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劲：“关键词热”的冷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            袁劲

2018-08-08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如果从1995年汪晖先生撰写《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一文算起，时至今日，国内“关键词热”已历二十余年。随着各行各业的关键词渐趋流行，并开始通过索引关键词、检索关键词、文本关键词等形式[i]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曾经火热一时的关键 词研究却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趋于冷却并渐人困境[ii]。这里面的原因并非三言两语所能道破，但长时间以来，国内学者对他山利器的运用多停留在引进与模仿的初级层面，显然是不容回避的主观原因。引进与模仿的下一阶段自然是消化与吸收，不过在致力“进阶”前倒不妨放缓脚步。因为，研究方法并不等于研究目的，将引入的关键词研究方法落实于中国的文本与现象，在何种范围、何种意义上是合理有效的，以及中国学术中是否存有可资对接的传统，都是值得深人思考的话题。放缓脚步的原因还在于，有些曾经一笔带过的“知识点”其实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比如对“关键词”与“关键词研究”的理解，究竟是“文化关键词”还是“理论关键词”？是单纯作为对象的关键词”还是自觉成为方法的“关键词研究”？是应该把政治性的话语分析作为关键词研究的“唯一”面向还是其中的“一维”？在“关键词热”渐人困境之际，我们也不妨进行一番冷思考，由文本层面的“学科术语汇编”与“伪关键词”现象以及众多研究者所热衷的“词语的政治学”倾向，来透视关键词研究中三类典型的理解偏差。

一、“学科术语汇编”：“文化关键词”还是“理论关键词”

追根溯源，一般认为文化关键词研究肇始于英国学者雷蒙德[iii]•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此书脱胎于雷蒙德•威廉斯1950年开始写作的《文化与社会》附录部分，因出版社限制篇幅搁置到1976年才独立出版。在《文化与社会》中，作者选取“工业”(Industry )、“民主”(Democracy)、 “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等五个关键词来绘制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思想文化变迁的地图。按照是书导论所言，“文化”是上述五个关键词以及提请读者所注意的“意识形态”“理性主义”“科学家”等47个新词中的“元关键词”。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比任何其他词汇都包含了更多这些关系的，就是‘文化'这个在观念上和关系上都极为错综复杂的词。在本书中，我的全部目的就是描述并分析这个综合体，并且说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iv]。是书以“文化”一词为核心，由思想领域而至社会历史，考察其背后“广大而普遍的思想与感觉运动”，这便自然涉及作为新生产方式的“工业”、代表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民主”与“阶级”，以及属于私人经验的“艺术”实践。在这一“文化” 研究宗旨的引领下，雷蒙•威廉斯选取的方法是考察具体的词义变迁而非抽象的定义，即“研究当事者的实际语言：也就是说，研究这些具体的男人和女人们在 试图赋予他们的经验以意义时所使用的词汇与系列词汇”[v]。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导言中，作者重申了“文化与社会”的主题。一方面，从“美学”(aesthetics)到“作品”(work)的质疑和探寻源自作者对“文化”涵义的独特兴趣；另一方面，这又与便于读者更好了解“文化与社会”的编撰宗旨息息相关。可以说，不管是早期的《文化与社会》，还是后来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雷蒙•威廉斯标举的关键词研究始终以“文化”为核心。而所谓“文化”，在他看来实为“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vi]。因之，“文化研究关键词”也就自然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学科，而是指向“整个生活方式”。

按照雷蒙•威廉斯的揭示，社会历史变迁和思想观念兴替会沉淀在关键词之中，而词语之所以“关键”正因“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以及“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vii]。具体说来，关键词通常包括核心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与常见词语相比，诞生在思想领域中的术语，尤其是理论术语往往更加晦涩。汪民安在《文化研究关键词》前言中就将“星座”“能指”等外来词语比作“埋伏在理论著作中”的“一道道黑暗深渊”。在他看来，“关键词语和概念的发明，是理论对世界进行表述的权宜之计”，不过对国内接受者来说，这些译介的理论术语或是因脱离原始语境而极易被误解（如“星座”），或是因跨语际翻译而常常溢出固有的汉语经验（如“能指”），那么也就有必要去探寻这些词语在“构筑”“繁殖”和“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意义“深渊”。[viii]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题为《词语的深渊》前言中，“关键词”的用法不再像雷蒙德•威廉斯那样紧扣“文化”主题，而是始终不离“理论”的语境。从主编所选取的“保守主义”“规训”“赛博空间”“作者之死”等193个词条来看，是书对“关键词”的理解正如书名所示—《文化研究关键词》（Key Words in Cultural Studies）。确切地说，编写者关注的是“文化研究”中的 理论关键词”。

