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 潘文国
2018-09-05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处在“新全球化”的进程中。“新全球化”有四个特点：第一，以平等为基础；第二，以开放为导向；第三，以合作为动力；第四，以共享为目标。这不仅适用于经济，也适用于文化交流和传播。我们可以在这个精神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问题，充分施展中外学者和译者的共同才智，让中华文化的智慧真正为世界人民所共享共有。据我的理解，“平等”不仅是地位平等，互相尊重，而且要能设身处地，想对方之所想；从中外关系来看，既不盲从，唯外国人马首是瞻，也不自大，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开放”不是简单地打开国门，因为翻译本身就意味着开放，“开放”指思想上和翻译方式上的开放思路，不一定都是全译，也可编译、摘译。还可以有其他生动活泼的方式，如漫画书、音像制品等。“合作”很重要，包括中外译者的合作、中外出版社的合作。后者将来会越来越重要。“共享”则是中华思想文化外译的根本目标，翻译的过程是重新学习思考中华文化的过程，翻译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所认可、所接受，真正成为人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具体来讲，下面这些问题可供思考：
从实际的情况看，单独的中国译者和单独的外国译者翻译的中国典籍都有不足。前者的问题在语言，不地道，不生动，不传神，不容易吸引目的语读者；后者的问题在理解，再伟大的汉学家也难免误读和误解，甚至犯一些低级错误，很难找到一本在理解上完全 没有问题的外国译者译本。加上国外有的译者在选题上有自身的趣味，未必与我们期望的一致，甚至还有追奇猎艳、专找低级趣味的。最理想的是中外译者合作，可以扬长避短。但理想的合作者也不好找，国外有几对理想的“译侣”，但国内似未见，多数是文史哲专家和外语专家的合作，但效果不如国外的伉俪译者，为什么？因为国外的合作方式像“鱼水”，相得益彰；国内的合作方式像“油水”，往往还是两张皮。从当前的情况看，单独由中、外译者来从事翻译还是难免的。但要坚持标准，物色或者自己争做合格的译者。唐代刘知几提出的“史有三长才学识”（《新唐书•刘子玄传》）这三个标准也同样适合于中华文化外译。 “学”是译者自身的中国文化修养和积累，“才”是译者运用外语表达的能力。而 “识”指整个翻译过程从选材到术语定译的识见眼光。在合作翻译时三个方面可以两个人互补，但在单独翻译时三个方面必须汇聚在同一个人身上。其实这后一种情况更理想，只是难遇而已。
从《大中华文库》开始，典籍外译出现了一个倾向，即贪大求全，动不动就来个“全译”。早些年有个“五经”全译工程，不知后来进行得如何了。前几年又提出“二十四史全译”，我觉得既没必要也不切实际。没必要是有些内容根本不值得翻译，当时我就质疑，像《汉书》的“古今人表”这样的内容也需要翻译吗？不切实际是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可能。希望“全译”是译出者的一厢情愿，但实际接受方是不会从“全译”入手来了解某种文化的。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都是从局部入手的，20世纪大规模的“全译”（如《马恩列斯全集》《莎士比亚全 集》《托尔斯泰全集》《巴尔扎克全集》等）都是后来的事情。不可能一开始就制定“全译”的规划。全译，第一，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第二，更重要的，应该由译人者来做比较合适，如2016年问世的Stephen Owen的《杜甫诗全译》，以及更早David Hawks的《楚辞全译》等（Hawks也译过杜诗，但没全译）。这体现了他们的需要与可能。事实上，连《论语》《老子》这样的短篇，在一开始也未必需要全译。熟谙中外文化交流之道的林语堂，对这两部书也只是选译，而且是重新编排过的。试想，连中国国内绝大多数人现在都不能静下心来读一本完整的 论语》或《老子》，更不要说《二十四史》《十三经》，却要求外国人一开始就读全本，这要求可能有点过奢。而在自己完全读通之前，翻译时更易出错。我读过《老子》的120种英译本，《论语》的20种英译本，恐怕其中都有些问题，有的更是错得离谱。也许少而精、精而准（准确的理解、精准的对象读者）、准而美（地道美丽、可读性强的译文）才是当前更需要的。而在范围上，倒不妨比现在扩大一些。
