争取《国医条例》（后改称《中医条例》）立法，并争取行政院公布条例；1938年—1939年，促使教育部通过《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1947年，中医团体奔赴南京绝食请愿，争取中西医平等待遇……郑洪总结说：“不断抗争几乎成为这段时间中医的特有形象。”
当然，中医并不只是靠抗争来获得支持，在西医发展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尤其是抗日战争西药来源断绝时期，中医药发挥了积极作用。
余新忠认为，晚清以来中医一直与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胶着在一起，“废除与反废除的中西医之争，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之争，而是文化之争，观念之争，政治权力之争”。他指出，批判和废除中医成为民国时期众多知识精英的普遍诉求，这里面有中医自身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之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分不开的。“回头来看，那些主张肯定有不够理性以及代中国传统文化受过的成分。”
胡适曾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而“非科学”正是中医备受歧视、屡遭打击的根本。这一点，深陷囹圄的中医界自身也非常清楚。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所以，1930年代“中医科学化”运动兴起，基本方针就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
解放后，发展中医有了宪法的保障
1950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当时，因为听说余云岫准备将1929年《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作修改后提上来，中医界人士表示不满要退出会议（李经纬《毛泽东为中医题词的诞生》）。毛泽东在跟军地卫生干部谈话后，为大会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为中西医问题定调。会议确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然而，卫生系统一些领导并没有能够真正重视中医，中央介入调查后，毛泽东批评了卫生部“歧视中医错误”，重新确立了发展中医药的政策。
随后，中医开始设立科研机构，中医从业人员加入人大、政协，开办中医高等教育，推动中西医的结合……根据毛主席指示，全国各地还开展“西学中”运动，让一部分西医学习中医，发掘研究中医中药。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时，毛泽东在总结报告第一页作批示，其中就包括“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一句。
毛泽东向来重视中医。“不重视也不行。当时国家一穷二白，卫生资源极其有限，还要保障人民健康，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初级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朱邦贤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家之一。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67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国家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和大力推广‘一根针、一把草’的赤脚医生运动，使得历来缺医少药的农村和农民群众获得了初级卫生保障。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对新中国的这一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之视作‘适合于第三世界’医疗卫生改革的成功经验而加以推广。”
在郑洪看来，虽然中西医结合不能代替中医的发展，但确对中医的发展有不小影响。中西医结合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取得了成绩。事实上，中国医学界已经呈现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者并存的独特景象。
一名赤脚医生正在给手上的小朋友包扎伤口
1982年修订的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标志着中医地位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而本世纪初以来，中医依然遭受了一些学界和民间人士的强烈批判。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发表了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并“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后被国家卫生部公开批评，称“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2007年方舟子《批评中医》一书出版，对中医理论、疗效等一一进行批判。尽管这些都没有在整体上形成很大的声势，但“反对中医”的声音始终不散，“中医危机”也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人们的视线。
余新忠表示：“在现有体制下，中医有政策和市场的保证，地位相对稳定，至少比较近的一时段内如此，说不上有什么特别危机。”但他认为从内在角度来看，中医确实存在危机——相对于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中医可以发挥自己优势的空间正在日渐萎缩，中医的核心理论和技术的进展也好像乏善可陈。“更重要的是，中医自身的定位和特色，让其在保持特色还是全面融入现代科学之间畏首畏尾、左右支绌，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现代中医的成立在于折衷和调和，在于主打‘传统’与‘文化’牌，其内在的危机似乎也正源于此。”
而在郑洪看来，当中医对理论和疗效的解说不能为社会读懂、为科学认可时，借助于传统与文化来赢得民众和政府的支持未尝不是一条道路。“中医首先需要有社会上的发展空间，才能有技术上的发展空间。而技术上的空间，一定是与西医相调适而变化的。旧有的一些空间失去了，新的空间不断在创造，并非中医药独立存在能与西医抗衡才算发展。”
人生的“病”和生病的“人”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没有谁乐于生病，但也没有谁能拒绝生病。生命本来的姿态就是不回避“疾病”和“死亡”，“生老病死”构成了生命的完满。当然，在追求生命质量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倾心于在高精尖武装下的现代西方医学，指望它快速、有效地将“疾病”剥离，最好是永远不要再来。相对而言，中医就成为“传统”的代名词，成了似乎不那么快速或有效的代表。
西方医学逐渐摒弃哲学思辨
现代西方医学并非凭空产生，是在以古希腊医学为主干的西方传统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中西医道虽然各有本源，但并不完全相悖。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他在长期探究人的机体特征和疾病成因过程中，提出了体液（humour）学说，即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体液比例不同，构成不同的气质类型：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人之所以会生病，是由于四种体液的不平衡造成的。他又把四种体液与“水、火、空气、土”四种元素相结合，讲究身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注重空气、阳光等“自然疗法”。这些说法与中医阴阳失调、整体观、同自然相适应等理论有相似性。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梁永宣还特别提到：“有学者整理解读希氏文集时指出，希波克拉底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恢复、提高病人抵抗疾病的能力，医生并不直接对抗疾病，这也和中医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作为继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医界权威，古罗马医生盖伦首创了解剖学。而1543年安德烈·维萨里《人体结构》一书的出版，则进一步拉近了西方医学同科学之间的距离。自此，西方医学开始摒弃古典的哲学思辨，由传统的体液学的整体观转向关注局部的人体器官和疾病位置的研究，这样无疑要依赖实验中的肉眼观察，发展到后来，就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发现、发明，很多都应用到了医学上。相反，中医学依然秉持的是从东汉以来由张仲景奠定的“辨证论治”——临床观察、司外揣内地分析病人状况的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
维萨里《人体结构》中的解剖图
朱邦贤曾用一句话道出中西医学间的差别——西医是看人生的“病”，中医是看生病的“人”。他将此解释为：西医既然是看人生的病，就要知道生的是什么病，病原体是细菌还是病毒感染，并由此决定用抗生素还是抗病毒药物治疗；如果病人生的是同一种病，其治疗原则和方法基本一致。中医看到的是生病的人，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即使得的同一种疾病，也未必可以采用相同或类似的治疗方法。主要根据患者的个体状态及其反应，譬如患者的形神特征与禀赋体质，结合其在何种环境或情况下生的病，以及现在有着怎样的反应、处于病的什么阶段等等，然后再考虑该怎么处理。中医把这种方式称之为“三因制宜”（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即根据疾病与气候、地理、病人三者间的关系，制定相适宜的治疗方法。
西医学是在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中医学是以中华传统文化“天—地—人”三才思想为根基构建而成的整体医学模式。“医学模式的不同，决定了这两种医学在对待人体、生命、健康、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方面的医学认知与医学行为上所存在着的显著差异。”朱邦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