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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思想史研究的新问题、新视野和新方法


来源:腾讯网


    2019年8月24日至28日,华东师范大学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举办了“第四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的活动。本期研修班主要分为导师讲座、学员论文交流和圆桌对话三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主持,日本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刘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瞿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小兵副教授参与讨论的圆桌对话以“思想史研究的新问题、新视野和新方法”为主题,就当下思想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新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学员展开了深刻讨论,村田雄二郎教授首先就日本国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报告,指出日本目前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青年人才断档的局面,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的“黄金一代”已然逝去,而目前艺术史、科技史等材料的挖掘,对于融合思想与艺术、思想与科技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下是此次圆桌对话的记录。


亚洲主义的两面性

许纪霖: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有很多历史现象都要通过思想的深度探索才能够得到理解,比如村田老师所提到的日本亚洲主义呈现出的“霸道”“王道”两面,若仅以“霸道”一面去理解这些人物的思想则是不可思议的,但可怕之处在于本初“软性”的乌托邦向“刚性”乌托邦的转化,善的一面向恶的一面的转化。


思想史研究的反拨与“新”的操作方式

瞿骏:谈到今天与会的主题“思想史研究的新问题、新视野和新方法”中的“新”,恐怕要对“新”进行简单的界定。一种“新”是目前学风转移、学术趋向转移下造成的对于“时风”和“时趋”的反拨;另一种“新”则是一种复古vintage层面的新,即以复古为解放,以前的样貌重新浮现在当下。

就后一种“新”来说,当下的学术规范对于“复古”实有很大阻碍。以五四运动研究为例,时值五四百年之际,学术界的新成果层出不穷,但若要论到五四运动的全史,学界普遍阅读的仍然是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这本经典论著,据我开会时了解,不少年轻学者实多有写这样大著作的期待,但也意识到目前由一人之力承担五四运动全史的写作似乎不太可能,提出的折衷办法是以集众的方式来书写五四运动史。

就前一种“新”来说,近二十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操作层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电子数据库的大量使用,这造成了史料获得的空前便利和史料数量的空前膨胀,但同时也面对着一个难题即“史料多了,怎么办?”。史料积多带来的除了其本身浩如烟海、无法穷尽外,更多地是改变了做学问的方式。王汎森曾经指出,余英时先生只要略翻某份民国期刊,就能判断它出版的年代,这一功力是基于在阅览室亲手翻阅旧期刊的方式。相对于这些旧的操作方式,如今我们的操作方式是直接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词,甚至于阅读论文的方式也发生改变,只要输入论文作者的姓名就可以得到相关论文,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历史感与时间感的消逝,不同时间段写成的文章被放置于同一个时间段进行考察。故而,我认为可以对以上学术风气做一定程度的反拨。反拨的方法论基础是“真相是多个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地、全面地、事无巨细地看到某个“过去”。即使是留存下来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也只是一片森林中的一片叶子,即使这样也还高估了留存史料在过去历史中所占有的比例。这其中一个层面的“反拨”是史料使用方式的反拨,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摆脱数据库或者说改变应用数据库的方式,史料应该从数据库中抽离出来、从全集中抽离出来、从影印本中抽离出来,将它放置于其所发表的“原处”中去,多关注那份报刊中那篇文章的前后左右文章,即将史料重新放回它所在的“花盆”中。

在此基础上,基于此方法论的研究有三个关键词很值得注意:

1、起点。在谈及一个人的变化时,其实隐含了你知晓那个人之前的状态。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明清史来说,其在政治叙述、经济叙述、文化叙述层面已经改写了无数,这样的起点改写深刻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表述。新清史中某些研究给了不少有价值的提示比如马世嘉的《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其揭示的清朝统治者与俄国、印度的来往史实表明皇帝清楚地知道帝国统治的边界,与周边国家也有复杂的资讯获取体系,这直接可以影响关于日后现代外交的一系列论断。

