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再无曾国藩
——《曾胡治兵语录导读》自序
刘 强
一、“苦人”曾国藩
夜读曾国藩，常常惶愧无地，汗不敢出。很多人读他，读出人生传奇，读出丰功伟绩，读出仕途经济，读出智术权谋，读出神秘命理，我读他，却读出了一个大写的“苦”字！不是一般小儿女的顾影自怜之苦，而是一个顶天立地“大丈夫”的千般痛、万般苦！
“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曾国藩如是说。三百多年前，十余岁的王阳明也立志要做“天下第一等人”，却未曾说出如此话来。盖阳明乃天纵英才，犹如光风霁月，倜傥洒落，其一生虽迭遭廷杖之辱、徙边之厄、平叛之难、剿匪之役，而终究化险为夷，身名俱泰。尤其是，阳明在贵州龙场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大道，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其学问全自灵明顿悟中得来，一通百通，周流无碍；其一生功业，辉煌彪炳，“三不朽”之誉，殆无争议。就连对王学至明末堕入狂禅一路颇有微词的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可曾国藩自己呢？说来说去，总不离一个“苦”字！
曾国藩自小便饱受父亲庭训督学之苦。其所撰《台洲墓表》自述云：“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召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作为长子，八岁的曾国藩已经承担了振兴家族的使命，所以从小庭训甚严，也养成了不怕苦、能耐烦的坚忍性格。
因为能吃苦，反而一路顺。曾国藩22岁考取秀才（1832），24岁中举人（1834），28岁中进士（1838），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从此平步青云，打造了“十年内连升十级”的宦海传奇。别人做了高官，可能会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曾国藩却如同坐在砧板上，总是战战兢兢，直如刍豢待宰，饩羊待烹。读他做官以后的日记和家书，你不仅读不出春风得意，反而读出了居安思危、戒慎恐惧！
可以说，做官以后的曾国藩几乎一直在“自讨苦吃”！且看其道光二十年（1840）十月的一则日记：
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而不至佚而生淫。
这里的“日日自苦，而不至佚而生淫”，真是曾国藩一生写照！
因为要吃“第一等苦”，曾国藩终其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和自己“斗”。比如，年轻时他到友人家做客，未能做到“非礼勿视”，回来便在日记中写道：“是日，目屡邪视，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有时在内室中与妻子温存私语，过后又立即警醒，在日记中写道：“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曾国藩17岁染上烟瘾，屡戒不能，及至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时，仍为“瘾君子”。忽一日，痛定思痛，自恨无极：“课续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从此曾国藩再未吸过一口烟！这就是坊间流传甚广的“曾国藩三戒”——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用曾国藩的话说，“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与谁“血战一番”呢？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道光二十二年（1842），也就是曾国藩痛下决心终于戒烟的这一年，是其一生修行的转捩点。这一年，曾国藩32岁，他在日记中为自己“量身定做”了著名的“日课十二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这哪里是“日课”？分明是“戒律”！
中国历史上，像曾国藩这样笃信儒家圣贤之道到了宗教境界，犹如道教徒“首过”、佛教徒“持戒”、基督徒“忏悔”那样，每时每刻都能与“信仰”对话，与欲望“血战”，绝不给自己的私心贪欲留任何“后路”，绝不让自己的信念灵魂有片刻“松懈”的人，不说绝无仅有，亦可谓“多乎哉？不多也”。就此而言，曾国藩不唯是一理学家，他还是一彻头彻尾的儒教徒——不是教徒，绝无可能臻于此境也！
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短短一段话，全是对自己的不满、怨尤、悔恨！似乎上天生下一个曾国藩，就是要他和另一个曾国藩“斗”的。这一斗就是几十年，斗得毫不留情，斗得寸土不让，斗得惊世骇俗！直到临终前夕，还在斗。同治十年（1871）四月日记云：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则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在室中反复自讼，不能治事。
眼疾本是生理疾患，曾国藩却“反复自讼”，以为是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似此“诛心之论”，遍布其日记书札，动心骇听，时如惊雷。其去世前几天日记云：
自上年定以每日读《资治通鉴》，随笔录其大事，以备遗忘。是日以至二百二十卷，因病辍笔。犹取《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等书，披览大意，自谓身心一日不能闲也。
