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1日 来源：腾讯文化
《东方经典》大型文献整理工程启动现场
“盛世修典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我们有汉朝盛世，有康乾盛世，这些盛世我们在文献里面能够重温，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盛世里面，特别是习总书记这么提倡国学，所以我觉得策划出版《东方经典》就显得尤为必要。”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彭明哲对腾讯文化说。
11月6日上午，由中国文化书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等多家单位联合承担的“东方经典”大型文献整理工程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
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苏叔阳、王小甫，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刘传铭，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康明，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裁潘少平等有关专家出席了本次启动仪式。
宋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四大典系，万卷而已；明有《永乐大典》，一典而三万卷；清有《四库全书》，近八万卷。越来越宽，越来越广，越来越大。以盛世而能修典，以修典而彰盛世，两全其美，相得益彰。
修典之目的，不在“复古”，而在“返本”；不在“守旧”，而在“开新”。1949年以降，六十余年之奋斗，中华迈进另一个“盛世”。“修典”亦在不断推进之中：如《中华道藏》49册，六千万字；标点本《新编大藏经》300册，三亿字；《传世藏书》123册，三亿字；《中华大典》八亿字，工程尚在进行中。东方出版社编纂之《东方经典》, 可谓文献集大成之作，凡300册，四亿字。“东方”二字，源出社名；“经典”者，则谓所收著作皆为各学科典范之作。
和此前的《传世藏书》一样，如今的东方经典也是对经典的古籍整理。策划人彭明哲对腾讯文化说：“对于大型文献工程的整理，很多学者会质疑，东方出版社为什么明知道有这么多的质疑还来做这个工作呢？我们是吸收了几代中国学者对古籍整理最好的成果，比如说故去的像陈寅恪，包括朱维铮等前辈整理出来的成果，这个书质量上面是可以靠得住的。”
主导整个工程的中国书院院长王守常介绍，此次“东方经典”的整理工作有以下四个特点：规模大：《东方经典》是大型典籍整理项目，以中国经典为主，收录最能代表东方文化之一流典籍，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上起先秦，下讫清末民初，收书2000余种，全部字数逾四亿，为1949年以来一项最大的、开放性典籍整理工程。
《东方经典》之最大特点是“重新整理”，以便利用。与直接影印相比，简体横排，新式标点的整理方式，费时费力，又最易引人诟病。采取这样的版本方式，是想读者之所想。二十世纪末，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些出版社曾实施大型古籍影印出版工程，但多是影印版和线装版，售价动辄数十万，结果却是束之高阁，成了少数人附庸风雅之摆设。另外竖排的繁体字也让普通读者不习惯，不便使用。限制了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的流布。
简体横排、新式标点、精校精勘之整理本，符合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要求，为有意愿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普通读者提供了门径，“买得起，读得懂，藏得下”。买得起，指价格低廉；读得懂，指整理方式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藏得下，指整理成果经得住检验，作为家庭藏书，可以传之子孙。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国自古有书香传家之传统，使中华民族长期居于人类文明之“高地”，成为世界各民族向往的“礼仪之邦”。然现今中国人之阅读量和家庭藏书量，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作为1949年以来最大典籍整理工程，《东方经典》面向大众，便于使用，为普通读者阅读经典提供最优选择，启迪智慧，传承家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精神面貌。
李学勤则希望出版社有长远的眼光。”我想还是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够急于求成，不是在这个时代急急忙忙做大书，漏洞百出，把困难想足了，慢慢做，认真做好这个事情。国学目前这么热，我们为之兴奋和高兴，也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反对空疏和浮躁。治学、为人相结合，反对空疏浮躁，像如今一哄而起，以空疏浮躁推动国学的发展，我觉得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一个很难修复万劫不复的局面。”
李学勤回忆说，“我这个年纪的人，年轻时当穷学生，使用的是王云五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它选的书不错，覆盖面很广，能够通俗，价格比较便宜，卖的比较便宜。所以我想东方经典能够做到这一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想给学古代史的人编一套书，都用最好的善本，甚至配一个书架给他。这么一套书放家里，基本上想知道的中国文化都在里头了。”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今天，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所占权重越来越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近期的讲话，也让很多传统文化学者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