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余来明
2018-08-21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述我们所有的科学术语。
—[ 意 ] 利玛窦（ Matteo Ricci ）《利玛窦中国札记》
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
—严复《〈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
“文学”虽为中国古典词，但其用于指语言艺术的现代新义，则被认为是日本学者对译Literature而来。对此，鲁迅曾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现代的各种外来语词典也多将其作为日译外来词。然而这样的看法在近年来却受到一定的挑战。其一是来自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另一位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教授，二人均以西方传教士汉语文献中的“文学”用例作为近代意义“文学”概念的开端。然而在对具体文献作深入解读后，可以发现，早期西方传教士所使用的“文学”词义与现代新义仍有较大差别。考察诸说，对近代知识转型中概念生成、演变的复杂情形能有更多认识。
一
马西尼认为，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对汉字“文学”术语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之名就已经以近代Literature之意来使用，因此不能将其视作日语借词。准此，马西尼将《职方外纪》中的“文学”用例视为近代汉语“文学”概念的发端。
马西尼所说艾儒略《职方外纪》中的文字，出自该书卷二《欧逻巴总说》：
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此欧逻巴建学设官之大略也。
实际上，从其所论均为学校之事来看，此处所谓“文学”，可作两种解释：一种是指中国和欧洲古典义“学问”或者“学术”，另一种则与今日之“教育” 接近，二者均与近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有很大差异。前一义可以艾儒略所作 《西学凡》予以映证。后一义则在近代日本得到了普遍使用。参照后一种用法，林乐知、任廷旭1896年合作翻译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所编Education in Japan 一书，将其译为《文学兴国策》。
针对马西尼的看法，刘禾指出：“马思尼（204 页）认为，现代意义的‘文学’ 一词应该进一步回溯到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著作《职方外纪》（1623）。他援引‘欧罗巴诸国尚文学’一语为证，这个句子的英文翻译是all Western countries highly esteem literature。我认为这种译法犯了年代颠倒的错误，因为在17世纪，literature或意大利语的任何一个对应词，都比启蒙之后我们所指的literature一词覆盖着有所不同而且范围更广的语义范畴。”从一个侧面说明《职方外纪》中的“文学”与近代意义Literature概念并非是完全对等关系，毕竟彼时西方世界中Literature（以及与之对应的其他语种词形）一词仍未定型为今天所说的“文学”概念。
刘禾虽然反对将汉语系统中近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上溯至《职方外纪》，但接受了马西尼以裨治文《美理哥国志略》（Short history of 4merica，1831）中的“文学”为literature译词的看法：‘文学’这个由一位美国传教士发明的英文术语literature的直接译名，也许不能归类为纯粹从日语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而应该说，由于日本的双程流传过程，使得这一词语广为传播，并逐步发展为literature在中国的标准译法。”然而从其书出现的“文学”用例来看，这一判断仍然值得商榷。
从词语翻译的角度来说，马西尼、刘禾的看法都有其正确的一面。并且颇为巧合的是，二人都选择了各自所在国家的一位传教士的翻译作为Literature对译 “文学”的缘始。诚然，从词语翻译来说，在艾儒略、裨治文那里，Literature或其拉丁文形式Litteraora与“文学”之间已初步建立对译关系，尽管这种对译关系并不固定，在清末早期传教士的辞书中并未形成稳定的对应。然而从概念的内涵来说，无论是Litteratura / Literature，还是他们所使用的汉语词“文学”，似乎 都和现代意义上的Literature/“文学”存在明显区别。