从“文化关键词研究”到“文化研究关键词”，词序的微小变动带来了研究重心的转移。如果说文化研究因其包容性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跨学科的广阔视域，那么，诸如“文学理论关键词”式的研究便难免显现出浓厚的学科特色。比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罗伊尔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选取了32个关键词，其中“纪念碑式的作品”“创意写作”“述行语言”之类的适用范围恐怕只限于文学，而“开端”“战争”“结局”等常用词的论 述也紧密围绕着文学这一中心展开。尽管译者指出是书“借鉴了关键词著作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相互作用人手”[ix]，但这种“重心仍然聚焦到文学上”的眼光毕竟遮蔽了从“开端”到“结局”等关键词本应具有的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意涵。诸如“文学中的战争”或“文学和战争”的探讨，关注点还是在作家的表述和读者的接受，这显然不是文化与社会语境中“战争”的全部意涵，甚至都难称是主要部分。

相较于“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局限在某一学科论域内的关键词研究往往因特定的对象和方法而很难从容展开，在收获论说针对性与集中性的同时，也付出了主动放弃开阔论域的代价。由是之故，有学者指出“文学理论关键词”“美学理论关键词”之类的著作大多为学科术语汇编而难称真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x]。 这类批评绝非苛责，反倒是直指由“文化关键词”到“理论关键词”的“术语化”倾向及其带来的关键词研究生命力之萎缩。

“文化”还是“理论”，“关键词”前面的潜在定语不易觉察却事关重大。不妨说，现今种种“关键词研究”之所以时常受到“学科术语汇编”的批评，实与从“文化关键词”到“理论关键词”(亦即从词语一般用法到特殊规定)的重心偏转有关。以笔者所见“关键词研究”著作为例，除了托尼•本内特《新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辑的论题集《西方大观念》(TAe Syntopicon: An Index to the Great Idea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等少数著作还遵循着“文化关键词”的取向，后继者似乎更偏爱“理论关键词”的研究。一般被视作雷蒙•威廉斯之后关键词研究代表性著作的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Thematic Variations )、于连•沃尔夫《文学与文化理 论批评关键词》(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以及前述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罗伊尔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等，皆不例外。受其影响，国内的关键词研究亦发轫于文学与文论领域。1999年，《南方文坛》开设“当代文学关 键词”专栏，旨在“对我们经常使用的并对学科具有支配性的基本概念进行一番“清理”，首期刊载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与南帆的《两结合》。2002年，《外国文学》开设“文论讲座：概念与术语”专栏，旨在“专门介绍和讲解西方文论中不易把握的概念与术语”，首刊赵一凡《结构主义》一文。这两个专栏有力推动了“关键词研究”在国内的接受与实践，可视作“关键词热”的标志性事件。“当代文学关键词”专栏于200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同一题名结集出版，“文论讲座：概念与术语”专栏亦于2006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结集为《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之类似，可纳入“文学理论关键词”系列的还有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2002）、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99个词》（2003）、盖生《20世纪中国文学原理关键词研究》（2013）、胡亚敏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2015），等等。与之不同的是，2005年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采用一词一书形式，梳理了“现代性”“文化研究”“意识形态”“互文性”“文化与文明”等关键概念。时至2007年，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与周宪编著《文化研究关键词》三书相继问世，标志着可与“文学理论关键词”形成双峰对峙之势的“文化研究关键词”系列蔚然兴起。现在看来，文学与文化理论关键词研究呼应了新时期以来学术界的方法论热，甚至一度承担起普及与整理西学新知的重要功能。不过，这同样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理解偏差，以致萌生出关键词研究等同于术语编纂的观点：“关键词的研究方法，无非就是选取某一学科领域的几个术语，围绕它们的‘定名’‘定义’‘定位’展开阐释，借此达到‘立论’的目的。”[xi]“无非就是”的理解多少窄化了关键词研究本应具有的广阔面向。