好一个“身心一日不能闲”！这不是“日日自苦”是什么？曾国藩曾说：“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这大概是他“日日自苦”的理论基础吧。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跟自己“死磕”的一生。他似乎很早就已明白，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很多人把战胜太平天国当作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业，殊不知，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别的，而是最终战胜了他自己！
古往今来，有多少所谓的英雄豪杰曾经烜赫一时，风光无限，却最终却败在了自己手里！
因为常与自己为敌，所以才能分身为两，时常自省、自反、自讼；一旦自省、自反、自讼，则总对自己不满意，也就永远处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新之路上。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辛酉十二月）
因为每天都能有一“新我”，故对“旧我”常常毫不留情。所以，曾国藩的“日日自苦”，其实也有“日日自新”的意思在。
品读曾国藩，就如同品一杯苦茶，喝一盅苦酒，饮一碗苦药，开始仅得一种苦味，过后乃有一番无穷回甘！
二、“庸人的楷模”
有人说，曾国藩是“庸人的楷模”，因为他家世一般，资质平庸，绝非天才，所以他的成功故事，对于出身卑微而不能“拼爹”，或天资有限、唯有勤能补拙的“庸人”而言，不啻一剂“十全大补”般的苦口良药。
可是，话又说回来，既成“楷模”者，何尝真平庸？孔门有两位弟子，都是看似鲁钝而实则卓绝的人物。一个是颜回，一个是曾参。颜回是“如愚”，曾参是“也鲁”，然而正是这两位又“愚”又“鲁”的弟子，偏偏都是圣贤的胚子，最终成了孔门道统的接续者！颜回是大智若愚，默识心通，绝顶聪明——曾国藩可能够不着；曾子则是孔门的“苦行僧”，不仅奉行忠恕之道，每日“三省吾身”，而且终身“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死才感叹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堪称克己复礼、戒惧惕厉、守死善道的典范。而作为曾氏后裔，曾国藩与他的这位远祖倒是一脉相承。
庸人之所以是庸人，正因其处平庸之境而无动于衷，甚至甘之如饴。像曾国藩这样常常因为平庸怠惰而苦不堪言、而羞愧不已、而愈挫愈奋的人，又怎么可能是“庸人”呢？
曾国藩能摆脱平庸，一靠能吃苦，二靠能耐烦。所谓耐烦，其实也就是“坚忍”。他尝说：
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
曾国藩一生虽屡历险境，但终能在逆境中奋发，成就大器，就是因为这种“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不拔。换言之，资质驽钝绝不等于平庸，资质驽钝而又自暴自弃才是彻头彻尾的“庸人”！
前日记所云“思诚则神钦”者，不若云“耐苦则神钦”，盖必廉于取而俭于用，劳于身而困于心，而后为鬼神所钦伏，皆耐苦之事也。（庚午十月）
“思诚”是“知”，“耐苦”是“行”；将“耐苦”取代“思诚”，足见曾国藩绝非空谈心性的狂禅派，而是“事上磨练”的实干家。
坊间流行一句励志格言：“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以前亦服膺此语，及读曾国藩，则发现大谬不然。曾国藩就是一个“立长志”之后，又“常立志”的人。且看其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立志”前后的几则日记：
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壬寅十月）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使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壬寅十一月）
所以须日课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
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何以为子！（癸卯正月）
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于此。每观此册，不知所谓，可以为人乎！
今年忽忽已过两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颓，以至不如禽兽。昨夜痛自猛醒，以为自今日始，当崭然更新，不终小人之归，不谓今日云阶招与对弈，仍不克力却。日日如此，奈何？（癸卯三月）
曾国藩的这些自剖自讼表明：人固须“立长志”以自励，更须“常立志”以自警；唯有“常立志”，方能“立长志”。只有常常处在“立志”之中，方能惩忿窒欲，戒骄戒躁，克勤克俭，勇猛精进，最终使“常志”成为“长志”！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艰难过程。
其实，给自己定了“日课”的曾国藩，虽每每自责未能改过迁善，事实上却是行之有效、持之有恒。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二十一日与诸弟书云：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一日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这后一句“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不就是通常所说的“今日事今日毕”吗？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可是，真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礼记·学记》有言：“学然后知不足。”曾国藩一生奉行为己、克己之学，故常自感不足，至其晚年，虽功成名就，众望所归，依然自视阙然，感叹自己“一无所成”：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老迈如此，每日办官事尚不能毕，安能更著述邪？（己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前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己巳八月。