2、舞台。思想史除了关注人物的思想结构外,按照钱穆的说法我们得关注更多的层面,其中之一就是钱穆所说的“具体方面”,例如一本书的签注、折痕是如何产生的,每本书背后都和哪一群人有关联,以笔名发表文章的作者其真实姓名为何。关注舞台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我们知道舞台不仅仅要知道人们在历史中行动的变与不变,我们还要知道人们在历史行动中的种种限制。我们现在考虑问题往往是“他能够做什么”,其实可以反过来问“他不能做什么”,在他不清楚、不明白的情况下仍然去做与知道、清楚的情况下去做显然具有重大差别。例如鲁迅和吴宓是否是仔细读过对方的文章才进行论战的?是否压根不需要读过对方的文章就可以论战?这背后还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如北京与上海之间的邮政情况,每期《学衡》杂志达到北京的时间,这些都会影响鲁迅和吴宓论战的思想史处理。

3、革命。当下有些革命研究在回归,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有些革命研究没有复归,如太平天国运动。这其中的落差和学界对革命理解的变化有关,我们越来越觉得思想与20世纪革命紧密联系。而20世纪革命不能割裂,必须要将辛亥、五四、北伐、新中国建立、“文革”、改革开放连贯起来看,正如魏斐德(Wakeman)的中国警察研究绝不是做一个警察具体做什么的研究,而是希望以警察为视角将清末、北洋、民国、新中国建立后的连续性做出来。目前的思想史研究也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和雄心。


警惕“去语境化”、“去脉络化”的阅读

许纪霖:现在有了大数据以后,我们就可以将某篇文章从杂志里抽离出来,呈现出今天我们“去语境化”、“去脉络化”的阅读方式。所谓“去语境化”,是对你所要研究对象的时空背景描述模糊不清。为何《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画美丽动人,绝不是因为她神秘的微笑,如果蒙娜丽莎生活在一个抽象的时空里,其所依托的具体成长时空被隐去,蒙娜丽莎的美还会有具体价值吗?因此,一个好的研究是需要语境的。所谓“去脉络化”,即剥离外在理路,隐去研究人物的今生前世,而一个好的研究是需要建造一个脉络。自从我1988年我写作第一本书《无穷的困惑》以来就发现论文最难的部分在于描述时代背景,一个真正好的研究者不仅是你工笔画画的好,还要擅长勾勒出你自身对于那个时代背景独特的理解。


中间融合视域

刘擎:如何理解一个异己的他者?许多人主张进入他者所处的语境脉络,完全抛开自己的成见和先见,这种说法用意是好的,但在哲学上说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的确,成见和先见会妨碍研究者理解陌生的他者,但如果不存在任何先见,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观察和思考,也没有阐释有效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们的先入为主的预设和定见,在双重意义上与理解有关,它一方面妨碍我们去“客观地”认识异己者,但它又使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成为可能(enable),脱离了任何视角的观察和阐释是不可能的。正如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horizon)概念所揭示的那样,你总是无法真正摆脱已经被规定了语境脉络之中,不能直接跳出他者的“视域”,但是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新的视域——这个视域既不完全是你自己的,也不完全是他者的,这就是所谓“融合视域”。而且这个“融合视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反复地了解、阅读、思考和想象等努力中,在与他者(真实或想象的)“对话”之中,逐渐形成、改造和完善的。我认为,所谓尽可能地进入他的脉络,所谓移情的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并不是要“忘记我自己”,不是抛开自己的先入之见,恰恰相反,这需要时刻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先入之见,对于自己习以为常的成见展开不断的反思,才能达成有有效的融合视域。没有人能获得上帝的视角。走进历史的真相,抵达历史的理解,始终是在生生不息的对话之中展开的。融合视域之所以可能,因为人的意识结构具有想象和反思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虽然不能摆脱自己,但我们总是可以与自己拉开具体,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自我超越。


