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24 来源：凤凰文化
赵野（来源：凤凰文化）
文|赵野
1
去岁六一，在“风啊水啊一座桥”的木心美术馆，我第一次见到张奕明。主持人潇男介绍说，他是留美的钢琴博士，此次公和年会庆典的特邀演出嘉宾。一般印象里，演奏家不管几流，都有一种特别的范儿，总是被架在空中。奕明却很朴实，衣着随意，目光清澈，一头蓬松的卷发，很接地气。那天他弹的是葛甘孺的《古乐》，非常现代的钢琴曲，各种不谐和音像是被砸出来，不时还要用手直接去拨钢琴的琴弦。在座诸公，虽都为各方面的豪杰，独对现代音乐少有濡染，应该是基本不懂。这个作曲家的名字，也无人知道。但奕明自有强大的气场，让人感觉天才了得，把大家都征服了。演奏结束，掌声雷动。
接下来的交流中，奕明说他在梳理理民国以来的中国钢琴音乐，他认为很了不起，是一座宝矿，可惜无人问津，已近废弃了。然后提到了汪立三，说刚在NAXOS公司录制了三张CD的汪立三钢琴音乐全集。这也是中国音乐家的钢琴作品全集，第一次在国际上录制发行。
我平日自诩热爱音乐，却第一次听到葛甘孺和汪立三的名字。以前我以为中国的现代主义音乐，是从郭文景瞿小松那一拨开始的。尚记得约三十年前，在四川外语学院一个朋友的宿舍里，郭文景带来一盘磁带，是他刚完成的《蜀道难》，我们听了一个晚上，大呼过瘾。去年在国家大剧院听了《蜀道难》的现场，仍是感觉才华横溢，光芒四射。加之以前听过郭的《夜宴》的现场，我的谱系里，中国当代音乐，就等同于郭文景和他的同学们了。
今年的公和年会，奕明仍是演出嘉宾。这次他带来了江文也，我们遂有了共同的话题。几年前我就发现了江文也，认为他是民国时期最杰出的音乐家。江文也出生台湾，十二岁去日本受教育，二十余岁即在国际上屡获作曲大奖。1936年他初到北平，即被强大的文化传统倾倒，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及民间音乐，探索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中国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他在孔庙音乐里，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美感境界，没有欢乐，没有悲伤，像空气一样，无所在，也无所不在，他称之为“法悦境”。江文也深信这是东方文化最珍贵的宝库，独具世界上其他类型音乐没有的特殊性。基于这种信念，他在1939年，完成了堪称伟大的《孔庙大晟乐章》。这部六个乐章的交响乐，同时具有古典神韵和前卫精神，“是一项文化想象的重塑，为了现在而发明过去（王德威）。”他继而深入孔子仁学，写作了《孔子的乐论》一书，检讨仁和乐的关系。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思量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江文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个案。
因为奕明演奏江文也，我在朗诵诗歌时，特地选了《雁荡山忆胡兰成》这首。江文也与胡兰成，应该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一时也捋不清楚。晚宴奕明和我正好一桌，我们喝着海涛兄提供的上好茅台畅谈。他说下一张唱片，就要全部弹江文也的钢琴作品，我说我也一直想写一首有关江文也的诗歌。他说他写了一部《汪立三评传》即将出版，我遂讨要电子版先睹为快。他说要么你就为此书写个序吧，我就借着酒劲应承下来。
是为缘起。
张奕明（来源：凤凰文化）
2
汪立三1933年生于武汉，祖籍四川乐山，祖父是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举人，父亲则有狂士的禀赋性情，并遗传到他身上。1937年汪家迁居成都，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我也来到了这个城市。成都有一种迷人的精神气质，让人松弛，我完全熟悉它的慵懒和颓废。
那样一个时代，在成都长大，对汪是一件幸事。一开始他喜欢文学和绘画，这两种癖好其实随了他一生。抗战胜利，大哥带着两箱唱片回家，这份特别的滋养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进入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学音乐。1950年汪出川，先去天津，随后辗转上海，以钢琴和作曲两个第一名，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
卓越的音乐天赋，以及从父亲那儿承继下来的狂士风范，让汪很快就成为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在以一首钢琴曲《兰花花》瞬间成名后，汪和同学蒋祖馨、刘施任在《人民音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质疑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交响乐技术不过关，功夫差，并用了“刺耳的音响”、“一片混乱”、“最难听的”、“单调啰嗦”、“令人感到烦躁”、“离奇古怪”等字眼。结果是路人皆知，一阵急风骤雨般的狂批后，汪和他的同学被打成右派，先是下放浦东劳动，随后北大荒用猪肉或木材，与上海作物置换，把这批有专业技能的人要了过去。