从汉语的例证来看，马西尼所举的用例主要包含两类文献：其一，日译词“文学”传入中国之前的用例：1.艾儒略《职方外纪》，2.裨治文《美理哥国志 略》，3.魏源《海国图志》引马礼逊语， 4.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其二，日译词“文学”的用例：如王韬《扶桑游记》、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傅云龙《游历日本》、黄庆澄《东游日记》等。后一类在后文讨论清末知识分子接触外来“文学”概念时将有涉及，此处主要对第一类后三种文献中出现的被学界认为属于近代意义的“文学”用例予以辨析。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又作《美理哥国志略》，为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用汉语撰写而成，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是一部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著作，后来以摘录的形式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书中出现了“文学”“法律”等词，因为被收入《海国图志》而在日本明治维新前输人日本。《海国图志》所引《美理哥国志略》中涉及“文学”的段落，诸如：城中文学最盛，书楼数所，内一楼藏书二万五千本，各楼共藏公书约七八万本。官吏士子皆可就观，惟不能携归而已。”“文学日盛，书馆万有一百三十二所，学童五十四万一千四百，费用银四十一万九千八百七十八员。尚有各技艺馆，不在此数。”“俗奉加特力教、波罗特士顿教。禁贩人口。近来文学亦有起色。”“先日文学迂劣，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渐见起色。”“有书馆教文学，宽恤奴仆，有残害其肢体性命者罪之。”虽然未就“文学”概念展开具体论述，但从其用例来看，其义似与中国古典以“文学”为广义学术或是艾儒略以“文学”为“教育”的用法更为接近。不能因为“文学”与Literature对应而认为近代“文学”概念始于其书。Literature在西方语境中同样有广义、狭义之分。
《海国图志》所引马礼逊语，原载于《澳门月报》：“马礼逊自言只略识中国之字，若深识其文学，即为甚远。在天下万国中，惟英吉利留心中国史记言语，然通国亦不满十二人。而此等人在礼拜庙中，尚无坐位。故凡撰字典、撰杂说之人，无益名利，只可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堑而已。”就其词义而言，显然比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宽泛得多。类似的情形，也见于该书所引的《地理备考》，书中谈到罗马时说：“至其文学、技艺，古时亦未开辟，惟以兵农是习。迨胜额力西后，尽获其珍奇；嗣服阿细亚各国，复得其积贮。各国文艺精华，尽人于罗马。外敌既谧，爰修文学。常取高才，置诸高位。文章诗赋，著作撰述，不乏出类拔萃之人。《地理备考》的作者为澳门土生葡人玛吉士（Marques，Martinho Jose)，师从葡萄牙传教士江沙维士(Joaquim Goncalves)。将“文学”与“技艺” 并举，称“诗赋文章”“著作撰述”都包括在“文学”之内，其范围显然与后来专指语言艺术的“文学”不同。其时展现在中国知识界面前的西方“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谱由此可见一斑。
在英华书院、马礼逊教育会主办，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等人编辑，1853年8月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中，也曾出现“文学”一词：英人最重文学，童稚之年，人塾受业，至壮而经营四方。”此一“文学”即指教育。在该刊1854年第10号刊登的《近日杂报》中，曾出现“西邦文学”用语：六月间，伦敦印度司事大人致书于印度总督，载有建黉宫、立学校之规条，将欲以西邦文学教育印度之人。此固可为印度贺，而亦可为中华劝也。甚愿华民智
慧日加，攻于西邦文学，不然中华将不复可称为东邦诸国之冠矣。”此处的“西邦文学”，即英国作为殖民者在印度学校中推行的English literature 教育，是一种以语言和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文学课程，也是汉语知识界首次出现国家文学概念。然而因为没有任何相关论述，因而其“文学”的具体所指并不为人所知。此外在该刊中出现的“文墨之士”“文墨之邦”等用法，又可见出早期英汉辞书Literature译名在实际运用中的一般情况。
除以上用例外，早期由西方传教士编译的汉外辞书中，亦有与“文学”有关的译例。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五车韵府》中，与“文”相对的英语词汇有Letters、Literature、Literary men等，“文章”对应的英语解释包括A bright assemblage of elegant letters-fine composition、Polite literature。而他对Literature的使用，显然也更加注重其与中国传统知识的对应，因而他将 好攻古文”译成Fond of attacking( i. e. studying) ancient literature。在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编订的《英华字典》中，Literature被译作“文字”“字墨”“文墨”，而将 Polite literature 译作“文章”。在德国传教士罗存德( Wilhelm Lobscheid）编译的《英华辞典》中，Literature被译作“文”“文学”“文字”“字墨”，将Literary essays译作“文章”，而将Polite literature译作“文”。而在同书的另外一处，又将“文学”作为Belles-letters、Polite literature的对应译词。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英华萃林韵府》中，Literature对应的译词也是“字墨”“文墨”“文字”，Belles-letters则被译作“文章”。虽然已经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文章”“文”与Polite literature、Belles-letters在概念内涵上有相似之处，Literature 也被用来与“文学”进行对译，然而其含义仍十分驳杂，相互间并未形 成固定的对应关系，概念的对译上仍处于游移和不断变动的情形，更多只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概念看待。