打开曾国藩的日记、书札、杂著等文献，诸如“百无一成”、“一事无成”之类的话俯拾皆是，触目惊心！而且，你能分明感受到，他不是故作谦虚，而是真的“看不起”自己！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意思是，人和禽兽的差别就那么一丁点儿！人欲一旦膨胀，以至泯灭了天理良知，立马就有可能变为禽兽！
曾国藩说得更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经他这么一说，“禽兽”的可能性无限增大，除了希圣希贤，人类简直毫无退路！把两句话连起来看，似乎在曾国藩心目中，只要私欲复萌，贪名好利，甚至一旦“只问收获，不问耕耘”，好逸恶劳，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那也就和“禽兽”差不多了！要说曾国藩“看不起自己”，大概正是那个以“圣贤”为高标的自己，常常看不起那个偶尔也不免“禽兽”的自己吧！
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大概是很容易被追求个性、释放欲望的现代人所嗤笑的：“自苦自虐如此，何苦来哉？”殊不知，千千万万个“庸人”正是这样“炼成”的，而曾国藩却只有一个！
而且，曾国藩也并不全是“苦”，他也不乏苦尽甘来之“乐”。试看他的几副自题名联：
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自苦中来。
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
这里的“淡极乐生”“亦畅天怀”“乐以终身”，隐然便是晋人乐广所谓“名教乐地”，宋儒周敦颐所谓“孔颜乐处”。曾国藩的学问皆从儒家修身工夫中来，故时时克己，刻刻慎独，而最终境界，反为一般庸众所不及。佛、道二家修行，常常远离尘嚣，独行其道，唯儒家士大夫修行，常常就在伦常日用、行止坐卧、待人接物甚至金戈铁马之间。这也即是王阳明所谓“事上磨练”。此读曾国藩不可不知也。
三、治兵先治心
读曾国藩，可能始终无法卒章终卷——至少于我而言是如此。别的不说，他的那些公文奏章、批牍评点、墓表诔文等，便非我所深喜。我最爱读的，是他的家书、诗文、日记以及名联，觉得最为切己有益。然，不喜欢的还是要读，哪怕是浏览，哪怕是跳读，也能窥斑知豹，沿波讨源。不读那些自己不感兴趣却又字字用心、句句诚慤的文字，就无法真正走进曾国藩。
比如，蔡锷后来所辑录的这部《曾胡治兵语录》，不少内容便出自那些奏章公文，有的写于军中帐下，有的写于病困无眠，真能设身处地、悬想逆测一番，方不辜负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教诲。
或问：曾国藩以一儒者之资，何以竟能治兵驭将，克敌制胜？窃以为，原因有三：
一曰承先人之教。其所撰《台洲墓表》自叙其父亲曾麟书“僻在穷乡，志存军国”，曾于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围长沙时，“率乡人修治团练，戒子弟，讲阵法，习技击”。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办团练，援剿湖北之后，父亲“初令季子国葆募勇讨贼，既又令三子国华、四子国荃，募勇北征鄂，东征豫章”。咸丰七年（1857），曾麟书去世；第二年，曾国华殉难于三河；又四年，曾国葆病逝于金陵。故曾国藩说，自己和兄弟所以能克复失地，“虽事有天幸，然亦赖先人之教，尽驱诸子执戈赴敌之所致也”。曾国藩继承乃父之志，及至自己用兵，亦驱遣兄弟上阵。其有自箴名联曰：“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可以说，湖南湘乡曾氏，到了曾国藩这一代，才真正完成了由“乡儒”到“国士”的家族蜕变。
二曰能克己治心。前已言及，曾国藩虽自认“愚陋”，却反对“平庸”，更反对怠惰与傲慢。他的治兵格言中有一句最为警醒：“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所以能以文御武，屡建奇功，关键在于其能将修身克己之工夫，用于治兵打仗之中。其“治心”工夫已见上文，再看他的“治兵语录”：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不可治哉？（咸丰六年六月初四日记，亦见本书《仁爱》章）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悦之象。有欢悦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败而已矣。（见本书《兵机》章）
一句话：欲治兵，先治心。蒋介石正是看到这一点，才特意在蔡锷辑录的十二章“治兵语录”之外，又增补《治心》一章。其中便有曾国藩力克“忮心”“求心”的自陈：
余生平略述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
将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曾国藩所欲克去的“忮心”“求心”，正是阳明所谓“心中贼”。此贼人人皆有，但未必人人能破，人人欲破。这也是曾国藩不同凡俗的地方。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二，曾国藩在河南周口致其弟曾国荃的家书中说：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箴砭，必有大进。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从困顿中得来，曾国藩的“大悟”则从“大悔”中得来。这也是其一生“治心”所得，故能由内而外，成己成物。
