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4年，植芳先生就在《复旦学报》发表了一篇全面指导性文章“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这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尚未成立，比较文学还仅仅是在极少数先觉者中间讨论的话题。先生高瞻远瞩，在这篇文章中已经规划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路向和前景。
他首先提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种世界的眼光，因而根本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封闭的视野。他说：“在严复、林琴南、梁启超等人翻译介绍外国社会科学理论和文艺著作的推动下，开始把仅止于《诗经》、《楚辞》、《水浒》、《红楼梦》的认识水平提高到世界文学的范围上，开始注意到中外文学的对比和互证”。他举苏曼殊、鲁迅、王国维为例，指出他们“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与美学观点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重新作了解释与评论”，“这些都应看做是我国最初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从事文学研究的文献”。这就把我国比较文学历史的发端追溯到20世纪初叶。
植芳先生在谈到中国比较文学时，一开始就不仅注意并时性的平面关系研究，而且重视引人时间的历史之维。他引用了1922年《学衡》杂志发表的吴宓的文章说：“近者比较文学兴，取各国之文章，而究其每篇每句每字之来源，今古及并世作者，互受影响，考据日以精详。”接着，他回顾了3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指出：“傅东华、戴望舒关于西方比较文学的专著译本相继问世，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刘西渭、朱光潜、杨宪益、李长之等人的文艺理论著作虽然没有对比较文学作专门论述，但都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既有对西方文艺理论、批判方法的介绍也注意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异同与比较，为我们今天这门学科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土地上，比较文学并不是一片空白，在我们前辈开拓者辛勤开拓的基业里，有一份并不菲薄的遗产。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伊始，植芳先生强调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它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比较文学并不只是由外国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而是有着自己社会的根，有着按自己需要发展的百年历史；它吸收或借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其根本目的始终是分析、研究、推进本土的文学；它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古今中外的畛域，及于“今古及并世作者”。正如植芳先生所说，“在中国土地上，比较文学并不是一片废墟，一片空白。在我们前辈开拓者辛勤开垦的基业里，有一片并不菲薄的遗产。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比较文学的当前要务就是要“运用超越民族与国家界限的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以至当代文学，把中国文学放人世界文学的框架加以研究与评价。”在这个过程中，最终超越西方的理论知识，走我们自己的路。植芳先生的这些主张一直是后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指导原则。
植芳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当然远不止此。他1991年发表的《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将留学日本和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通过他们在海外的留学环境和回国后的遭遇，分析了留学所在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对他们的文化理想和文学追求的不同影响，并及于他们不同的留学经历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提出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精辟见解，而且开创了文化与文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先河；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写的总序，提名为“博采众长，以酿己蜜”，指出：“我国的现代文学是世界现代文学总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辉煌的文学成就向世界宣吿了一个古老文明在文化上的新生”。这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也为中国比较文学作了明确的定位；从这一点出发，植芳先生多次强调五四，以至30年代的前辈知识分子“不仅文化视野开放，知识也比较完整，不仅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而且接触和接受西方文化也是多元化的，而且他们接收和吸取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媒介体，基本不是以中译本为主。所以说他们可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们的文化性格，从纵向上继承了中国文化、文学传统，横向上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文学。在他们身上，是中外古今文化交汇融合的一个焦点。”这正是植芳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树立的典范；在《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序》中，又特别强调了“对我国方兴未艾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此后，先生主编了《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1928年一1937年）》（后以《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1900-1949）》之名出版，2004）以及论文《中外小说比较之我见》、《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1987）、《上海比较文学三年：回顾与总结》（1988）、《中西比较文化论序》（2000）等多篇有关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指导性论著。应该说，在中国比较文学每一发展阶段的转折点，先生都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指导性意见。
然而，植芳先生在我心中，远远不只是一位比较文学的前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植芳先生到北大来，拜访我的老师王瑶先生。王瑶先生在家设宴招待，令我作陪。王师母在厨房照料，没有出来，一桌好饭菜，只有我们三人！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位山西老人阔别数十年，都经历过生死难关！如今他们坐在一起，说着未改的乡音，喝着心爱的汾酒，有时哈哈大笑，有时热泪盈眶。说真的，对于他们的山西话，我基本上没有听懂，但却被他们真挚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他俩都是历尽艰辛，受尽了不公平的待遇。植芳先生1943年，27岁坐了日伪的牢，胜利后，1947年坐了国民党的牢，好不容易盼到解放，1955年他又坐了共产党的牢，而且一坐就是12年！一个热血青年就这样，为了理想，为了正义，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耗尽了青春！最难能可贵的是1979年，他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他没有怨愤，没有消沉，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在满腹牢骚中消磨残生，而是迅即站起，继续前进。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持他能如此超凡脱俗呢？先生说：“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中国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曰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这个字的最后一画，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植芳先生在1991年写下这样的话，他后来生命的17年就是这样做的。我愿永远沿着植芳先生的路前行，植芳先生永远活在我心里！
2008年6月10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8年第5期160-161,共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