就其历史而言，关键词研究在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两大领域内的勃兴并非偶然。作为文化思想家的雷蒙德•威廉斯专长正是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他的《乡村与城市》《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著作与关键词研究 构成了不容忽视的互文关系。不过，与雷蒙•威廉斯投身成人教育事业和反精英 化的志向相比，专业精深的“理论关键词”研究是否已在背离日常生活而走向象 牙塔的路上渐行渐远了呢？某种意义上讲，“学科术语汇编”式的批评早已给出了评判。这一批评声音的背后，是从“文化关键词”到“理论关键词”研究取向 的偏转。“理论关键词”的繁盛固然适应了新时期以来国内学界译介与规范外来 术语的迫切需求，也彰显了关键词研究在具体学科的落实与推进，但不可否认的是，“术语化”对理论的过分依赖也多少遮蔽了这项研究的初衷。

二、“伪关键词”：关键词作为对象还是方法

在今天，想要说清楚“关键词”是什么，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流舆论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的系列宣讲与《十八大的18个关键词》式的政策解读；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琴棋书画，也总能在备有《爱情的22个关键词》《营销的16个关键词》《摄影关键词使用手册》式的关键词武库中，寻得直入论域所需的趁手工具；就连到虚拟的网上冲浪一把，也多半要寻求搜索关键词的导航，以便在众多采用关键词写法（“标题党”便是典型一例）的网络信息中穿行；当然，更不用说象牙塔内须臾不可离弃的key words （作为论文格式要素）与日益流行开来的关键词研究法—难怪陈平原先生会以“关键词了没有”作为21世纪的流行语[xii]。那么，又该如何追踪“这幽灵一般的‘关键词’”呢？陈平原的先行勾勒，使得学术史视野中的“关键词热”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脉络；可作为一般词汇的“关键词”在全社会的弥漫，却更像是春风袭人——“忽如一夜”且“吹面不寒”。对于身边突然涌现的关键词及其前世今生与来龙去脉，不光普通百姓，就连多数学者也同样是日用不知习焉不察。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状，我们既要为看似纯外来的关键词研究“祛魅”，明确其西方“后现代”语境与本土“前学科”形态之间的可通约性[xiii]，又要警惕学术界泛化乃至滥用关键词研究而带来的“伪关键词”现象。对于后者，陈思和先生早已指出，对新概念和新名词的热衷很可能带来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以致“花费 在解释术语的原意和引申义方面的精力要超过对文学现象本身的解释”[xiv]。按照他“以问题带动关键词创新”的主张，单纯引入或者生造出来的新奇术语和时髦概念，因为丧失了对本土问题的观照而很难配得上“关键”二字。使用者自认“关键”而缺少论证的一家之言正是所谓的“伪关键词”，因其不够张力弥漫也就很难在文化与社会的语境中指涉广泛。相应地，对于阐释者而言，“伪关键词”的背后也就失去了那个值得用力开启与深入发掘的意义世界。

“伪关键词”现象的病灶在于词之关键性的缺失，所以关键词研究的首要步骤理应是对词之关键性的认定。于此，先行者雷蒙德•威廉斯曾为后人垂范：“我称这些词为关键词，有两种相关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xv]对于借鉴“关键词”这一概念的中国学者而言，雷蒙德•威廉斯的经典性定义可谓“彰”“障”并存。所谓的“彰”是从界定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一论述凸显了关键词在论域内的重要地位与多重意旨。不过，如果国内学者仅仅拿现成的标准套用，而不再细绎“何以关键”的具体情况，便难免因“彰”而生“障”。 毋庸讳言，“重要且相关”与“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毕竟只是一个相对模糊的范围，容易言人人殊而很难达成共识。于是，一种可能的情况便是，甲乙双方均引用雷蒙德•威廉斯的定义论证自选关键词的合法性，却并不能说服彼此。

一般而言，关键词按照使用频度可分为叙词和自由词两类，前者又称主题词，是经过一定提炼而约定俗成的词语，不易产生理解的分歧；后者则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也就常常造成阐释者的各持己见。如前所述，“伪关键词”多属于尚未达成共识的自由词，它的“重要且相关”与“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还停留在个人经验层面。这就难怪有学者批评部分关键词研究著作选词有失“关键”，以致无法看出词语对“思想或理论起着支撑性基石的作用”[xvi]。所以，我们对“关键”的理解也就不宜局限于雷蒙德•威廉斯那条相对模糊的定义，而应具体参照《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对词条的选取，并借由行文论述的语境找寻“关键”之所在。以开篇aesthetic（美的、审美的、美学的。一词为例，它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在“文化与社会”维度内，不仅呈现“与对social及cultural两个词汇的解释有所不同”的异质性内涵，而且还是构成“现代人对art与society有不同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xvii]。这类关键性的具体呈现，是将“重要且相关”与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落实于文化与社会的广阔历史语境，因而经得起时间与社会双重尺度的检验。不妨如此认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除了从aesthetic到work这131个关键词案例，其实还隐含着一个关键词的整体概念，亦即对“关键词”之“关键”的理解。它同样是关键词研究情境及诠释里“重要且相关的词”，并“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所选对象便很可能因有失于“文化与社会”语境中的“关键”而沦为“伪关键词”。

