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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香:怀念良师苏秉琦先生


新中国建立后,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到处出现基建工程,而基建工程的发展,促进了考古事业的兴起。在旧中国,只有少数考古学家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相当数量的考古人员到田野配合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对考古学界提出了培养干部的要求,经过老一辈考古学家的酝酿和讨论,195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设考古专业,由此考古学这门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新兴学科,登上了大学的殿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专业改为考古系,如此更有利于学科的独立发展。与考古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博物馆事业也在全国各地日渐兴旺,根据需要,北大考古系又扩建为考古文博学院,分设考古系与博物馆学系。任何事业总是逐步发展的,由初创到逐步发展壮大,进而臻于完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达到今天的繁荣、辉煌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几代人的努力。俗语说,万事开头难,也说创业维艰,考古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现在北大考古系已有了庞大的教师队伍,诸多著名考古学家,各门课程的体系与内涵日趋完善,且与时俱进,增添了新的科技部门及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这是经过长期不懈奋斗的结果,令人钦佩。

回首当年初建考古专业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教师只有阎文儒和宿白二位先生,他们是从北大文科研究所过来的,经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商,聘请苏秉琦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由此苏先生成为考古教研室的第一位主任。苏先生认真负责,他与宿白先生主持教研室的各项工作,如课程设置,设中国考古学课程,以及各不同历史阶段与主要课程相关的辅助课程进行配合,使同学们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例如,为攻读商周考古的同学开设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文献学等,同样,学习秦汉、隋唐时期考古的同学,也有相关的选修课程,如石窟寺、绘画、陶瓷等,使同学们能够得到多方面的相关知识。配合教学还经常组织同学去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通过参观,同学们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物有了感性认识,巩固并加深了对所学课程的理解和认识。

安排历届田野实习是教研室的一项重要任务。上世纪50年代初,主要在考古研究所各工地实习,如洛阳中州路发掘工地、西安半坡遗址发掘工地等,都曾有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参加实习。随着师资力量的加强,北大考古教研室也单独承担一个遗址的发掘,并负责完成发掘报吿,如洛阳涧西王湾遗址,就是由北大考古专业师生进行发掘的。学生实习发掘工作告一段落,要进行室内整理,利用发掘资料编写实习报吿。如此可以对田野发掘、整理、写出报告的全过程有个基本的了解,为日后从事考古工作奠定基础。关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由于我曾参加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考古训练班,听过中国考古学课程,所以我免修中国考古学,因此在北大本科读书时并未听苏先生授课。我有幸聆听先生的教诲,是1954年毕业后被分配留校任助教。那年秋季,1951级北大考古专业的同学在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大约在11月间,要由田野发掘转人室内整理,编写实习报告,当时是配合基建工程,发掘工作很紧张,队里抽不出人来辅导同学实习,希望北大考古教研室派一同志辅导同学实习,教研室决定派我去,我欣然接受。因为我参加考古训练班学习时,曾在洛阳实习,参加发掘洛阳烧沟战国墓,毕业实习时是在郭宝钧先生指导下调查、试掘,寻找西周“王城”,对洛阳涧东一带比较熟悉。而这次同学实习整理的是当时在洛阳中州路工地发掘出的一部分东周墓葬,有少数是春秋时期的,大多数是战国墓,一般为中小型墓葬,适合同学实习。整理工作是在苏秉琦先生指导下进行的,苏先生对整理资料有系统的工作程序,首先依据文化层和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选出保存比较好,又有早晚关系的墓葬,如春秋时期的选出几座,并尽量选出土器物组合不同的,如单一件鬲的,战国墓绝大多数是鼎、豆、壶,另有小部分出鼎、盒、壶。挑选出比较典型的墓葬之后,要求同学自己观察,分析早、晚时期在组合和器形上的变化。苏先生循循善诱,同学们虽然领会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同学都能观察出共同点和不同特点。如同学们注意到一件春秋时期的陶鼎深腹、直耳、无盖,豆体较瘦高,个别墓出土陶鬲;战国时期的鼎腹较浅、耳略外侈、有盖,豆体较矮、腹较肥硕,壶制作多较精致,罕见鬲,战国墓出现鼎、盒、壶的组合尤为同学所关注。通过对墓葬出土陶器组合和器物形制的变化,同学们学到了整理资料的基本方法。大家都说,这个阶段学到不少知识,初步掌握了整理资料的基本方法。