二
晚清传教士对西方“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谱最为人熟知的论述，当属艾约瑟（Joseph Edkins）撰写的《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该文最早发表于咸丰七年丁巳（1857）正月上海墨海书馆印行的《六合丛谈》（Shanghae Serial）第1卷第1号，英文题名为Greek The Stem of Western Literature，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出现对西方国家文学观念的详细论述。然而从其谈论的内容来看，又不仅仅局限于近代用于指称语言艺术的“文学”。虽然他在文章开头部分谈到了希腊的诗歌，认为“和马”（荷马）是“希腊诗人之祖”，但并不意味着他所要传达的是近代西方“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统，因而全文的起句就是“今之泰西各国，天人理数，文学彬彬”，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传统“文质彬彬”的说法。而他接下来论及的内容仍然十分广泛：“希腊全地文学之风，雅典国最盛。雅人从幼习拳勇骑射，以便身手。其从事于学问者凡七：一文章，一辞令，一义理，一算数，一音乐，一几何，一仪象。其文章、辞令之学尤精，以俗尚诗歌、喜论说也。”在艾约瑟看来，希腊为西方各国的“文学之祖”，并不仅在于诗歌、辞令：“希人之为列邦所矜式者，不宁惟是。……近人作古希腊人物表，经济、博物者……辞令、 义理者……工文章、能校定古书者……天文、算法者……考地理、习海道者…… 奇器、重学者……制造五金器物者……刻画金石者……建宫室者……造金石象者……诗人、画工、乐师……凡此皆希腊人。自耶稣降生前一千二百年至二百年，中国商末至楚汉之间，前后有八百六十三家，所著于典籍者，至今人犹传诵之。猗欤盛哉！希腊信西国文学之祖也。”艾氏文中出现与今天文学相关的概念有“文学”“文章”“辞令”等，从其用义来看，后二者与后世“文学”概念更为接近，而“文学”用语则仍在广义的“学术”“学问”层面上被使用。尽管如此，他在Literature 与“文学”之间建立的对译关系，仍值得引起更多关注。
艾约瑟为清末英国来华传教士，他曾于1841年10月进入伦敦大学学习。该校从1828年开始招收学生，开设的课程包括语言、数学、物理、精神和道德科学、英国法律、历史和政治经济，以及医学教育等各种知识门类。其中“语言”类课程包括以下科目：
1.Greek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Antiquities（希腊语言、文学和古代遗产）；
2.Rom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Antiquities（罗马语言、文学和古代遗产）；
3.English Literature and Composition（英国文学和作文）；
4.Oriental Literature, subdivided into:（东方文学，细分为：）
A.Language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从地中海到印度河的语言）
B.Languages from the Indus to the Burrampooter （从印度河至Burrampooter河的语言）
5.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法国语言和文学）；
6.Italian and Spanish Literature （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
7.German and Northern Literature （德国和北欧文学）。
表面上，以上每一科目都包含了Literature，然而从其课程设置的重心来看，仍是侧重对各国语言的学习，课程的总名也隶属于Languages(“语言”）之下，这与现代大学文学系以Literature为中心的课程结构仍有较大差异。
另一个可能的情形是，在艾约瑟就读于伦敦大学期间，马礼逊的学生修德（Samuel Kidd）正担任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艾约瑟有可能曾听其授课。在修德1838年为皇家亚洲学会中文图书馆编写的书籍分类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中，他将中文图书分属在 Language、 History、 Statistics and Topography、 Biography、 Poetry、 Natural History、 Moral Philosophy、 Metaphysics and General Science, Arts、 ntiquarian Researches”、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ites and Ceremonial Usages、 Jurisprudence、 Medical Science、 “Maps, Plates, Drawing”、 “Buddhism, or the Religion of Fuh”、The Three Sects、 Translations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Chinese、 Works of Fiction、 Travels、 Books for Youth、 Miscellanies 等不同的类别之下。