三曰能知人善任。长期的学问积累和人生经验练就了曾国藩的一双“慧眼”和“法眼”。本书的第二位主人公胡林翼曾说：“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近人薛福成也说：“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连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也称其“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民国相学家陈公笃则说：“国藩素拘谨，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独知人善用，是其特长。”这些众口一词的评价，信出真心，绝非溢美。
胡林翼
和历史上其他豪杰人物貌宽心忍、嫉贤妒能不同，曾国藩是真能礼贤下士，虚己待人，其奖掖后进，荐举人才，真正做到了不遗余力，大公无私。他曾说：“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条：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并且说到做到。其幕府中有刘蓉与郭嵩焘等高级智囊，帐下有罗泽南、王錱、李续宾、塔齐布、杨载福、鲍超、刘铭传、彭玉麟等众多名将，而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亦曾为其所用，此诸人，皆为一时之选。论军事指挥能力，曾国藩并非天才，起先也吃过不少败仗，如无知人善任的本事，又焉能反败为胜，建立不世功勋？他有副名联曰：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目光如炬，心胸宽广，与人为善，从善如流，正是曾国藩最具人格魅力之处。他不仅能用将，还能爱卒，不仅能爱卒，尤其能恤民。其所作《得胜歌》《爱民歌》等军歌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寓教于乐，深入人心，真非兼具智、仁、勇“三达德”者莫办！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上罕见的“三不朽”人物，却一生自处甚卑，几乎全无自信。同治八年（1869）八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这是他晚年对自己的评价，简直一无是处，一代伟人而自讼如此，细思极令人动容，今之大言不惭之辈又有何颜面自吹自擂？！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溘然辞世，栋梁摧折，朝野震惊悲痛。百姓巷哭，绘像祀之；朝廷闻讯，辍朝三日。左宗棠与曾国藩素有嫌隙，晚年更是时加轻诋，闻听噩耗，亦挥毫写下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观此可知，二公不愧“名臣”“国士”之目也！其门人李鸿章挽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口碑盛传，青史彪炳，不在话下。
中国历史上，常常有一些谜一样的“箭垛式”人物，集矢一身，聚讼无已，是非功过，扑朔迷离，任凭后人“嘈嘈切切错杂弹”。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人，但也屈指可数。有清一代，人才辈出，要选出一位最具魅力、也最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堪称不二人选。
尽管诉诸“阶级分析”和“政治正确”的历史评价，对曾国藩其人褒贬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人类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图谱”中，曾国藩是自成一格、绝无雷同的独特个案。不仅其人其书值得后世反复阅读，就连文字背后所传递出来的诸多“滋味”，也值得我们品咂再三。晚清人杰梁启超对曾国藩佩服有加，称：“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曾文正公嘉言钞》）这是典型的“梁氏”文体，情感难免泛滥，然要在出诸胸臆，非一般恭维之词所可比也！
至于说到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所谓“镇压”，也是近代历史诠释的“无物之阵”，说见仁见智难免客气，说凿井自陷、作茧自缚差可拟之。冯友兰在论及曾国藩的是非功过时说：“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要学习的是什么。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冯氏还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推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说还是进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窃以为，这一评价还是相对客观并值得参考的。
当今之世，阳明学大行其道，而曾国藩似乎“热度”稍减。其实，无论对于修身齐家，还是治国为政，甚至对于澄清吏治、砥砺士气而言，曾国藩无疑有着更为切己、对症的功效。读一读曾国藩，对于被物欲裹挟着东奔西走、缺乏恒心定力的现代人而言，实在是很有必要的，相信也一定会开卷有益。
而这部流传甚广的《曾胡治兵语录》，向以短小精悍，平易好读著称，或许可以充当打开曾国藩精神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吧！
2018年2月动笔，4月1日完稿于守中斋
（原载《书屋》2018年第10期。《曾胡治兵语录导读》，刘强译注导读，岳麓书社2018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