参加这次同学实习,对我自己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感到首先观察器物整体组合,然后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器形的变化,这种整理方法较沿用按照金石学的路子分类研究要好。如分类别排队,即是采用类型学对器物进行排比,从纵向演变区分早晚,而所选排比的器物要求用造型比较好的,这样往往将典型单位的器物拆散,选用甲墓的鼎,乙墓的豆,虽然两墓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但也可能略有早晚,这样做的结果读者只能相信作者的结论,不利于自己进行判断。当然,大量器物分型分式报导也是必要的,但尽量多发表一部分典型单位的成组标本,以便读者看到更多的原始材料。苏先生整理考古资料的方法超越了金石学分类砑究的方法,在运用类型学方面有所创新,我通过这次实践受益匪浅。

另一次直接得到苏秉琦先生的教诲是1959年,我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分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当年秋季到考古所洛阳发掘队。那年北大考古专业1955级同学到洛阳实习,由邹衡先生带队,夏超雄同志参加,我与夏超雄协助邹先生做同学实习的辅导工作。实习地点在洛阳涧西王湾遗址,遗址内涵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堆积。苏先生对同学实习很重视,亲自到工地指导工作,并较长时期住在工地附近的窑洞里。苏先生来工地时已开工一段时间,已发掘到一座仰韶文化时期的灰坑,出土大量的彩陶片,对出部分陶器邹先生高兴地说:“真是一个宝坑。”苏先生看过之后说,要认真对陶片,将陶片摸熟,小片对成大片也好,教同学们掌握基本的整理方法,要把一个坑的陶片摸熟,能复原的复原,残片如纹饰有特点也要作为标本保存。苏先生提出的要求很具体,便于操作,同学们也很认真,在邹先生具体指导下,对各单位的陶片首先分类统计,然后对陶片。同学们初次参加整理,每对起一件陶器都很高兴。邹衡先生对同学实习抓得很紧,经常了解各组同学的学习情况,同学们积极性也很高,工作认真,最后通过室内整理,复原了大量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实习结束后,将复原的器物在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内上架存放,摆满了一间屋子。这次实习取得丰硕成果,在当时是豫西地区仰韶、龙山文化的一次重要发现,不少学者前往参观。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发掘工作,再一次聆听了苏先生关于资料整理的论述,有了新的体验。整理遗址与墓葬不同,墓内器物对合比较简单,遗址不仅发掘时现象比较复杂,整理也较困难,因为灰坑、窖穴内的文化遗物是逐步填入,大多是残破的陶片,而且有的灰坑往往出土十几筐陶片,要分别对合出各种类别的器物必须下工夫,如先生所言将陶片摸熟对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认识这项工作对研究考古文化的重要意义,是研究一种文化面貌的基础工作。

我有幸两次在苏先生指导下,参加同学实习、整理资料,受益匪浅,对日后从事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1962年5月,我到考古所安阳队工作,将安阳殷墟文化分期断代作为研究工作的切人点。那年秋季,北大考古专业1956级同学到安阳实习,地点选在大司空村。这年同学人数较多,教师阵容也较强,带领实习的老师是高明、严文明和李伯谦三位先生。考古所安阳队由我和杨锡璋、戴复汉3人协助做同学实习的辅导工作。这次发掘对于实习来说还不错,发掘到50多座殷代灰坑和50多座殷代小型墓葬。发掘工作告一段落,按照教学计划进人室内整理、编写实习报告,我和杨锡璋同志与北大老师共同参与指导同学整理发掘资料。遗址、墓葬分别按单位整理,经整理确定所发掘到的遗址和墓葬,大致是属于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未发掘到已被确定的大司空村一期的灰坑,仅有一座较早的灰坑,但所出陶片晚于第一期,便将其划为第二期,较晚的灰坑出土陶片比较多,复原了不少陶器,墓葬所出陶器基本上都能复原。依据文化层和陶器形制,遗址和墓葬都可分为两个阶段,列为第三期和第四期。通过这一季度的发掘,经共同整理,基本确定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的框架。能够取得这一成果,就我个人而言,得力于1954年在洛阳参加整理东周墓葬,得到苏先生的教诲,得以基本掌握整理资料的方法。

这次实习效果比较好,所发掘到的居住遗址和墓葬都能区分早晚,这是有利的客观条件,再者北大的三位教师和我都曾受到苏先生的教导,认识比较接近。在整理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是选出各不同阶段的分期标准器鬲、簋、豆等,观察器物组合的变化,如陶豆在第三期很常见,而第四期却少见,是明显的变化;第三期鬲有实足跟,第四期较大的鬲多是裆近平的,无足跟;第三期簋多是侈口饰弦纹的,到第四期此式簋已消失,为饰三角绳纹的陶簋所取代。如此分别寻找出第三期和第四期的不同特点,这种具体操作过程,是经苏先生的指导学到的。