想做《二十四史》全译的人除了贪大求全之外，恐怕还有一个文学翻译情结。他在设想《二十四史》的可行性时，恐怕考虑得更多的是其中的本纪、列传这些读起来像小说的文学作品，因为有故事性，容易使人感兴趣。然而以《史记》为例，《史记》一书共130篇：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之外，还有 十表”“八书”，而正如南宋学者郑樵所言：“《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通志总序》）十表八书的历史文化价值其实要在本纪、列传之上。而表与书（班固改为“志”）又是史书编写中最难的部分。南朝文学家江淹说：“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又如南宋学者郑樵所言：“诚以志者，宪章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 儒学之士皆能为之。唯有志难，其次则为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 不敢作表、志。”因此，中国的史书其实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纪传这类带叙事性、 文学性的故事，一是表志这类典章制度乃至百科全书式的学问。这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所在。根据翻译传播由易而难的规律，从文学到文化是一条必由途径。要真正全面了解中国文化，需要适当摆脱文学情结，组织力量对以表志为代表的文化进行译介，这更是外国译者不易做到的，需要中国译者更加努力。
一切成体系的东西，归根到底是术语的集合。本论坛以“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国际传播”为题是很合适的。术语的翻译最重要的是要有整体观。我不主张急于贪大求全搞全译，但不管全译还是选译、摘译，涉及文化术语却都不能就事论事，只求字面上应付，而应该有通盘的考虑。不仅考虑到目前在做的翻译的需要，还要考虑到相关术语应用到别的场合、别的著作中如何处理。就是说，做具体翻译，可以由下而上，从局部开始；而做术语翻译，则需要从上而下，心中要有全局。全局在哪里？在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这个体系，也就是以四部分类为纲的学术体系。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四部”的名称就已确立，它是一千几百年来中国古书的传统分类法，也是传统文化的总框架，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典籍，也可以说是所有学问、所有学科的总汇。自从五四否定了读经，四部就散了架，中国文化也就成了成了一盘散沙，只能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来进行改造和重建。到了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和介绍传统文化，已经找不到一个抓手，只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通过跟西方学科逐一对应来找我们的介绍对象。古人主张读书要从目录学开始。我想要从总体着手，做中国文化术语翻译，也要从四部着手。从四部着手，一级一级分下来，到具体一个一个学科、一家一家学说，才能纲举目张，有条不紊。而每个具体术语的翻译介绍，也只有放到系统里，才能认识得清楚，处理得妥当。限于篇幅，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经史子集”的翻译。“四部”的翻译，体现对传统文化的定位。我见过最多的译法，是译成 classics，history，philosophy，literature （或 anthology ）。当然还有别的译法， 但用词差不多（ 例如 classical works， historical works， philosophical works，and belle lettres）。这个最简明，也最容易看出问题。从英文传递的信息来看，好像中国传统的学问就是文史哲加上古典学，这是会引起误导的。我想这个译法需要改变。我的建议：把“经”译成Confucian Canons，因为 它不是西方的“古典学”，也不是一般的“经典”（所有学科都有一些称为经典的著作，例如《本草经》《山海经》《茶经》等），只指孔子的五经及后人对五经的解读，不要说道家、佛家等的经典不在内，后期儒家甚至连早期的荀子也不在内。“史”译成Histories and Historiography，因为它不光有“正史” “别史”等各种“史”，还有关于史学的研究，并延伸至地理、风俗等，一个history可能包含不下来。