除了词之关键性认定中的个人因素，症结还在于中西“关键词”的语义脉络并不能完全吻合，因而对“关键词”之“关键”的理解也就难免有所龃龉。且不说宋代《古文关键》《声律关键》与今日关键词称号的名同实异，即便是形神绝类关键词研究的《北溪字义》与《孟子字义疏证》，也同样存有论域限定与研究取向上的分殊。潜意识中的理解传统不可能不影响当下，所以今日中国的关键词研究虽借助西学镀亮，却无法斩断传统基因而彻底提纯。严格地讲，在古代汉语词汇体系中，并不存在“关键词”一说。所谓“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老子•二十七章》）、“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文心雕龙•神思》）等耳熟能详的用法，其实只涉“关键”语义而不及“词”。据笔者查阅文献所见，“关键”与“词”的义项搭配和普遍运用，实发轫于20世纪中期图书馆学对西方文献“索引关键词”技术的引人。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分类与检索方法，关键词标注在现代学术场域中的功用随着一系列规范的施行而不断强化。1987年国家标准委员会颁布《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首次规定：“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报告、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此后，《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国家标准委员会，1992）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2000）等文 件进一步凸显了关键词的作用。到了2002年，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颁布的《关于在学术论文中规范关键词选择的决定（试行）》甚至直接规定“从技术角度考虑，没有关键词的论文应列人非学术论文类”。经过上述学术论文要素的规范化以及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大众化，“关键词”开始由文献编目的“专术”一变为学术论文中的“必选项”，再变为信息化时代的“常识”。20世纪末，社会上渐趋流行的“关键词”又融人了文化研究法的义项，最终成为一个涉及文本要素、文体形态以及研究方法的复合概念。

由上述勾勒可见，“关键词”这一说法虽具有本土基因，却并非原生概念。在对译key words的过程中，古代汉语中“关键”与“词”的组合更像是一次精妙的嫁接。《说文解字•门部》释“关”为“以木横持门户也。从门，关声。”又，《金部》：“键，铉也。一曰车辖。从金，建声。”段玉裁在注解中揭示了“关键”的语义理据：“键，铉也。谓鼎扃也。以木横关鼎耳而举之，非是则既炊之鼎不可举也，故谓之关键。引申之为门户之键闭。《门部》曰：关，以木横持门户也。门之关犹鼎之铉也。”[xviii]不难看出，古汉语释义“关键”以门户关闭喻指紧要处，个中理据与“枢机”“锁钥”等词相似。西汉扬雄《太玄》有“关无键，盗入门”之说，汉语词汇中的“关键”本指门闩，因其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又引申为事物的要害，如“上以周孔为关键，毕志一诚。下以嗜欲为鞭策，欲罢不能” 魏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顾盼为杀生之神器，唇吻为兴亡之关键”（晋葛洪《抱朴子•畅玄》）。因近似于门闩在整个门户结构中的位置，地形险要之处也常被称作“关键”，晋人殷仲堪曾言“剑阁之隘，实蜀之关键”（《奏请巴西等三郡不戍汉中》），《清史稿•胡林翼传》亦称“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武汉为荆襄咽喉”。同样着眼于结构，由地形而至篇章便有“文章关键”之说。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曰：“古今文章之关键，亦间有相通者。”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所录诸家评点中亦不乏“每段各有关键”（《渼陂西 南台》）与“通篇关键”（《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式的用例。明清以降，比喻诗文结构或论学要点的“关键”已成常用词汇，如“此数句是前后关键绾结处”（何焯《义门读书记•碑志杂文》），“今古文，为治《尚书》一大关键”（徐世昌《清儒学案•鹿门学案》）等皆可为证。