关于所分四个发展阶段的年代,依据当时已有的资料,第一期约相当武丁时代;第二期与第一期比较接近,但无可供断定王年的资料;第三期依据过去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的一座灰坑出有陶器与刻字卜骨,得知其年代约相当康丁至武乙时期;第四期的年代据后冈圆形祭祀坑所出“戍嗣子鼎”铭文的文字结构观察,约当帝乙、帝辛时期。一个跨越时间比较长的课题,不可能通过一次发掘得到解决,但这是在安阳殷墟按照苏先生的思路所进行的一次实践,为研究殷墟文化的分期断代奠定了基础。

苏秉琦先生思维能力强,且勤于思考,并善于解决实际问题。如1955年以来,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成为考古教研室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划分阶段容易取得共识,但各阶段如何编写都值得探讨。记得讨论西周与东周时,提出纵向与横向的问题,苏先生讲,郭沫若写《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西周按年代分,东周按国别分是有道理的,可考古学不像一件件器物,不能一国一国地写,但可以将国别与区域结合,如三晋是一片,但资料很少,过去临淄与燕下都做过工作,资料也很零散,目前只有东周近年所做系统发掘比较多,积累资料丰富,春秋、战国时代的墓葬为数相当多。目前可以东周为重点,将中原地区墓葬所出陶器的发展序列弄清,以便今后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考古工作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但有了中原地区的分期与年代作为标准,有利于对其他地区进行研究,不断补充其他地区的资料,阐明其基本特点和大致年代。当时尚无可供参考的考古教科书,能够提出各时期一个比较清楚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实属不易。

教师队伍的不断成长,全国各地田野考古发掘的进展,各不同时期新资料的发现,为编写教材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苏秉琦先生和宿白先生的领导和组织下,根据各位教师的研究方向,对各时期的编写工作进行分工,然后分头编写。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系统工程,教材的内容接触面广,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这样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对于建立专业不久的教师队伍,承担这项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但教研室的各位同志都热情积极地投人编写工作,经过数年的不懈奋斗,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新编教材先后完成。这是新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教材。通过编写教材,培养了人才,提高了教学质量,虽然出于慎重和质量保证未正式出版,但其影响仍是相当大的。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建立以来的一项重要成果,领导编写教材的前辈苏先生和宿白先生付出了心血和辛勤劳动,是我们晚辈应该铭记的。1952年建立考古专业之后的10多年,是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也取得了可喜成果。

“文革”期间考古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教学工作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考古工作也欣欣向荣,重新投入工作的考古工作者积极性很高,考古战线上不断传出捷报。沉寂多年的良渚文化,突然在草鞋山遗址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给从事发掘工作的人们以重要启迪,进一步认识了良渚文化的分布规律及其重要意义,为日后江浙地区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序幕。其后是红山文化的惊人发现,规模宏伟的积石冢、女神头像等,无不发人深思,苏秉琦先生给以高度重视,誉之为“文明的曙光”。各个历史时期先后发现重要建筑基址或墓葬,为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了新资料,拓宽了视野,教学工作与时俱进,北大考古专业的教师分别为自己所负责编写的教材进行修改,不仅补充了新资料,在学术研究上也有了明显提高,已是一部优秀的考古著作。但人们总是在追求完美,不满足已有的成果。

苏秉琦先生对培养考古事业接班人也极为重视,20世纪50年代,北大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招收研究生之后,考古教研室立即行动,在上世纪60年代已培养出数位研究生,分配到各地区任教,或从事科研工作,促进了考古事业的发展。“文革”期间停止招收研究生10余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视野更为||开阔,放眼世界,培养研究生、博士生成为各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苏先生虽不再亲自指导研究生,但对这项任务十分关心,重视研究0 生的论文选题,给予指导老师和研究生以有益的启示,以利于论文的顺利完成。多位研究生的论文答辩都请苏先生参加,苏先生很认真,在仔细阅读论文之后,答辩时,在肯定研究成果的同时,往往指出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使同学们得到教益。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承担考古

教研室的重任达30年之久,领导完成了编写教材的任务,培养出一支具有专长、有较高研究水平的教师队伍,既出了成果,也出了人才,为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各地区出土文物日渐增多,博物馆事业随之兴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省、市扩建或新建了博物馆,不仅展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物,还展示了一些重要遗迹和墓葬,使考古文物事业为广大群众服务,博物馆成为宣传历史文化教育的平台,也为学者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博物馆事业的大发展,需要培养从事博物馆工作的专家学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成立,设立博物馆学系,适应了时代的呼唤。

北大文博学院建立后,考古系提出编著多卷本中国考古学的任务,通过多位教师的辛勤劳动,必将写出高质量的考古学专著,既为教学所需,也为考古工作者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促进考古事业的发展。我们企盼着这部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和精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早日面世。

原文载于《文物春秋》 2012年第3期76-80,共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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