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崔应令
2018-08-17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在中国古汉语语境中，“社会”一词并不很常用，偏重聚会、集会的含义，可以指祭祀土神的聚会，也可以指各种节日活动中的聚会，后来引申为民间结社，并有了基层社区的内涵。又可指各种结社之团体。
（一）祭祀土神及节日活动
“社会，作为一个整词大概出现在隋唐时期，其最初的含义主要还是跟祭祀土神的社日相关。它要么就是指祭祀土神的集会或活动，如明何良俊《世说新语补•德行上》：“王叔治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修社会，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丧，邻里为之罢社。，其含义是祭祀土神的聚会。要么就是 由社日或其他节日带来的集会。《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记载：
六月庚申，命左右丞相、尚书及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举才堪边任及刺史者。甲子，彗星见于五车。癸酉，有星孛于毕、昴。
丙子，命单于大都护、忠王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为副，率十八总管以讨契丹及奚等。事竟不行。壬午，东都瀍、洛泛涨，坏天津、永济二桥及提象门外仗舍，损居人庐舍千余家。闰月甲申，分幽州置蓟州。己丑，令范安及、韩朝宗就瀍、洛水源疏决，置门以节水势。辛卯，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散之。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秋社》记载：
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饼瓜姜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板上，谓之“社饭”，请客供养。人家妇女皆归外家，晚归，即外公妻舅皆以新葫芦儿、枣儿为遗，俗云宜良外甥。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
宋吴自牧的《梦梁录》卷二《三月（佑圣真君诞辰附）》所记的“社会”含义与之类似，也指社日或其他节日举行的集会：
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右军王羲之《兰亭序》云：“暮春之初，修禊事。”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形容此景，至今令人爱慕。兼之此日正遇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佑圣观侍奉香火，其观系属御前去处，内侍提举观中事务，当日降赐御香，修崇醮录，午时朝贺，排列威仪，奏天乐于墀下，羽流整肃，谨朝谒于陛前，吟咏洞章陈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庭。诸宫道宇，俱设醮事，上祈国泰，下保民安。诸军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观睹者纷纷。贵家士庶，亦设醮祈恩。贫者酌水献花。杭城事圣之虔，他郡所无也。
南宋的灌圃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把都城中的各种市井生活记录下来，其中的春秋社会指的是春、秋季里与社日相关的各种赛事或活动：
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霄犹盛，排门和买，民居作观玩，幕次不可胜纪。隆兴间，高庙与六宫等在中瓦，相对今修内司染坊看位观。孝宗皇帝孟享回，就观灯买市，帘前排列内侍官帙行，堆垛见钱，宣押市食，歌叫支赐钱物，或有得金银钱者。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圆子。若遇车驾行幸，春秋社会等，连檐并壁，幕次排列。……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场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桥药市、橘园亭书房、城东菜市、城北米市。其余如五间楼福客、糖果所聚之类，未易缕举。
天府诸酒库，每遇寒食节前开沽煮酒，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各用妓弟，乘骑作三等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裆裤者。前有小女童等，及诸社会，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呈作乐，呈伎艺杂剧，三盏退出，于大待诸处迎引归库。
（二）民间结社
“社会”后来引申为民间结社之意，包含了制定各种规则，形成约束、教化团体成员之意。宋理学家程颐在《近思录》卷九《治法》中记：
《明道先生行状》云：先生为泽州晋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郑使节立功神臂弓》里记载：
只听得街上锣响，一个小节级同个茶酒，把着团书来请张员外团社。原来大张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朋友十人，近来死了一两人，不成社会。如今这几位小员外，学前辈做作，约十个朋友起社。却是二月半，便来团社。员外道：“我去不得，要与爹爹还愿时，又不见了香罗木，如何去得？”那人道：“若少了员外一个，便拆散了社会。”
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一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聚集在一个地方进行活动，又指结成一起的团体本身。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中对“社会”的内涵这样诠释：