思想史的求真与求解

唐小兵:关于五四运动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比如晚清的启蒙与五四的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话题仍值得探索,余英时先生认为晚清的启蒙与五四的启蒙是完全不一样的,晚清士大夫的知识格局处于传统的中国学问格局中,而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五四一代基本的知识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此外,在思想史研究中求真与求解是怎样的关系?例如当代人是否能够研究当代史?杨国强老师曾说“当代人做当代史会有云遮雾罩之感”,个人情感的代入、立场的选取和材料的解读方式都会影响当代人做当代史研究,导致当代人无法看清当代史;另一种说法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写作当代历史会是一个内在化的理解。沟口雄三有篇文章叫《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他认为当一个人要进入相对陌生的历史场域里,先要将偏见、先见和前见暂时搁置起来,在历史的海洋任意触碰经验材料,从内部慢慢生长出对特定时空历史人物的理解,再依据既有理论的思考进行往返对照以达到反思的平衡,这或许会给予我们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许纪霖:做思想史要尊重真相,同时也要有想象力,但也不能太迷信想象力。真相之间是有空隙的,在这些空隙中需要想象力,特别是在思想、心灵层面的东西是没有很多实证资料。太迷信想象力,将自己感受投射到研究对象,这其实是一种“自恋”,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上看到自我的景象,而缺乏一种语境化的理解。陈寅恪所说的“同情之理解”是将研究对象放置在他的语境而不是你的语境内,因此在追求真实和发挥想象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张力。


思想史更接近“云”

刘擎:上次陈嘉映老师来这里讲座,谈到在古希腊时代,哲学是“通天晓地”的学问,而现在成为一种专业,哲学家变成了寻常的专业学者。的确,哲学最初是最高的学问,探索最根本的大问题,涉及几乎所有领域,而且与生活实践密切关联。但是近代以来哲学一直在退守。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我的关系这三重关系在近代发生重大转变。17世纪科学革命以后,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诠释逐步让位于自然科学,人与社会关系研究逐渐让位给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等,在人与自我的探索中,心灵哲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仍然存在和活跃,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发展非常强劲,正在“侵占”原来属于哲学的领域。所以,哲学退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哲学的根本关切与宏大论述仍然存在,但似乎远离了生活实践的世界,人们在面对生活问题寻求解答的时候,通常不是首先求助哲学,而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

思想史研究能不能发挥一些哲学以往发挥的作用?这不是说思想史能够完全取代哲学,更何况思想史也不可能与哲学隔离或绝缘。但思想史的探讨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有非常突出的跨学科特点,因为思想史研究的是人类观念对人类行为所发生的作用,以及如何来理解这些种观念。要达成这种理解,需要对历史和社会的特定情境具有高度的敏感,哲学比较偏重普遍性的面向,而思想史似乎能比哲学更有效地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因为人类生活同时具有普遍与特殊的面向,哲学在原则上也重视特殊性,但是它主要提供普遍性原则。而人类生活是一个“故事”,一种叙事。故事里当然有许多显性和隐性的原则在起作用,但它们彼此的关联,以及与生活实践的关联,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机制,是格外复杂多样的,常常是混乱和黏连的(messy and sticky),这就需要用一种复杂的叙事而不是干净的原理或命题才能把握。卡尔?波普尔曾经用“云与钟”的隐喻来比附两种不同的现象,自然科学如同钟表一般,有比较明确清晰的规律和确定性,而社会文化世界有点像云,云是有一定形状的,并不是完全无章可循,但云的流变是变化多端的,受到许许多多的变量影响,没有线性方程可以解释,有许多不确定的偶然性。我想,社会科学可能在云与钟之间,而思想史比较接近“云”。

这意味着思想观念的发展和演变,虽然有许多踪迹可循,但它没有清晰的规律,需要有高度的语境化理解,而所有人类语境既有共通性(否则我们无法成为“人类”),同时又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所以,思想史研究本身也就带有“黏连”的特征,要对繁杂纷乱的现象提出一个有效的阐释框架,提出一个叙事性的论述。这是极为困难的工作,但我们时代面临各种大问题,包括文明之间的关系,包括新技术革命的冲击,都需要以这种跨学科的、同时兼顾普遍和特殊维度的视野和方式来探寻和理解。在我看来,思想史研究有可能借鉴和吸纳哲学的传统,在未来提出关于根本问题的宏大叙述。


