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9中华思想文化国际传播研讨会演讲记录
刚才王处长介绍了这次的术语工程是第四届，有三届是和其他大学合作的，有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我觉得这次会议放在传媒大学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工程，就是术语传播。如果说在以前的工作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术语的梳理和翻译上。那么下一步的重点就是传播了。虽然按照我的观点，整理，梳理，翻译，传播，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进程。而且就这方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当时也是为了参加外文局举办的一个传播会议，文章叫《对外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创新》。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传播，文化本身的发展、创新也是传播的一部分，是同一个过程。因为文化创新和生成的路径已经全球化了，文化的创新只能在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才能实现。新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是世界处在一个大变革的转折点上，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谁能掌握文化的引导力量和话语权，谁就能掌握掌控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能力和塑造这个世界的能力。
近代以来中国虽然是文明古国，但我们是被别人塑造的。不仅我们本身受别人的影响，同时关于中国的形象，实际上我们也是被别人塑造。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没有自我解释权和自我表达权。
那么我们必须得认真地表达我们，独立地解释我们。但是，全世界的各种文化应该是一个相互塑造的过程，而不能变成一个单一的，单向地被塑造的过程。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必须至少要获得相互塑造的能力，而不是单方面地被解释。因此，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研究，但是这个研究，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就在推进对外文化传播的创新过程，我们必须基于我们本身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发展的现实。我们不能是错位的，不能从一开始解释的就是一种另外的东西。因此呢，要在这个基础上，基于我们的历史传统和我们社会现实，提炼出适合描述中国，反映中国力量，体现中国价值，表达中国精神的内容。这个术语工程实际上就是基于此而开始的。实际上以前就有一位学者给总理写信，提出来我们应该自己要提供一个稍微标准的解释。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应该成为理解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和形式，这样才不会被人家任意塑造。
第二个方面，我们得让人能理解，我们不能自说自话。因为我们过去，经常把这个概念提升到神圣的高度，实际上最容易被打动人心的，打动别人心扉的，或者说最容易理解的恰恰是日常生活。因为无论是中外，都要吃喝拉撒睡，要养儿育女、都要恋爱、都要育子，恰恰是这些才易于理解。我们有的时候故意超出这个范围，反而脱离了生活，不接地气。
第三个，在推进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跟上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脚步，要不断提出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话语议题。我曾经专门给有关部门写过一个建议就是：要学会主动设置议题。因为主动设置议题本身就站在高地上，那别人回答这议题，实际上它就处在一个弱势。我们过去为什么一直处在弱势位置上，就是因为议题权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们跟着别人谈，在逻辑上就是处在一个服从位置。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提升外语，讲述中国话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把这个工程交给北外，确实有它的道理。尽管梳理这一部分是全国参与的，但是翻译这一块也是临门一脚，就像踢球似的，射门一样还是最关键的。因为历史的现实是，中国本来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世界范围内推行的语言却不是我们的汉语。而是一个岛国的语言，这个岛国的语言直到17世纪才从一种野蛮人的语言变成全世界推行的语言。它是因莎士比亚才变成一种文明语言的，而这种语言反而塑造了这个世界，这是英美联合霸权造成的。而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却从来不是一个世界强国，因为当我们强大的时候，世界还不是世界呢，世界还是分散存在的，当世界变成个世界，中国反而衰落了。在语言层面，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也就是说，好多事还得学会用外语来讲。虽然我们正在逐渐推行我们的汉语，以后学汉语多少会改变这个局面。但是，目前这个现实就这样。我们不能自说自话，应该使用外语来说。曾经有一个观点：用外语来讲中国话语仍然是中国话语，如果用外语讲的不是中国话语，比如说反中国特色主义。它仍然不是中国话语，尽管说的是中国话，所以说，讲中国文化不仅要讲中国话语，还要讲能打动世界的中国话语。这就要用这个英语，法语，日语，德语以及各种各种的语言来讲述中国话语。