文士则有西湖诗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大夫及寓居诗人。旧多出名士。隐语则有南北斋西斋，皆依江右。谜法、习诗之流，萃而为斋。又有蹴鞠打球社、川弩射弓社。奉佛则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皆城内外富家助备香花灯烛，斋衬施利，以备本寺一岁之用。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城中太平兴国传法寺净业会，每月十七日则集男士，十八日则集女人，入寺讽经听法。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西湖每岁四月放生会，其余诸寺经会各有方所日分。每岁行都神祠诞辰迎献，则有酒行。锦体社、八仙社、渔父习闲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声社、遏云社、奇巧饮食社、花果社；七宝考古社，皆中外奇珍异货；马社，豪贵绯绿；清乐社，此社风流最胜。
这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团体、社团的含义，同“社”“会”通用。书中又有记述：
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凡佛寺自诸大禅刹，如灵隐、光孝等寺，律寺如明庆、灵芝等寺，教院如大传法慧林慧因等，各不下百数所。之外又有僧尼院、庵舍、白衣社会、道场奉佛处所，不可胜纪。
社会又有政治性的秘密结社之意。《宋会要辑本》称：“近又有奸猾，改易名称，结集社会。《宋史•本纪》第二十七《高宗四》也记载:“丙辰，禁温、台二州民结集社会。班度量权衡于诸路，禁私造者。是月，颜孝恭招降石陂余贼李宝等。”
显然，“社会”已经不仅仅只是民间与社日相关的集会，也成为各种志趣相投结合的团体，同时也是各种文人、佛教团体结成的集体。不仅有民间性的互助性合会，也有军事性的结会，还有信仰或政治性的结会，其内涵大大扩展。
“社会”一词虽是中国古义中固有之词，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概念却是西语“society”进人中国后历经变化产生的，是一个译名。而其含义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对译西语“society”的词语中，有“会”“群”“社会”。“社会”取代“群”有一个过程。西语“society”伴随西方的海外殖民活动而逐渐得到传播，这一概念早在19世纪50、60 年代，甚至更早已经进人中国，在中文的对译中，有时是用“会”，后来用“群”“社会”对译。虽然这些词都是中国古义中旧有之语，但在对译西语“society”的过程中，这些词的被使用却另有背景和含义。
中文对译“society”最早是用“会”。1857年（咸丰丁巳年）11月16日出版的《六合丛谈》第1卷第11号英文目录中有这样的内容：“Notice of New Books： Transactions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vol.5， Translation of Heuen Tsang's Travels in the West, by Mr.Julien,正文部分的内容是：新出书籍：英京伦敦，设立公会，曰亚细亚会，专论东方古籍文字以及格致杂学，咸丰初年分设于香港，每阅一二年，以英文汇刻所论之事。现刊行每五册，所论计八种……法人儒连，在其国中习中华文字言语，已阅三四十年，讲论甚精，时以此训此国人……现译《大唐西域记》，凡记中所载之地，儒连皆细参梵语，证以近时地名，明其沿革，极为详博。”后来，用“会”译指“society”曾非常普遍，如江南制造局编译处1885年所译《佐治刍言》就多次将society翻译为“会”。1887年（光绪十三年），寓华西人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后改为光学会，其英文名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20 世纪初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中文名为同文书会。也有用“民景”对译的“society”，如1881年，颜永京将史本守（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 ） 一文翻译成《肄业要览》，先发表在《格致汇编》，1882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其中提到：把“the science of society”和“sociology”翻译为“民景学”。
在中文“社会”大范围指译“society”以前，用“群”对译“society”更为普遍，且影响也更为深远。而用“群”对译“society”早在1865年已经出现：京师同文馆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在书的第二章《论邦国自治自主之权》中，界定国际公法的研究范围时说：“人成群立国，而邦国交际有事，此公法之所论也。”此话在惠顿的原书中的表达是：“The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are separate political societies of men living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and especially those called sovereign states.”此处，“群”与 “political societies”直接对应。可见，早在严复用“群”对译“society”以前，“会”与“群”已经是西语“society”的中文对应词汇。只是，严复的“群”论将它的影响力扩大而已。
