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3 来源：凤凰文化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独具风骨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在他近百年的人生中，与众多学者、师长、名流、友人通过信件进行交往。梁先生逝世后，他的长子梁培宽先生逐步将信件收集归纳并加以整理。2017年底，世纪文景出版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辑录了梁漱溟先生七十余年来的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是迄今最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书中涉及人物众多，既有政坛名流，又有布衣白丁，既有饱学鸿儒，又有莘莘学子。其中不乏广为读者所知的名字，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熊十力、马一浮、黄炎培、张澜……收录在本书中的书信，见证了20世纪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许多珍贵信件是首度公开。
令人颇感意外的一位通信者，是化名张玉川（张嘉仪）的胡兰成。胡兰成写致梁先生的书信现存九封，论中西文明，论社会历史，洋洋洒洒近两万言；1950年他经香港逃往日本，在香港和日本期间都曾给梁先生写信，而梁先生始终不知此人真实身份，对其生平行事更是一无所知。胡兰成信后，梁先生还曾写有按语：“张君头脑思路远于科学，而近于巴甫洛夫学派所谓艺术型。联想超妙，可备参考。于人有启发而难资信据。此我之评价，阅读其文字者自考量之。”
以下为1947年，胡兰成致梁漱溟先生的两封信，凤凰文化特摘录于此，与诸位读者一起见证两位大家的笔谈神交。感谢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著者：梁培宽编注/出版时间：2017.11/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来源：凤凰文化）
张玉川致梁漱溟1947年
漱溟先生赐鉴：
尊著《中国文化特征之研究(上)》所举第四特征，诚为深思可佩，故敢辄以己意解答，敬就正于先生。
《庄子》言浅水置芥焉则浮，置杯焉则胶，诸凡文化如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哲学思想，其实皆不过是被负载之物，必另有其负载者，亦即先生所说必有一伟大的力量始能构成广土众民等三特征，而此力量乃是汉民族特有之德性。吴季札观乐，曰：美哉泱泱乎，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国未可量也，又曰广哉熙熙乎，乐而不淫，曲而有直体云云，晚以为这正是最智慧的观察法。中国民族特有之德性为中和正大，现实而世俗，活得理直气壮，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也少有英雄，甚至并哲学家亦不重视，尊孔子亦只因孔子是人事的。因为现实而世俗，人乃有广大的世界，而非上帝的世界的影子或副页，中国人动辄言“天下”，有此广大的胸襟，故能是广土众民。因为没有宗教战争，不夹杂神意鬼道，就人事讲人事，彼此即容易讲得通，故能是诸民族同化融合。因为没有宗教，人不是上帝座下卑屈的生物，而是理直气壮的，故能哀乐不失其正，不至于惨伤破裂，这最是能度劫的，故能历史悠久，举世莫与之匹。即如今日之中国，颠沛流离，民间亦至苦矣，而仍能浩浩荡荡过日子，像《旧约·传道书》里的虚无，罗马末期的颓废，今时西方人的世纪末之感，中国人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中国人这个民族是吉祥的，它还要有福寿绵绵。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哲学等又是什么呢?“身与货孰亲”，这些都不过是货罢了。中国人有他的文明之身。