总之我认为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的运行、展开和生产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而且我们边翻译边梳理边凝练这种标准的释义，边翻译边出版，而且现在已经20多个语种了。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最近我要去上海，结果上海请我去讲座。华东师大院长和我说有位意大利的教授，在这个讲座当中多次提到你这个术语这本书，然后而且对这个艺术确实特别有用。这位教授知道我要去，他还专门等了我一天，见了一面，他跟我说：过去啊，西方人对中国的这些词语理解都是各自理解，实际上是比较混乱的，都是想象中的，当然这个误读也是不可避免的，咱们也有时也误读西方，但是呢，不能误读的太离谱了。他说有这个术语后，他认为甚至对他认识中国有了一个很好的转折。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术语工程确实起到作用。
那么从14年开始，我当时在北外工作，担任了这个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以来，可以说得到了教育部语信司我们田司长、王处长的大力指导。从北外的层面，尽管我现在已经不当领导，但我们贾校长继续支持这个项目，包括今天参会的陈明明大使、袁济喜教授、聂长顺教授等等一致参与。我们从筛选术语词条，撰写事宜，建立网站组织活动等等做起来，从无到有，可以说渐入佳境。而且后来也出现一个衍生项目，也有一些这个儿童版本的，用其他书法形式出现等等。陆续有更多的学者参与了这个工作，而且中央还安排我们签了保密协议，这个要第一时间看这个70年成就，这个为什么签保密协议啊？总书记一看了就不保密了，所以说总书记一看完我就马上发给他们秘书处。也就是说伟大历程，辉煌成就，70年大型成就展。就一个摊位，就这套术语，是放在70周年成就展，而且是外研社唯一一套。这个太重要了，列入了70年这个成就啊，我就说看到这个，列入其中啊，我特意在旁边留下我自己的倩影啊。当然，我觉得首先是严冬同志和中央领导的英明决策，设立这个工程。而且，这也是与教育部的支持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亲自参与这个工作的，无论是学者还是秘书处的同志们，确实是，这个工作非常专业啊。可以说，尽管我们还有两册书没完成，但实际上第8辑已经编辑差不多了，明年的也就基本完成了。我是说从效果上，已经完成了当初严冬同志的期望。达到了这个效果。你看我到各国以后他们都说我们这个法语的啊，这个西班牙语的呀，他们都认为对他们而言确实是不错的一套书，尤其是对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文化的有很好的作用。
术语工程的成功，其实我觉得就是验证了我的一个观点，也就是文化的传播、文化的运作生成生产和他的发挥作用，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这个而且这个反过来看，正因为梳理和传播这个术语以后，实际上又产生了进一步的心理上研究的动力。那么但是毕竟它是分层的是吧，在传播方面的经验呢，这个秘书处的章思英同志会有精彩的总结，我这里只是强调我们社会工作要理解，实际上我们研究也好，我们做一个精神生产者，思想生产者，它和传播，它只有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在这种相互传播过程的，实际上才能做很好的这个生产工作。 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和责任啊，当然传播既是对外，同时也是对内。一方面我们通过术语研究建立中华文化自信，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好像除了中国就没有文明的地方，因此，我就说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做一个另外一个大的工程，那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当中的外来语的梳理和整理。这个让我们意识到，文化在相互传播当中才能发展，我们要自信而不要自负。恰恰是自信的文化才愿意接受好的东西，在消化好的东西，然后转化成精神产品。最后，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感谢段校长，张院长以及北外共同努力。我们这个研讨会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我希望学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参与到研究和讨论中来，面越来越广泛，不仅仅是人数，也包括这个产品的面越来越广泛。在术语的整理，诠释、译偕、传播等方面的研讨，会让这个工作变得更加成熟，我觉得说不定，等我们这个工程完成了以后，也出现一个新的学科。就是术语学。因此呢，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啊，它是基础性的，但对文化传播来说它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