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开始用“群”的概念译指西语的society。1895年2月4—5日，严复在文章《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提出中西社会之不同与其对待自由的不同是一致的，“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同年3月，在《直报》发表的《原强》一文中，他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观，“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 者当为智役焉”。继续用“群”指社会。而在同年3月底的《原强修改稿》中，他继续阐释此概念：“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此时，他对群的应用直接和当时西方有机体社会说具有内在 一致了。斯宾塞在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中经常是sociology、social science、science of sociology、the morphology and physiology of society、science of society并用、混用，而严复在《群学肄言》的翻译中基本上全部将这些概论译为“群”“群学”。
此后很多学者用“群”阐释了“society”这一近代概念。如1901年，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有如下话语：“一群中人，各备一德，组成团体，互相补助……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故进无止境，即过渡无已时，一日无过渡，则人类或几乎息矣。就狭义言之，则一群之中，常有停顿与过渡之二时代，互起互伏……”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梁启超言：
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宁惟是，其地方自治之发达颇早，各省中所含小群无数也；同业联盟之组织颇密，四民中所含小群无数也。然中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乃我中国之现状，则有弄于是矣。
在这段论述中，梁启超不仅以“群”指“society”，而且还专门阐释了“群”与“独”的关系，即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不仅如此，这里的群还是有伸缩性的，有大有小，有内有外，这与近代西方的“society”已经基本一致。同年，在《清议报》发行一百册的纪念文章中，他这样阐述报馆的作用：“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 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人群之镜乃社会之镜。此后，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反复阐述人“群”何以能成的道理，里面所用的“群”一词均指“society”。如在《论公德》一文中，他阐述道：“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逐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又言：“今夫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苟不尔者，则直为群之蠢而已。彼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岁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无害乎！何则？群有以益我，而我无以益群，是我违群之负而不偿也。”梁启超的〈新民说〉中的“群”都指西方近代意义的“society”。
其他学人在一些论说里也时有用“群”阐述社会的，如1902年杨度就曾在“游学译编”叙》里写：“欧美各国向之宗披斯脱洛学说者，群变而宗黑拍尔学说矣。”又说：“法国大儒路索（卢梭）之言曰：‘政府者，不啻其国民之群求自治相约以成之共遵守之者。'”说的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又言：“是则我国民之于国政，其关系之亲切，无以异乎一身衣食之经营，一家庭户之管理，合群力以自谋 之可耳。他民族之又妨于我者，合群力以自御之可耳。”其他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新民丛报》《新湖南》等刊物也都曾使用“群”的概念以阐述社会。
当然，在“群”一词广泛对译“society”之时，近代意义的“社会”一词也已经开始使用，很多学人不断交替使用“社会”和“群”，其含义也基本一样。当然，“群”因“群学”理念的广泛宣传曾占据主导，但很快，这一概念就被“社会”一词取代。
使用“社会”对译西语的“society”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虽然“社会”一词在中国古义中早已有之，但近代意义上的对译“society”的新内涵和广泛使用却有一个转引自日本的过程。最早用“社会”对译西语“结社团体”义的名词（如荷兰文“kloofters”），始于日本江户时代兰学家青地林宗的译作《舆地志略》 1826 年写本），其义与中国古典“社会”近似。而据学者们研究，最早用“社会”对译“society”的人是日本的政论家福地樱痴，他在1875年1月执笔的《东京日日新闻》的社说里，有“受完全教育的高上社会”等语，其“社会”已接近现代的社会义。同年，西村茂树在《文明开化解》中则交替使用“仲间”和“社 会”，表述今之社会意。这种“社会”“仲间”“世间”并用的现象，在日本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日本使用的“社会”一词，经由一些去日本考察、旅行的官员或学者们的记录而带入中国。当然，这些词的含义一开始还是在中国古义的意义上使用的。
比如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三十七中有“社会”一词的专门解说和记载：
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记忆，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也。其关于政治者曰自由会（作者按：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意也，其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曰共和党、曰立宪党、曰改进党（皆主 改革政体为君民共主者）。凡会必推一或二三人为总理，次为副理次为干事，会中有事奔走周旋联络通气皆干事司之，凡入会者书其姓名于于籍，例有开会，仪推总理为首席总理，举其立会之主义以告于众，众人者亦以次演述其所见，每月或间月仪招集会友互相谈讌。每岁汇叙所事，会计所费，刊告于众，会中或论时事驳体刊之新闻纸，苟他党有不合者，摘发而论之，则必往复辩论，务伸其说而后已。其大概也有开于学术者，曰天文会、曰地理会、曰斯文会（按：汉学家之会）。
