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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敦康:名士为表 儒士为里

来源:中国新闻网



       姓名:余敦康

       性别:男

年龄:89

去世原因:病逝

去世日期:714

生前职业:哲学家

代表作:《魏晋玄学史》《汉宋易学解读》《哲学导论讲记》

714日,哲学家余敦康病逝于北京,终年89岁。

余敦康曾认为自己这辈子由两部分组成:50岁前不由自主,50岁后埋首耕耘学术,“磕磕绊绊过了一生”。

修习哲学的他,生前曾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他的学术研究,出入于儒释道之间,集中在易学、玄学等领域。

学者韩秉芳把余敦康比喻为颜回那样的读书人——身处困顿的生活中,却以读书治学为乐。

离世之后,学生寇方墀带了邵雍、苏轼、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放在他的灵堂,用这种方式祭奠他。

坎坷的求学问道之路

余敦康的女儿余楠至今记得,年幼时一家人住在东单一处大杂院,家里只有两个房间,随处都是父亲的书。几平米一隅的空间被父亲辟为“书房”,书一摞一摞,垒起来快碰到屋顶。她戏称,“自己是坐在书堆里长大的。”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学者韩秉芳引用《论语》中的这段话,把余敦康形容为颜回那样的人——生活简朴,却醉心于读书治学。

但一心向学的余敦康,人生经历颇为坎坷。

1930年,余敦康生于湖北汉阳一个乡绅家庭,家境原本殷实。解放前,他的父亲被流寇掳去,家人倾家荡产将之赎回,由此家道中落,不久父亲也病死。

21岁时,余敦康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此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北大哲学系学习。毕业一年后,他被分配到天津一所中学教书,并于1956年重返北大读研深造。

他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57年。据余敦康自述,这一年北大涌起一股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身处其中的余敦康,连写四封信,道出心中感言,也因此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改造。

“文革”期间,他又被分配到湖北枣阳平林公社,当了八年的中学教员。他曾自述,“那些年,我埋首于漫长无言的岁月,日复一日,有时会觉得人生似乎将以此终老。”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卢国龙说,余敦康曾向他打趣:“某生也无才,而命运多舛。”他一开始不解,后来才觉得,余敦康的哲学思考总比别人靠前,因为走得太快,所以遇到的劫难也就更多。

1978年,余敦康被调回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年轻时就把学术当做一生志业的他,直到年近五十,才有机会从事专业思想研究。

“这时我已失去宝贵的二十年时间。”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无比珍惜这可以专心做研究的机会,抓紧时间埋头耕耘。”

生活上的艰苦,他并不在意。住在东单大杂院的时候,家里没有卫生间,他每次外出上厕所,都要换上雨靴;房间既小且陋,他“借题发挥”,教女儿背诵刘禹锡的《陋室铭》,指着屋外台阶上生长的青苔说:“这就叫‘苔痕上阶绿’!”

女儿余楠记得,后来一家人搬到海淀西北旺,换上更大的房子,偌大的客厅四壁仍是书柜,放着古籍、哲学著作等书。1987年,余敦康曾被调到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但因为觉得北京学术氛围更好,为了更快地积累沉淀,一年多以后,他又回到了社科院。

圆融通达的老人

在女儿余楠眼里,父亲原本个性鲜明,后来历经磨难,才渐渐变得圆融和谐起来。

和余敦康共事过的学者冯今源说,一次他讨论学术问题时,曾表示“学术无禁区”,遭到他人批评。余敦康知道以后找到他,对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在学术研讨会上,就应该勇于直言。”

1979年,余敦康与妻子成婚,1980年他50岁的时候,女儿余楠才出生。“我父亲特别宠我,他留给我最好的遗产,就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人格。”余楠说,自小时候起,父亲就让她自己做决定、拿主意,“但要求我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余楠并未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学者。她后来学习市场营销,现在从事影视行业工作。“父亲从不强迫我选择什么职业,却告诉我选择职业的标准是什么:其一,要乐于其事。其二,要与同道中人共事,其三,要行事关大众之事。”

她年幼时,余敦康正研究易学,家里的蓍草也成了她的玩具。余敦康教她背诵《乾卦》,并告诉她如何理解记忆。“初九,潜龙勿用——父亲告诉我少年时,要埋头学习,踏实成长;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看过世界,要内心坚定继续努力,这也是父亲在最艰难的时候,坚守内心的动力。”

生活中圆融通达的余敦康,做学问时却很认真。

多位学生回忆,余敦康不止一次对他们表示,学者治学贵在独立思考。学生栾芳之跟着余敦康学周易,每次去他家请教,余敦康不让用笔或电脑记录,而让她凭脑子记忆。“他说希望我自己去思考消化,等下次来的时候,还得复述给他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景林说,余敦康曾讲过,学术是天下公器。“在余先生看来,做学问要有担当精神。从事哲学研究,不能只当哲学史家,还要成为一名哲学家。”李景林说,“他认为,学者不能只做技术性的学问,还要‘立言’,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建立自我,这也是他的自我期许。”

“乐天派”的魏晋风流

余敦康好喝酒,是出了名的。学生回忆,老师曾说过“不饮酒不谈魏晋”。

他对魏晋人物及魏晋玄学感兴趣,始于1957年。在27岁到50岁这段困顿的时光里,他劳动读书,反思体悟,对魏晋玄学产生兴趣。

“有意无意间魏晋玄学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从中寻求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余楠回忆,小时候父亲的朋友、学生来家里,必定要喝酒。那时,母亲会烧上几个菜,父亲便与客人围在桌上,吃饭喝酒,谈玄论易。有时客人来家里,也会带着酒,“不管什么酒,但只要有酒他就开心。当时我们家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酒瓶子。”

学生们眼中,饮酒时谈玄论道的余敦康颇具魏晋风流。李景林说,余敦康讲过自己崇尚“自然的人生”,他仰慕苏东坡,是“死不悔改的乐天派”,提得起、放得下、看得开。

余敦康喝酒与众不同——别人往往喝到醉醺醺之时,才敢放声高论。余敦康喝酒之前嬉笑怒骂,亦庄亦谐,喝到醉时却严肃起来,谈论时事和学术,“板着个脸训晚生后辈”。

李景林说,余敦康是“名士为表,儒士为里”。余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说“知我者,景林也。”

但他也有饮酒无法消除的忧思。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健认为,余敦康是“带着哲人的困惑和焦虑离开的”。

余敦康去世前一段时间,她曾把余先生的书读过一遍。“我的感受是,余先生的著作中,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现状和未来的困惑及焦虑。这源自于他的大问题和大关怀。”

2015年初,余敦康曾突发脑梗,病后他把自己写过的书重读一遍,“觉得基本没问题,没有遗憾了”。2016年搬家时,他叫来栾芳之,把家中10个书柜的书全部运走。“老师说这些书他用不上了,想放在公共空间,让更多人读到。”

生命最后两年,余敦康因病渐渐失去表达能力。余楠看到父亲常常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面朝客厅窗户,望向远方,夕阳余晖穿过玻璃窗,均匀涂抹在他的身上。“父亲走了,但他的独立人格和家国情怀让我终生难忘。”

新京报记者 潘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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