梳理“关键”一词的语义演变，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钥匙意象或曰开启功能，如“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老子，二十七章》），“经如关键，传其钥也”（《清儒学案•东甫学案》）。颇为有趣的是，“关键词”之英译key words中的key亦有“钥匙”之义。英国学者彼得•罗塞尔在谈及记忆术时曾指出关键词“能把很多信息‘锁’在记忆中，同时也是打开回忆概念的‘钥匙’[xix]。约翰•费斯克等人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前言中亦强调“关键”（key）—词“是用来打开事物的锁钥，从而使你能够将它们带走，然后加以利用”[xx]。以门参照，闩在内而锁在外，前为紧闭而后主开启，在内外开合 之间共同指向门后的世界。锁钥意象与开启功能可谓“关键词”与key words嫁接时的结合点，这一则中西相通的隐喻提供了“接穗”与“砧木”成活下去所需的“亲和力”。至于语义嫁接的时节，可追溯至图书情报领域对西方信息索引技术的引入；而成长的关键节点则包括行政力量推动的学术规范化和互联网搜索引擎的迅速普及。时至今日，很难想象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在严格意义上也要被归入外来语。

聚焦“关键词”的“关键”，尤其是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关键”及其与现代学术的对接，可发现不同词源背景下“关键词”的混用肇始于中西“母体”与嫁接“新株”三者间的缠绕。经过语义嫁接，“接穗”与“砧木”间的异质性还催生出“关键词”作为对象还是成为方法这两种理解的分杈。古代汉语与西方信息管理体系中的“关键”皆从结构紧要处立意，但结构的重要并不能等同为指涉的广泛和意义的深邃，所以从篇章结构中提取的“文本关键词”未必就是“重要且相关”与“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文化关键词”；而小至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大到爱情、营销、摄影等某一主题式的关键词写作，自然也就不能列入面向文化与社会”的关键词研究。

选词与释义是关键词研究的两大要素[xxi]，就后者而言，“伪关键词”往往将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关键词”当作了“关键词研究”。细加分析将不难发现，“研究关键词”系研究者选取自认为“关键”的词语组织行文，这就与遵循特定学术方法来遴选词语、论证关键和阐扬要义的“关键词研究”迥异。“关键词”是词语之一种，在通行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个义项：“能体现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的中心概念的词语”与“检索资料时所查内容中必须有的词语”[xxii]。然而在具体语 用中，“关键词”除了作为思维与言说的对象，还意味着一种质疑与探寻词义的方法。如果说文本关键词与搜索关键词的普及，标志着以简驭繁型思维在信息化时代的大行其道，那么，关键词研究则带来了与之相反的复杂化阐释。在关键词 研究中，雷蒙德•威廉斯对词语的态度是驻足审视而非走马观花，他自称关键词 是“一种记录、质询、探讨与呈现词义问题的方法”[xxiii]。倘若套用“陌生化”理论，便是一种恢复“使词语成其为词语”的自我审视。关键词不只是以简驭繁的认知方式，还代表了一种由简人繁的阐释技术，旨在解读约定俗成的词语背后复杂深邃的语义生成史。这里的区分与正名倒不是要死抠“关键词”的字眼，而是为了彰显这项特定的阐释技术所应具备的学术旨归与精神气质。

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关键词研究中的一些代表性译作在原题中其实并无key words。例如，前面提及《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一书原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译者在序言中自 述添加“关键词”之由：“鉴于它以核心范畴或关键词的形式架构全书，而且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也明确交代它的写作方法和结构安排是‘在我们或多或少已经熟悉的关键的批评概念的领域作一些基本的尝试。通过对特定文学文本的阅读，我们将这些概念运用于文学实践’，我们根据本书的实际情况，将书名译为《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xxiv]无独有偶，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一书原名《批判与文化理论：主题的变奏》(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Thematic Variations),中译本标题中“关键词”也属译者添加。[xxv]这两部著作之所以不能归入“伪关键词”，与其说是遵循辞典体的“形似”，倒不如说是阐释技术上的“神似”。

回到“伪关键”的论题，就有必要归纳关键词作为对象还是成为方法的区别：前者因关键词只充当以简驭繁的认知标志而无可厚非，后者则需要自觉的方法论来指导由简入繁的词义质疑和探寻，而所谓的“伪关键词”常常是混淆了对象与方法，将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关键词”等同于“关键词研究”。然而须知，只依据研究对象在文本结构中的地位或研究成果的文体形态就名其曰“关键词”，也就意味着遮蔽了这项阐释技术所应有的透视效果与指涉能力。

