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弘道书院院长，笔名秋风）
要想回答“儒家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吗？”这个问题，首先得面对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重要但实际上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进行中国文化的重建”。因为有一种观点很流行，就是觉得根本不需要文化建设，我们只要把制度搞好了，文化自然就来了，文化是制度的附属产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讨论了。所以既然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就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中国需要。
如果中国需要文化建设的话，那么要问“谁能够担当这样的一个使命？”当然我的看法是：只有儒家能够担当。或者说，除了儒家，还能有谁担当这个使命？或许有人会说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显然是个政治理论，它并不能解决文化的问题。又或者有人说制度建设、宪政，它也是一个政府安排，跟文化没有关系。还有人可能会说佛教、道教、基督教，但不可能让13亿人都去信教。所以，只要做一个排它的讨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回到儒家。
那么儒家自身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我认为，完全有，因为儒家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做的就是这个工作。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孔子在中国文明演进历史上的承担的角色。简单说，孔子总结了他之前的中国文明，不管它是多少年，反正他是总结了，并形成了“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即经学，从而开创了儒学和儒家。所以孔子不只是儒家的圣人，他还是中国的圣人。中国在孔子之前的那段文明是赖孔子才得以保存，并且在那段历史之后形成的“中国之道”一直在塑造中国，所以说孔子是中国文明史上承上启下的圣人。
仁心是儒家所塑造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都被灌注了儒家的价值。还有各种宗教，不管是地方性的宗教，还是像佛教这样的正统的主流宗教，都多多少少地接受了儒家的价值，并且在传承儒家的价值。中国是一个很奇特的文明形态，各种各样的宗教其实都在传播儒家所赋予的中国价值。当然政体更是如此。中国从汉武帝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政体，基本上都是个以儒家士大夫作为治理主体的复合治理结构。还有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都蕴含了儒家的价值。所以儒家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实际上是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中国有什么问题，比如仁心的问题、边疆对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问题、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身份的问题，在一个开放世界中的治理架构的问题等等，大概有四五层问题。那么谁给出相对完整的方案？自由主义、新左派，只能回应其中的一两个问题，佛教也只能回应其中的一两个问题，所以我的结论是：只有儒家能够完整地回应这几个问题，当然它会有不同的办法。当然儒家有这个能力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几千年的制度搬回来或者排斥其它的各种各样的观念、价值、制度，绝不是这样。其实儒家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扮演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恰恰是因为它的开放和包容，比如它作为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却容纳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以儒家的中国会是一个开放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