中国民族的这种特有的德性，是从周朝起奠定下来的。晚尝惊异，何以《诗经》里能把看牛种田，割稻收麦，煮酒烧饭，建屋筑宇，生男育女，写得那样有声有色，热闹开心，而西方文学里则从来没有，像《荷马史诗》里顶多也只是一个王子偶而和牧猪奴说话罢了。原来西方几乎无例外地都经过奴隶社会，他们又怎能对于工作有热闹开心呢?周朝是行的井田制，这在今日周金文的考证里经已确定，虽郭沫若先生力持当时是奴隶社会，其说实不能成立，因为井田制不可能构成奴隶社会。若是奴隶社会，《诗经》里这种在工作上的热闹开心即不能解释，还有从贞卜文与周金文里比较出来的商人敬畏上帝，而周人只讲天，连这天也是人事以及从商周彝器的比较里看出来的，商人有巫魇，周人没有巫魇，以及从礼仪看出来的周人的生活态度(有宗教的民族都只能有誓约与戒条，礼则是人本位才有的，所以只有中国有)，这些也都不能解释了。
中国民间的气象至今仍是《诗经》的，工作不叫“工作”，叫“做生活”，人生是这样的完整，理知与美并不被从日常生活里特别提出来。而凡是奴隶社会，如埃及巴比仑希腊罗马与印度，一定是奴隶怨恨工作，奴隶主回避工作。怨恨工作，所以他们没有一篇从工作的欢喜里生出来的歌谣。回避工作，则成为出世的念头，如印度。或则因为太无事可做而寻是惹非的去做英雄，如希腊。中国没有史诗，因为中国有《诗经》，也没有那样的哲学，因为中国有礼。凡是奴隶社会，都必有威吓与胆怯，文明而同时野蛮，他们特别提炼出来精致的东西，理知也理知得恍恍惚惚，美也美得恍恍惚惚，最是经不起劫，动不动会随风而逝。中国人则虽是汉唐早成过去，而并无前尘如梦之感，几千年来的事好像仍在眼前，因为这事是人事，不像西方的如幻，在时也如幻，灭了是幻灭。
前辈王国维氏谓殷周之际曾经起过中国古史上最大的变化，实有灼见。惜不得该文一读。殷人重畜牧，有高度的手工业与商业，敬畏神鬼，酗酒，强悍喜征伐，王很威严。殷人的是否奴隶社会，还有待于考证，但殷人的这种作风，倒是巴比仑阿拉伯型的。殷彝器的制作雕刻极精，周初的彝因袭殷彝，但不久即制作与雕刻都变得不那么精致了，雕刻的不再是饕餮与夔那种巫魇可怖的东西，改为现实而世俗的图案，种种方面都比较简单明朗，看像是退步了，其实并不，到了春秋才又精致起来，但仍旧是现实而世俗的。周朝人才真是把这种彝器来实用，盛菜装饭的。殷人弄得那末精致，另一方面却连洗脸的匜也没有，匜至周才有。殷又无钟，只有铎，牧人与商队随身带的东西。周人才有大钟，他们堂堂的住下来了。
殷是这样的，具有奴隶社会的一切气氛，而中国之大它竟没有留下什么伤痕，也真是幸事。这大概因为殷的存在是凸出的，不比周的普遍、深入、悠久。再则像埃及与希腊有同时的巴比仑印度克利地等做她们很好的通商对手，殷却没有，所以时时要征战抢劫，在舒展不开的手工业与商业之上的奴隶社会体制总是不大能够完备、牢靠、扩大，而因此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留下的影响也就小了。影响有是有的，殷的后裔宋，宋襄公杀人祀神，正是他的祖传。还有宋人墨翟专讲鬼神。殷又曾几次三番征伐淮夷荆蛮，与楚民族的关系特别深，楚民族的巫魇原来是殷人的，楚人好为长夜之饮，连这也是殷人的。
以此，晚觉研究中国民族之德性应从周朝起。自周以来，中国人未曾受过奴隶社会的损伤，也没有受过农奴社会的损伤，有此健康的德性，故能于汉朝时受希腊的影响及其后受印度的影响，而较之希腊与印度的本色更好。印度文物传播缅甸日本等处，都无裨益，得益者只有中国，这是很值得思索的。近时美国人的东西，为西方文化的一变，其理知与美也到如幻的地步，其生活是平面的，他们想要把它构成立体的而不能够。在这种气氛上，近时美国人的东西倒有点像古印度的，将只有中国能承受她的而且胜过她的。
近时研究中国民族的本色的，或从经济，或从哲学，晚则从民间之做人态度，诗赋与明清小说以及歌谣，持与西方的比较，似有所得，以补诸先进之缺，独学无师，亦无力置书，谓昔人困而后知学，庶无贻过于荒嬉，幸先生教之焉。(四月十日)
内页（来源：凤凰文化）
张玉川致梁漱溟1947年
漱溟先生赐鉴：得四月十日