这里的“社会”其实和“会”的意义是一样的，作者对社会的解释最后都落到各种“会”上来，这和中国古典中的“社会”含义并无二致，还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词。1897年左右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里对“社会”的理解与此一致。他在第五卷《政治门》的社会学类图书的按语中说：“大地上，一大会而已。会大群，谓之国；会小群，谓之公司，谓之社会。”又说：“天文、化、电、光、重、声、汽学，皆有会、制造、农业、商务、女工，皆有会。……日人之骤强也，亦由听民开社会讲求之故。”这里的社会，有时指公司，有时指社团等， 其含义基本没超出中国古义。如1898年，军机大臣世铎等在议覆康有为提出的 新政条陈时讲：“立十二局以任其事，大都皆日本之新事儿中国可以酌行者”，这十二项新政是：“曰学校，曰邮政，曰武备……曰法律……曰税计……曰农商…… 曰造币……曰历……曰铁路、曰矿物……曰工务……曰社会”，最后这一项社会对应“将来各学校如林，渐摩既熟，然后劝谕民人立会讲求，因势利导，自然事 半功倍。”这里的社会，就是各种结社之会。
“社会”一词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开始逐步广泛使用，其含义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不再等同以往国人心目中结社、团体的含义。 1897年《时务报》刊登日本人古城贞吉的文章，其文中不仅仅频繁使用“社会”一词，还有专文论述。
1898年，《清议报叙例》这样写：“挽近百余年间，世界社会，日进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势。这里的“社会”已经是西语“society”的含义了。在此前后“群”与“社会”交替出现，不断反复出现在各种刊物和著述中，虽有一些学者作过区分，但终于还是会合于对西语“society”的理解里。如1901年，梁启超撰文写道：“以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丝毫之影响。大抵以资本不足，阅一年数月而闭歇者十之七八，其余一二，亦若是则已耳。”又说，“旬报之持久者以此为最，然其文字体例尚不及时务报，于社会之关系盖甚浅薄。“社会”反复出现，均是“society”之意。1902年，杨度也曾在文章里记述：“其言教育也亦然。以为人性皆善，其恶者必由丑恶之社会而来，教育者，所以防社会之丑恶，而发育其善性，使之任放于自然也。”在针对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中国时曾说，清朝北边教育如黑暗之地狱，南边尚有一线之光时，作者说 呜呼，其黑暗也，其仅有一线光也，皆由社会之丑恶故也”，又有“是所服从者，必非法律而丑恶社会之习惯也”。社会之恶习、丑恶社会等的用法已与今日社会含义同。
如果说在1902年前，用“群”对译“society”还居于主导，到了1903年，此种情形就得到了改变。自此之后，“社会”的使用开始超过“群”的使用，直至最终取代“群”的使用。据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的研究，从“群”与“社会” 的合使用上看，1901年前人们主要用“群”指“society”，1902年开始，“社会”的使用开始增加，且与“群”混用明显，而到1903年，“社会”的使用次数逐渐开始比“群”多了，1904年，虽然“群”一词还在使用，却已经有被“社会”一词取代的趋势。且在此之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群”的使用逐渐淡化甚至消亡。且这一“社会”已经是历经日本近代对译西语“society”转换后的新词，不再是古典中语的内涵。如1903年，《游学译编》上有文章著说“教育泛论”，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列而称，对社会的应用已与今日无异。文章称：
有家庭之教育，学校之教育，有社会之教育。家庭教育之范围狭，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范围广；家庭教育之势力小，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势力大。人徒知以家庭教育为重，而不知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为重，亦惑矣。人之生也，立于家庭之中，即有家庭之关系；立于国家之中，即有国家之关系；立于社会之中，即有社会之 关系。而无数之关系，悉萃于一时，无时无家庭之关系，无时无国家之关系，无时无社会之关系，相生相养，相维相制。
同年，《游学译编》又刊载根据日本高材世雄的言说而写的《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认为中国既需要教育，也需要革命，而革命事业需要中坚力量，作者还举例说法国、英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各有不同，中国的民族革命事业，“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国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故今日言革命教育者，必在两等社会。此两等社会之教育事业，不在家庭教育，不在学校教育，而在社会教育。是故言革命教育者，惟有社会教育之可言也。”作者在文中用了秘密社会、劳动社会、军人社会等词。
1903年，《浙江潮》有专门的文章“新社会之理论”，其中不仅广泛使用近代意义的“社会”概念，还对新社会的内涵作了广泛说明。此文从原始之母系社会开始论述起，讲到有农业组织的农业社会，有工业组织的工业社会，有商业组织的商业社会。又有社会上流和社会下流的说法。还论说曰：“准乎是，则知社会者，本有共和政之性质，而决不含帝政、王政、贵族政之元素；准乎是，则知政治者，本可以社会机关之力溶解之，而置政治于社会问题之内。是故健全之国家，必无萎败之社会；而萎败之社会，决不能造健全之国家。此其大则也。”其含义是社会本身就带有民主共和性质，与君主、贵族专制等不同，政治机关本身可以被社会机关消解，一个健全的国家，社会力量是很强大的，如果社会力量很弱，是无法造就健全的国家。这样的言论同我们今天理解的公民社会如出一辙。作者在篇二又专门论述了新社会之过程，不仅指出了新旧社会的不同，还指出旧新社会之交替或说转变的需要。在篇三中，作者论述了新社会之主义。指出1835年，英国洛扑赛因慧氏创立社会党（书中叫国民各种属之协会），注重社会改革，又称为社会主义。文章还谈了共产主义的学说。