汪被分配至合江农垦局文工团，以佳木斯为中心，那是一个“比萧红的呼兰河更北更北的地方”（汪立三），一直到1963年，上调哈尔滨艺术学院，后并入哈尔滨师范学院。三年后，文革开始了，汪和其他老老师一样受批判，进牛棚，下农村，再回学校。从被打成右派，到文革结束，约二十年间，汪的生活本身，似乎没有太多可以特别说的。那个时代，有太多悲催的人与事，他不比别人更幸运，也不比别人更不幸，当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创作。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他这样的人，心里可以装着一坐火山，时代的、个人的乃至身边的一切伤痛和劫难，都可以先慢慢融化，等着命定的爆发。1979年彻底平反后，汪迎来一个创作的井喷，接连完成了四部重要的钢琴独奏作品：《东山魁夷画意》（1979），《他山集》（1980），《幻想曲两首——李李贺诗意》（1980前后），《二人转的回忆》（1981）。奕明写道：“这几部作品显示了某种空前绝后的特征：那是中年的成熟度和饱满度，以及多年不能写作而憋出来‘井喷’式气质。”我记得在诗歌界，大概是在九十年代，也有人提出“中年写作”的概念。
哈尔滨师范学院，1980年更名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我大理理的邻居、诗人潘洗尘1982年考入哈师大中文系，当我向他谈起汪立三时，他说他们认识，但没有多的交集。洗尘当年应该听过《东山魁夷画意》这个曲子，他说他就是从那儿，知道了东山魁夷这个名字。汪随后出任了哈师大艺术学院院长，陷入琐碎事务中，又是多年没
有像样的创作。北大荒及哈尔滨的生活，汪自比为苏武牧羊，还多了二十多年。据奕明的研究，汪的创作正好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上音的学生时代，一是1979-1981的中年时期，再就是2003年开始的晚期风格。那时，汪退休回到上海，新创作了《动物随想》、《读鲁迅“野草”》、《红土集》，根据以前的素材完成了《先知集》，改定了旧作《童心集》、《黑土——二人转的回忆》和《秦王饮酒》。2008年，汪因为身体的原因彻底搁笔。
2013年，汪立三在上海去世。
汪立三（来源：凤凰文化）
3
这几日，我反复听奕明弹奏的汪立三钢琴作品全集。奕明说汪是世界级的，我要好好进入。汪在学生时期的《小奏鸣曲》，已被苏联专家评价为“一个音也不能增加，一个音也不能减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深知这份评价的分量，那就是准确性，和对语言的高度敏感，是天赋加历练的结果。
汪自述少年时在青羊宫，一幅楹联印象极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影响了他一生，在艺术上体现为自然无碍，明晰清澈，这是很高的境界；生活中则万事不强求，随遇而安。这种人内心有坚定的尺度，视最高的美和想象力为终极价值，对自己的艺术语言充满敬畏，绝不哗众取宠，急于求成，所以汪总是修改他的作品，一直到病老搁笔。
汪立三现在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中国作曲家之一，另一个当然是江文也。汪完全具备现代主义审美意识，熟悉西方现代音乐的语言和技巧，但他的创作，是“为了表达他的内心世界，表达某种敲击他内心最深处的无以名状的东西”（孙慕天），因此没有刻意的求新与实验。他本能地处理理好了创新与永恒的关系，堪称大师手笔。“不管你手法新也好旧也罢，乐曲的紧张度（张力）、境界、布局构思啥的，这是古今中外都不会变的。”（奚其明）
汪立三很早就明确，要创作中国本土的音乐。他在香港“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上的发言《新潮与老老根》（1986），视野广阔，思想深沉，在尊重传统与突破传统之间，就音乐的现代性，作了一番东方的想象。他从“单音内涵的丰富性”、“音体系的多样性”和“乐思发展的散文性”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传统音乐，在形式和观念上，都有不同于西方传统音乐的特征，在音乐美学上，有其独特的深度。而这些特征，恰恰和二十世纪西方现代音乐，有很多的吻合。很显然，汪自己的创作，也是建立在对现代与传统的深刻反思上。在汪的音乐里，我能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素材，是怎样引导着他的精神游历，使他创作出了世界级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开放的，原创意义上的，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不知什么原因，汪留下的重要作品，全是钢琴独奏，没有管弦乐，也没有其他形式或体裁。这些作品，除了学生时期的《小奏鸣曲》，全部是标题音乐。这里有对民歌的改编，如《兰花花》；有对别的艺术形式的回应，如《东山魁夷画意》；有对古典诗歌的兴发，如《幻想曲两首—李李贺诗意》；有对个人生活和伤痛的记忆，如《黑土------二人转的回忆》。而汪自己最满意的《他山集》，五首曲目分别是“书法与琴韵”、“图案”、“泥土的歌”、“民间玩具”、“山寨”，则“熔铸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地山河，人生与梦想。”事实上，我理想中的中国原创艺术，不论诗歌、绘画抑或音乐，都应该具有这种品质和深度。这才是汪立三让我着迷的原因。