虽然是受到当时所拥有的中文书籍数量的限制，但从中也能看出其时关于中国知识的一般结构。又如他在1841年撰写的介紹中国的著作China一书，其副标题为Illustrations of the Symbols, Philosophy, Antiquities, Customs, Superstitions, Laws,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其中在介紹中国的Literature时，既有后来属于“文 学”范围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文类，还曾专门论及Female literature（女性文学），提到元代戏曲、《红楼梦》等作品；但同时也涉及到科举考试、经典著作、 图书出版等文化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正如China一书出版者所显示的，艾约瑟就读期间极有可能接触到修德编写的这些书籍；另一方面，从修德的著作中也多少能看出其时英国汉学界对中国知识认识的一般情况。
上述的知识背景，可以视作艾约瑟与“文学”有关认识的基础。从中可以看出，Literature尽管在当时虽然也被作为一类知识传授，然而其边界仍显模糊，尤其是当它在晚清前期遭遇中国古典知识观念。彼时虽然受到西学的冲击，但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仍相对稳固，因此当艾约瑟以汉语表达希腊的学术发展时，仍然屈从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用法。他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文中所谓的“文学”，实是无所不包的学术—既有如经济、天文、算法、地理等“学”，又有如建宫室、造金石象、造五金器物、刻画金石等“术”。
出现在《六合丛谈》其他文章中的“文学”用例，或许也能为我们理解其用义提供参照。1857年2月第2号《泰西近事述略》谈到希腊的情形说：“近日国学，亦骎骎日盛，村落女子，咸能知书，来者益众。雅典太学中训以义理、文章、律法、医学、上帝道，毋敢或倦。是以太学之名，著于列邦，计通国中人数，一百有十万，其读书不辍，学问优深者，约六万人。考新约书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至雅典传道，其地类多文学之士，列邦皆仰望风采，而慕其名。”“国学”“太学”“学问”“文章”“文学之士”等用语，都还是在中国传统语 义层面上展开。而即便是在艾约瑟的《罗马诗人略说》中，论及的“文学”人物，也不只是诗人之流，同时也包括了历史学家、喜剧作家；艾氏《希腊诗人略说》中论及的文体也包括诗歌和戏剧。 彼时的西方学术分科中，诗歌、戏剧基本上已别为二科，其所持的仍是西方传统将诗歌、戏剧作为poetry一体的观念，而与近代文体分野明晰的“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谱有较大差距。
传教士对“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的描叙，或许更能看出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一般情形。伟烈亚力在其所著的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 中，所述内容包括 Classics（经典）、History（历史）、Philosophers（哲人）、Belles-lettres （纯文学）等四大类，其中Classics一类介绍的是中国的经典，如《四书》；Philosophers涉及的则有军事、建筑、天文学、数学、宗教等各方面的作者，而只有最后一类 Belles-lettres在今世文学范围之内。由此可以看出，他所谓的Literature，仍然是广义的学问、著述之义，因此也被译作“文献”。
如上所述，尽管晚清早期西方传教士对“文学”概念的使用仍有着比较浓厚的中国古典色彩，然而作为近代东亚知识环流中重要的一环，他们在中西知识间所建立的联系对日本翻译西学依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日本学者在Literature与“文学”之间建立对译关系并非凭空创造：一方面，“文学”为中国古典词，虽然古今有别，但也并非毫无沟通；另一方面，这一译法更早见于罗存德的《英华辞典》，该书与Literature译名的最终确立关系密切：其一，在日本学者津田仙所编 的《英华和译字典》中，罗存德关于Literature的翻译被原封不动地加以照搬，而这一译例，为后来Literature与“文学”的对译关系提供了基础；其二，将“文学”作为Literature唯一译名的《哲学字汇》，其编者之一井上哲次郎，在明治十六年至十八年间(1883—1885)曾出版过《订增英华字典》，虽然时间上晚于其自编的《哲学字汇》，却可说明在《英华字典》传人日本后，该书已成为日本学者的必备参考书。晚清早期传教士著译汉文西书输人日本，是近代中日文化往还的一个重要阶段，与甲午以后日译西书输人中国互为映照，构成东亚知识环流的独特文化史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