“子”的内容最杂，现在的兵学（军事学）、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书画艺术、音乐曲艺、笔记小说、辞书类书等都在内，译成philosophy问题最大。我想“子”来自“诸子百家”，本来与“家”就是同义互用。因此拟译作 Miscellaneous Schools。集”译成 anthology 和 literature 也有问题，因为 anthology 是选集，而集部的书不是总集就是别集（个人的全集），译成选集不妥， 译成文学研究也不妥，因为除了诗赋外，很多“文”并不在“文学”范围内，而且“文学”的概念是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用来作为古籍分类也不妥。我想不 如译成 Collections， 可分为 General Collections 和 individual Collections。 大的定下来，再逐层考虑小的问题。比如“经”与“传”。古人说：“圣人作经，贤人作传。”“传者，传也。”《春秋》是“经”，圣人作的，春秋的《三传》只是“传”， 作者只是“贤人”，比圣人低一级。因此译成commentary是有问题的。可以译成 notes 或 explanation 之类。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体现。
第二个例子是“书”。“四书五经”译成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好像已被普遍接受，但仔细想来还是觉得有问题。因为在这里Books与Classics平列，在同一个层面。但在“五经”里，通常的译法却不是Classic of Poetry, Classic of Change 等等，而是 Book of Change， Book of Songs， Book of Rites 等等。既然 “经”都译成Book,那么“五经”为什么不是Five Books呢? “经”叫Classics, 具体的某部经叫Book,这是把Book降到了第二等级。再往下还有，因为五经的第四本叫《书经》，本身就叫“书”，总不能译成Book of Book吧？只好译成Book of History。这样，《书经》的“书”成了第三等级。而这个“书”译成 History 也是有问题的。尽管古代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说法，但后来一般把“记事”的叫作“史”,“记言”的如《国语》《战国策》等,虽归在“史”的 大类里,却并不直接称作“史”。“五经”中真正的“史”应是《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书。《尚书》的合适翻译应是Book of Ancient Records。《尚书》的“书”其实是司马迁“八书”的先声,至《汉书》把“史”称为“书”,而把司马迁的八“书”改成了十“志”。宋代郑樵的名作《通志》即循此而来。了解了术语的这些演变发展情况,才能正确处理好译名。
随着中国文化外译高潮的到来,这几年所谓“音译”的汉语词大行其道,许多人以为这才体现“原汁原味”,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对于已经被西方广泛接受的“音译词”如Taiji、Dao、Wushu等我们当然乐见其成，但对于“音译”的泛化,乃至当作中华文化外译的法宝,我却有所保留。原因是：第一,中国第一位普通语言学家胡以鲁说得好：“传四裔之语者曰译,故称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借用语,‘音译'二字不可通也。”（胡以鲁1923：125）音译其实没有翻译,只是语音转写。第二,由于汉语与印欧诸语言在语音系统上的巨大差异（国际音标上几个音如舌尖元音1、I和卷舌元音0，辅音的t§、t§’、d&、§、4, tQ、tQ、d^、Q、等都是经高本汉等提议，专为中文而设的，加上我们的汉语拼音为这些音采用的字母z、c、zh、ch、j、q、x等又与印欧诸语言的通常用法很不一致，致使他们见到字母能正确读出的可能性很小，更难融入正常的语流，客观上会为它们的传播产生很大的阻力。有的“汉语纯正论者”更希望在音译的同时字正腔圆地保持汉语的声调，像我们在公交报站时听到的，那就更让外国人勉为其难了。第三，音译词太多不利于共享，汉语是世界公认相对难学的语言，翻译是为了减轻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负担以便直接学习中华文化，大量的音译词等于把原想减掉的负担又加了回去，在译者也许是方便了，对读者却是更痛苦了。因此我建议，非万不得已，不要轻用音译。（相对于汉语拼音采用的字母，当年的威妥玛拼法对汉语读音有所扭曲，但却容易融入英语的读音系统。看来如果采用音译，怎么音译这个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