覆书，甚感诱掖。晚幼诵诗书，随逢五四运动，改习西洋文学，年十八又尊朱熹，至二十余，卒受时代之泼溅，乃就达尔文之进化论以观西方人之所有。而渐生疑闷，不解西方人何以如此实际，而同时又甚潦草恍惚，若有大不安者。为欲究悉这大的不安果何在，于是穷求马克斯学说，从其资本论，唯物史观，及其在苏俄之实践，苦思广征，并持以衡当前世界形势之变动，凡七八年，结果乃知其不过形势之学而已，且马克斯不解东方，西方人要懂得东方，是比东方人要懂得西方人更难的。马克斯学说的限制乃是受其所从产生的西方文明的限制。为求西方文明的此限制何在，乃研寻自希腊罗马至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十九世纪之革命的欧洲，以及近代美国，发见其数千年来一贯的人与物有隔，人与人有隔。人与物有隔，故格物致知非明物达情，占有物而不能万物与我并生，享乐而不能物以成礼，如“酒以成礼”，运用物而不能人与物如“鱼相忘于江湖”。人与人相隔，故有自由无自在，有信用无信义，信用仅为权利义务的约束，非如信义的是人生的大的贞信。以此，人与物人与人皆只能是关系，不能是善缘。占有必有穷有限，自由必有穷有限，阻隔又必有冲击，仅以形势的平衡相安，平衡必有破裂，故每过若干时必激起狂飙，求诸力的再平衡，虽一度有一度的获得，并继续扩大，而毁伤固已甚多，况且自古至今，自今至后，人永远不能摆脱力的旋律，如同命运，轮回无穷已，哀莫大于此。近代美国，与保守的英国，纳粹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苏联，虽彼此别异，其所凭借之文化则为同一。
虽然如此，但“虽有丝麻，不弃菅蒯”，东方人以其传统之文明将如何采取西方的物呢？晚乃研究日本，以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正是东方文明能通过西方的物而不丧失自己的一个好例证。然而日本竟在此次世界战争中覆败了。凡不能历劫，不能避免被毁灭的东西，必有其毛病，正如中国几千年来之历劫不毁必有其德性一样，晚乃就日本之文物人事与其情志重作考察，发见其文明的传统虽与中国同而有所未及，日本是楚辞的，知喜爱楚辞而不能了解《诗经》的境界。其崇儒，于孔子之门为如子路，不能有如颜回曾点，故又喜禅宗，盖以之调剂，故又喜王阳明。其承袭唐朝文明，而无汉朝的东西做根底，故于唐朝文明亦仅得其一偏，知爱岑参高适而于杜甫则不甚解。其于西方的物，接受的比中国人多，但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物是连情意一道接受了过来，而日本人则真只接受了西方的物。此所以戊戌政变不能成功而明治维新却成功了。但是近数十年来中国民间融和西方文化的程度实远较日本人为更深广。
于是晚又返求之中国，旁及印度。看印度的舞，绘画与造像，读佛经论，曾对于佛境欢喜赞叹，甚惊服，而终又疑闷滋生，见其似是而非。“虽有丝麻，不弃菅蒯”，印度文明是弃了菅蒯。此意当俟另函陈述，或俟日后与先生见面时缕析乞正也。晚而后乃知中国文明之伟大实乃举世尚未有其匹俦。中国古歌“卿云烂兮，虬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惟中国人能有此浩浩荡荡的光阴，虽佛之无数亿劫持以视此亦为琐屑，而西方人则更只有时间而无光阴。其和歌“星辰在天，灿然是陈，日月光华，弘予一人”，亦惟中国人能是这样的大人，较之佛更是现代的。西方人更不能有这样的大人，只能有神子或是人子，上帝的牧人。惟能是这样的大人，故能“威仪棣棣”，人事的礼惟中国人有之，连印度也没有，更无论西方人，他们都只有祀神的轨仪与交际术，他们的礼貌不是礼。从人事的威仪棣棣里生出来的“敬”，《礼记》里说的“毋不敬”，绝非恐惧卑屈，乃是人生的大的贞信，无论日本人印度人西方人都不能懂得，日本人盖似之而亦境界不逮。于此，晚乃豁然知“仁”字之为何义。殷墟贞卜文向谓无仁字，后来发见有一个。篆书“”原是人人，“井有仁焉”亦仁与人通。但仁字实自周朝起才正式成立，又至孔子而其说备，仁就是大人的道，仁人就是大人。如前人解大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即极好，持以校西方人之“奉行主的道，完成上帝的意旨”，始知其壮阔。印度有“佛”字，中国有“仁”字，皆为大人，如释迦说的“我此为最后身”，是人类至此才解脱了动物性的巫魇，对神的恐惧，对物的禁忌，而转了人身。惟是佛出世，仁人不出世，仁与人世更无阻隔，故更胜于佛。