三、“词语的政治学”：关键词研究的“一维”还是“唯一”

“关键词”的语义成长史如同一株嫁接的植物，既有本土的字义根柢和语用土壤，又融入了外来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面是原为图书情报专业术语的“关键词”在学术界与普通民众中的迅速普及，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之势；另一面又是“关键词”作为对象与成为方法的混淆以及真正意义上“以石攻玉”本土化研究成果的匮乏，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历经二十余年的消化与吸收，国内关键词研究已积淀下诸多成果，其间利弊得失也亟需适时的整理与总结。已有学者注意到国内关键词研究的新变，并将其概括为“在学科发展及批评实践的流变中考察‘关键词’”，“注重紧密联系文学文本进行批评实践的趋向”，以及“在编撰体例的突破中彰显文论性”等三点。[xxvi]我们认为，除去西方关键词研究著作的不断引入，倘若单纯从关键词研究的中国“版本”来看，其成果还可大致分为两类—处于追赶状态下的知识译介和立意有所超越的本土化推进。在译介与推进过程中，国内学者所热衷的“词语的政治学”只应作为“文化与社会”广阔视域中的“一维”而非“唯一”。走出“词语的政治学”壁垒，恢复关键词研究本应具备的多重维度，亦不失为打破瓶颈的有效举措。

先看译介类。廖炳惠所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一书较早采用关键词的形式译介并整理文学通用词。是书在勾勒词语起源、发展脉络和趋势，以及依据历史、文化背景总结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启发层面，着实花费了一番功夫。然而，整理汇编的背后却隐约透露出作者试图消除差异以寻求确切含义的规范诉求。从这种意义讲，题名所谓的“关键词”只是强调研究对象的价值，而不是以研究方法论之。用作者自己的证词，便是“选择目前在文学与批评研究中不断被运用而且在不少层面仍待阐发的词”[xxvii]，至于如何阐发，是书采用的清理众说与重下定义显然不是关键词的方法。相较而言，周宪编著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已注意契合关键词研究“星座”而非“词典”的精神特质。为了追踪词语的关联性和在不同语境中的差异性，是书通过筛选罗列当代思想家和学者 对同一关键词的不同用法以彰显其复杂性、多变性和变异性[xxviii]。这种有异于辞典体的对话形态和语用案例，无疑是关键词研究体例上的一大创新。若说参与人数更多与影响力更大的当属《西方文论关键词》，此项成果旨在“专门介绍和讲解西方文论中不易把握的概念与术语”，虽有成为“大型工具性理论辞书”的诉求， 却“不于一题、一见强求整齐”；更可贵的是，此书还“力求在外国理论与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xxix]此外，曾参与《西方文论关键词》撰写的王晓路等人继续追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中“词语背后的思想轨迹”，并结集成《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是书之所以在“霸权”“经典”等词源学考察中引入古代汉语的参照，乃是出于对词语跨语境、跨文化“不可通约”和“言说变形”的认识：“对于这些进入到国内学术话语中的有关词汇及其概念的基本定义、内涵、旅行、扩延和发展，进行认真研究，加以切实的理解和梳理，厘清其指涉对象、范围和背后的思想轨迹，借以理解和丰富我们自身的表述系统。[xxx]

尽管雷蒙德•威廉斯反复强调关键词研究面向的是质疑探寻的过程而非辞典定义的结果，尽管他的《文化与社会》写作动机无法认同艾略特的《文化的定义刍议》，但他的反定义与跨学科研究毕竟建立在《牛津大辞典》的基础上。如此说来，以上种种力图译介以及规范和厘清外来思想文化术语的尝试，也为搭建后续质疑和对话的平台作出了贡献。亦因此，即使部分取经者和先锋官有违关键词研究的反辞书精神，却又通过先行转译与厘定术语，在这项研究的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以启山林”的作用。