除此外，《浙江潮》又在同一期发表飞生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一文，指出社会改良的重要性：“夫社会者国家之母也，则社会改良，国家自能变易面目。”可以说在20世纪初期的几年中，“社会”概念不断出现在各种报刊学说和著作之中，这一新的术语已为大家熟知，它甚至开始代替曾经风靡一时的“群”与“群学”而变成普通人的常用术语。也因此，为我们所熟知的严复翻译英国斯宾塞的著作Study of Sociology时，译为《群学肄言》（1903年出版），翻译穆勒的Liberty为《群己权界论》，用群指社会，但1904年，他将甄克斯的W History of Politics 翻译为《社会通诠》，可见该词的影响力。
“社会”一词在近代学人的使用中有时也和社会主义混用，如1901年《清议报》曾论说：“美国之统领之被刺与南美之争乱也，由贫富两极太相悬绝，而社会党之人从而乘之也，此事将为20世纪第一大事，而我中国人蒙其影响，将有甚重者……”社会党，是指社会主义党。同年的《国民报》中“说国民”一文 言：“若者外国工人，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我国有之乎？曰无有。”在“中国灭亡论”一文里，在论说中国历史中无党派力量时，著者写到，十七史中，党祸很多，其思想“无有出于独裁群主之外而可以进退政府者”。即使是欧阳永叔的持论之平，也不过是将党区分出君子和小人而已，并没见到他论说党和政府有直接的关系。而张俭望门投止、杜根忍死须臾，则导致一旦颁布赦免党人的诏令，社会常常限于分裂之中。“而欲如法之民主党、德之社会党、俄之虚无党，可以与政府相持不下者，已渺不可复得，其宗旨诚不不外标榜名称，表吾高尚之迹云耳。故曰我中国自开辟以来无党。这里指出的德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党极有可能是同一个。
“社会”一词有时也被用作“平民”的代表词。如1903年，壮游在“国民新灵魂”一文阐述中国需要新灵魂出现才行，新灵魂包括五大原质：一曰山海魂，二曰军人魂，三曰游侠魂，四曰社会魂，五曰魔鬼魂。作者对“社会魂”这样解 释：“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受，终不可得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且吾观察中国近体社会之内容及现象，有不能与欧洲比例，而当取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以为政治革命之引药线。盖我国个人经济主义太发达，故不能具有政治思想；而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伤、中二等社会之压制，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今吾中国苟有五百金之产，则闭门高坐如第二之君主，时出死力压制其佃农及一切下等社会，开革命运动，申申其言，此等奴畜之类，岂可令其久居社会，助独夫民贼以流祸也。社会党者，欧洲今日之神圣发团也，求平等博爱而未得，故以流血为之先……”这里面“社会”的用法既有西语“society”之意，如上等社会、中等社会、下等社会之说，也有社会主义之意，如社会党者。但作者却在开篇指出“社会”也是“平民”的等同语。
近代意义上“社会”一词的广泛使用促使一些字典开始专门予以注解，比如1903年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就对“society”注中文曰“会，结社”。另一些学者在编纂新词典时专门用篇幅来对之作了详尽说明。最有名的是汪荣宝与叶澜在1903年编纂的《新尔雅》，书中不断出现“群”与“社会”同义的情况，在群的后面常常用“亦谓之社会……”来作说明。在其“释群”篇中，有很长的介绍。 在第一篇“总释”里，开篇编者就说：“二人以上之协同生活题，谓之群。亦谓之社会。研究人群理法之学问，谓之群学，亦谓之社会学。”后文不断反复有“群” 与“社会”互释。如“叙述群之现象者谓之静群学或谓之社会现象论”，“推演人群之推进者谓之动群学，亦谓之社会运命论。人群运动之标的谓之人群之理想”， “人群之实在谓之群理。研究人群之实在谓之群理论，亦曰社会实在论……人群之意识行动谓之群行为，或社会行为。一群与他群区别之特色谓之群则或社会之规定”，等等。从中可见，“群”对译“society”在当时仍然是为更多人所接受的。而在1903年以后， “社会”则逐渐取而代之，成为人们更常用的现代术语了。1908年，颜惠庆在《英华大字典》（卷三）中，对“society”这样注解：“P932: Society: 1. the relationship of men to one another when associated in any way 交际，交接，应酬；companionship 周旋，友伴；fellowship 往来，通往来。2. a number of persons associated for mutual or joint usefulness， pleasure， or profit 社，互助会，辅仁会，同谋公益之公会，公社，谋求公益之会社； as a literary society 文学会。 3. the persons，collectively considered，who live in any region at any period。”1916年《官话》中对“society”这样注解：社会，又人群、会、会社。
在经历20世纪初期的几年普及过程中，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终于彻底成为当时人们所熟悉的概念，包含了新的意义。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与各种新的学说相关，当然也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引进和教育紧密相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