重新将革命代入思想史研究

唐小兵:之前的思想史研究更多是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比较精英的历史人物的观念研究,近年来新革命史研究崛起,包括我所做的左翼文化传播及中共在城市对于中小知识青年的动员研究,发现革命者的参与动机绝非仅从实际利益的角度去考量。

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来说“革命是一个社会经济基础变革所引发的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而中国的革命是一些具备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以思想来掀动社会的运动。可见中国革命是以新思想和新文化来引领社会变革的。中国革命早期的参与者发动者很多出身于没落的士绅家庭,包括1930年代很多出身富庶家庭的子弟亦投身革命,而投身革命的原初动力绝非可以从利益角度去考察,背后还有思想观念的强大作用力。一战以后上海出现了各种各样探讨社会问题的著作,有人说一战以后有两种类型的印刷品比较流行,一种是纸钞,另一种则是谈论社会问题的著作。社会问题著作的出版其实反映了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开始整体性地思考贫困、教育、暴力、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而起初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论述绝不限制于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自由主义者比如陶孟和、孙本文等人的论述,这种论述偏向于通过公共政策和政治立法的方式来渐进主义地解决具体问题,说得直白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左翼知识人用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背后预设了任何一个社会具体问题的呈现都是这个社会系统性危机的表征,而只能以整体性的行动一劳永逸地来解决之的立场。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针对社会问题寻求整体性解决的论述占据上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如20年代末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涵的社会科学著作和论述被赋予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大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时人期待用社会科学的方式照亮社会演变的道路。

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反精英主义也是值得注意的潮流。恽代英曾在发表于《中华教育界》的文章《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中针对来信读者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学校,学到真正有意义的知识,且这种知识既是能够自足的,又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恽代英说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没有好的学校,没有好的教育,学校教育贩卖的都是死的无用的知识,真正好的教育是投身社会革命的历史洪流之中,从社会实践中所获取的知识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知识。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是中共早期对社会主义各种理论著作的翻译,鼓动新知识和新文化的浪潮,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其论述当中对于知识本身、学校教育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质疑,如此一来精英主义与反精英主义构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张力。因此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动员式的政治活动,革命中的知识青年有其主体性,他们在参与革命时有其自身切实经验的参照,如王汎森提出的“风”,这些知识青年在进入上海之前在地方上已然发出不满之声、鼓动启蒙,而进入上海之后与蔚为壮观的左翼文化运动汇流,所谓万川归海。

杨念群老师提及研究思想史的“萨宾娜”(个性)和“特蕾莎”(共性)的问题,其实早期投身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很有个性的,但在走上共产主义之路时他又面临着身份、心灵和思想转变的问题,从萨宾娜转向特蕾莎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自我认同的问题。比如丁玲、瞿秋白、萧军等人都无一例外地面临这个问题。时代浪潮中的微小个体和宏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潮流构成一个怎样的关系?如果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暂时搁置起来,微小个体是否就无法完成自我的确证?这些都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去理解中国革命。

许纪霖:不论中国还是世界,革命笼罩着20世纪。革命背后不仅有利益关系、权力关系,参与革命者和反对革命者,其背后还有其强大的动机,这个动机只能从思想的角度进行理解,而不能仅仅将思想看成一个利益、权力关系的反映。对于加入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加入革命的物质利益动机是其次的,他们是将革命理解为一种自我和世界关系重新塑造的方式。在革命当中,重新塑造自我,塑造革命新人,获得人生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

圆桌对话结束后,在场学员向诸位教授提出自己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许纪霖教授就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补充说明,他指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我与你的关系,老一辈研究者将自我和研究对象构成命运共同体,彼此之间有强烈的情感联系,甚至有强烈的投射,而现在的研究者研究人物时不带任何情感的投入,追求价值中立,具体哪一种研究方式更能找到真相需要研究者自己去衡量。刘擎教授认为“价值中立”并非是要忘记自己的立场,而是时刻提醒自己的立场,价值中立是通过与其他视域的对比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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