再说本土化推进。当“对关键词的考察并不止步于概念史意义上的厘清和审视”时，胡亚敏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进一步把目光投向本土，从接受者的角度梳理和总结西方文论关键词在汉语语境中的译介、误读和融入”，是书最显著特色便是面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本土场域”。[xxxi]这种着眼于当代中国的“本土化”转向还表现为对中国（而非西方）关键词的重视与阐扬。 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主要选释“思想改造”“双百方针”“香花•毒草”等28个原生词语。紧随其后的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不仅选取了“战争文化心理”“共名与无名”“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等非普遍意义上的关键词，其立意“以问题来带动关键词的创新”还代表了本土化的阐释方向。南帆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99个词》则更像是一次全面的整 合，所选关键词中既有“反讽”“文化工业”“媚俗”一类的外来者，亦不乏“三突出”“白话文”“样板戏”等“原住民”。不难看出，本土化的下一步或曰新的学术增长点，将会是从当代话语实践向历史源头的追溯，这便涉及自轴心期延续至全球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关键词。从张岱年先生《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先行尝试，到周光庆先生《中华文化关键词研究刍议》的设想，再到李建中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和张江教授主持的“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项目，立足本土化的研究也在稳步推进。

知识译介型也好，本土化推进也罢，皆表明关键词研究所具有的面向“文化与社会”的广阔视域。如果说，雷蒙德•威廉斯开创了结合社会范畴讨论文化并在文化语境中探询语言的研究范式，那么对于国内学者而言，词语背后的意识形态便是这项研究率先开启的新视界。卡尔•曼海姆曾言“同一个词，或同一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情境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xxxii]汇集131个词语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用丰富的语料印证了这一判断，并揭示了词语“形塑”的奥秘：“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某些行业所操纵，因此有些词义被边缘化。”[xxxiii]由此，关键词研究侧重探寻的便不再是单纯的术语，而是隐藏在词语深层的社会历史文化机制—“它要研究的是深层机制怎样通过各种元素的相互关联性运动生产出来了表层话语”[xxxiv]。举例以明之，雷蒙德•威廉斯在考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失业”（unemployment）与“懒散、怠惰”（idleness）意义交叉时，便发现将本应是描述社会情况的“失业”与评价个人道德的“懒散”混同，实乃意识形态为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所带来问题的开脱。[xxxv]书中大量诸如此类的解读揭示了词语背后的政治倾向，故陆建德先生作序时直接以“词语的政治学”为题，并将“语言背后的情感色彩和隐含动机”视作全书魅力之所在。[xxxvi]国内学者还往往把“词语的政治学”与福柯的“话语”理论联系起来。通过对西方“监狱”“疯癫”“性”等话语的知识考古，福柯揭示出无处不在的“话语权力”。所以有学者指出，关键词研究的学术旨归便是词语背后“隐喻性地潜藏在深处的权力关系或 者意识形态”[xxxvii]。

“词语的政治学”一说聚焦词语背后的政治思想倾向，这本无问题，但是不是词语的背后就只有政治倾向值得探询呢？恐怕并不是。以“道”“术”“仁”“义”等中国传统文化关键词的阐释为例，我们固然要拂去历史尘埃，“透视出这些词汇背后隐藏着的特定意义经验通过建立伦理本体而构造意识形态权威的历史”[xxxviii]，同时 也不应放过其中非政治化的物质、知识与精神等元素。一方面，作为先秦两汉以来传统学术演变内在线索的“道”与“术”，与作为早期儒家思想传承内在理路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均不乏独立于政治学以外的思想、知识乃至信仰等丰富意涵；另一方面，从较长时段上看，那些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词语（如“阶级”“知识分子”“斗地主”等）往往在时过境迁后趋于平淡，最终转化成“观念踪迹”与“集体记忆”的文献印记[xxxix]。所以，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内涵之间，聚焦于 词语的政治学”而忽视“文化与社会”中其他维度的解读，其实是对文化这一 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的狭隘化理解。它可用作早期译介关键 词理论并付诸实践时的破冰之举，却不足以被奉为本土化推进的长远之策。

瓶颈怎样打破？放弃“词语的政治学”是关键词研究“唯一”的认识而回归 一维”，并由“一维”走向“多维”，是困境突围之策，也是本土化的前进方向。汪晖先生在推介《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时曾谈及学术圈的各说各话，并列举了“话语/权力”“原道/原学”“终极关怀/人文精神”“市场/改革”等四类典型的话语体系。[xl]以关键词研究论之，信奉“话语/权力”者倒不妨走出“词 语的政治学”圈子，与谈论“原道/原学”“终极关怀/人文精神”乃至“市场/ 改革”者合作对话。借此，“词语的政治学”将复归“语言—文化—社会”整体观照中的“一维”而非“唯一”，陷人困境的关键词研究亦将重获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