孔子的大是中国民间的大，而同时孔子又有他自己的东西，我亦宜生于人间而同时又有我自己的东西，若尊孔而如高僧蜕化后奉其肉身遗体，漆之使不朽，则亦不必。大人者，生于人间而同时又有他自己的东西，时代亦然，时代是生于传统的，而同时又必有他一代的自己的东西，此亦即中国将如何成就今后世界文明之新生的问题。晚乃上究周朝，中乎汉唐，下至康熙雍正乾隆全盛时期，研寻当时何以能无禁忌的采用外来文物更比原来的更好，并思索其间若干朝代衰歇之故。忽从蒲柳泉之杂曲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琺瑯铜胎瓷器，发见清朝全盛期乃与汉唐同等辉煌。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新的东西，从明朝即已开始输入，犹之印度文明从晋朝即已输入，至唐朝而得融和，其成就得到当时世界的承认。清朝瓷器得到当时世界的承认，是和唐朝的丝绢得到当时世界的承认有同样重大的意义的。当时的西方人看到这种瓷器上有他们能懂得的熟悉的东西，而比他们的更好，有爱好与惊服。不过中国的士人经五代，宋元明而清，已不及唐朝士人的健康，其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较很差，但有朴学一支亦已可喜。
惟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又进入另一文化，此则为清代所不及采取融和，且至今尚未能完成者，而今之士人又较之清朝的士人并不更健康了多少，徒见其混乱，但是近数十年来民间在这方面的成就还是可惊可喜的，惟须如孔子之知诗，吴季札之观乐，始能考察得到耳。读罗素的哲学，甚有其精到处，而其关于政治经济及世事人情的论著则甚浅薄，乃知前人所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学亦如此，晚乃以此自勉，努力学会从自己所不习惯的种种角度去考察与懂得，俾不得为已经学得的东西所囿，从古物的照片、诗文、电影、风谣与流行歌，小家男女买菜烧茶煮饭，其容止与言语，来直接考察民间的哀乐，很发见了一些在转变中而仍旧是壮阔广大的东西。晚本来数学根基极差，也重又用心学会了数理方法的原理。哲学上的有穷无穷，有边无边，真与幻，向来闹不清，即如佛说极微与常我乐净，亦似是而非，凡此问题，晚于人事上能懂得，并且可以用艺术来解答，得到同样的美好而更正大的，但仍苦于不知道在哲学上要怎样才能说得明白，读了罗素的《哲学中的科学方法》及《算理哲学》，才得豁然。但罗素仍不知此等问题在人事上可如何解说，因此晚甚庆幸得生而为中国人。
晚生平未曾加入何种党派，少年时虽有所信，以诚实故，即有所信而情意微有不安者，终不加入，以免自欺欺人。大学已贫故未毕业，即入海关做事，半年舍去，茫无所止，为中学教员七八年，值此次世界大战，甚哀生民之遭毁劫，觉就战争之整个而言，只是一个无明，大的宇宙的愚蠢，欲披发缨冠救之而迄不能，至于今之国共问题也不是国民党的问题与共产党的问题而只是一个中国问题，每从报上见
先生的论著与行事，甚觉慨切。晚遭世乱以来，田园荡尽，逐什一自活，有长者见之，待暑假后介绍晚至其子开办之中学教书，且为说经中语曰，“行矣何难，取乳勿惭”，不觉感泣。晚年才过不惑，而已白发滋生，落两齿牙，自念用力甚勤，而于所学迄不得贤师友为之授记，无所就正，人生实难，闻道不易，尚未能有司马迁著书之自信。待他日行旅稍便，当谋拜见先生，倘得侍随三五年，举生所学一一就正，而获新知，则此生亦可稍稍有益于世耳。
承询及此，谨答如上。敬颂
撰安
晚张玉川上四月廿六日
晚来温州仅为读藏经及访亲，不日返乡，倘有赐教，请仍寄浙江诸暨暨阳中学斯颂远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