汪的绝笔之作《动物随想》，奕明说表现了汪的被困与无法脱困，是他逐步失去记忆，要想起什么却又想不起来的写照。我听来却是另外一种味道。也许是有意无意的想象和误读，“大象的舞步”、“沙漠里的驼铃”、“归心似箭的燕子”、“玻璃缸里的珊瑚虫”、“困在笼中的大蟒”、“蜘蛛的八卦阵”以及“梦中的蝴蝶”这些题目，我看到的是自由，沉着，意有所属而不不黏人世，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汪立三的绘画和文学一直没丢，他后期甚至画抽象画，康定斯基那种路数，大笔触，强调色彩的表现力。他也喜欢给每个作品写上一首小诗。他的诗歌语言和意识，却是前现代主义的，那么，他的文学视野，想来应该到浪漫派为止。
江文也（来源：凤凰文化）
4
上个冬季的北京，常常重霾围困。一个早上醒来，窗外灰沉沉的，太阳发出惨淡的白光，像被装上了弱音器，百米之内的塔楼若隐若现，仿佛在炼狱中。我心有所动，写了一首小诗《霾中风景》：塔楼，树，弱音的太阳/构成一片霾中风景/鸟还在奋力飞着/亲人们翻检旧时物件/记忆弯曲，长长的隧道后/故国有另一个早晨/如果一切未走向毁灭，我想/我就要重塑传统和山河。
这首诗写得很快，像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写完后我突然觉得，在不经意间说出了内心隐秘的抱负。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循着这个意趣，像怀着一种乡愁，寻找堪为典范的前辈和同道。这一次，仿佛完成了一个命名，我觉得未来的工作，有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像汪立三一样，我也有着成都带来的慵懒和随意，因此对这个抱负的完成度，我并不是太在意。只是这个抱负本身，就让我喜悦，如博尔赫斯所说，时间的流逝会让我安心。
晚清以降，我们的文化就完全沉溺在对西方的想象中。我们已经忘记了，“美乃公器，天下共逐之。”其实，生命本身那种感觉，人类精神那种东西，有何进步可言。在一次访谈里，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个当代汉语诗人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取决于他对传统的认识、了悟和转化能力。我相信这个价值判断，也可用在别的艺术领域。我发现江文也时，仿佛看到了一个新大陆。想想吧，他在1939年，就写出了《孔庙大晟乐章》，通过礼乐来召唤孔子的精神，“重建被剥夺的身份，恢复被割裂的传统”（王德威）。可惜时代错失了他，彼此都是悲剧。文学有个胡兰成，他的才情和语感，使他的写作有那么点意思了，精彩之处常让我扼腕：多好的汉语啊。惜乎这哥们志不在此，态度略略欠诚恳，文字就少了浩然之气。他本想做帝师，经天纬地，视文章为小技，最后还是文章为其留名。当代绘画，有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尚扬，他的《董其昌计划》系列，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的、当代的、尚扬的”特点的强有力的风格和形式，“在有人类绘画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找到对其定位的直接参照”（朱青生）。
一种文化的振兴，需要更多这样的托命者，汪立三也在这个序列列。他的很多思想和观念，应该成为中国当代音乐的重要遗产。除了前面提到的《新潮与老老根》，他还有一篇文章，《中国新音乐与汉语特点有关的若干理论与实践之回顾》（1990），探讨了汉语独特的语音语调，对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的影响。他写过一首艺术歌曲，歌词全用《韩非子》“滥竽充数”一节的原文。他先把原文读出来，再根据读音找音乐的音高。他甚至设想，将语音语调抽象化后，再把音乐中的其他参数代入，是不是能搞出新的作曲技法？而最让我吃惊的是，他提出了“超象思维”这个概念，认为在音乐创作中，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都不起主导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另一种思维，他称之为“超象思维”。几年前，我和夏可君力图为一种新的中国绘画命名时，有过多次探讨，中间曾提出过“超象绘画”一词，当然随后就否决了。冥冥中这种气息的相通，我油然升起一种会心的愉悦。
读《汪立三评传》，以及听汪立三也包括听江文也时，我有一个疑惑：似乎作曲家比诗人，在传统的现代转化中，更得心应手。奕明认为：“音乐上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西方传统古典音乐那一套，在被20世纪的人解构之后，很多方面正好符合中国传统的一些观念。周文中等人就是在找这个结合点。葛甘孺是周文中的学生，也是这个路子。比如西方传统古典音乐讲究很准的音高，很准的拍子，音色方面，相信充分振动后的饱满圆润的声音是好的声音。后来这一切都被解构了。音高故意不准，而中国传统音乐就是讲究余音，绕梁梁三日，就是所谓音腔，就是在音高上的游移。拍子也被打散了，正好中国传统就有很多散板，古琴有，山歌（比如信天游）也有。音色被解构后，各种不充分振动的所谓噪音被引进了。可很多民乐器本来就是不充分振动的呀，比如琵琶，就是要听这种非常凄厉的金石之声。还有比如很多戏曲的唱法，秦腔啥的，就不是充分振动的声音。所以正好对接上了。”
这让我大受启发。虽然在“道”的层面，各类艺术是相通的，但毕竟载体或说媒介不一样。声音和色彩，是人类共用的语言，只需要在里面发现或制定新的方法和规则，就能出新的气象，建立新的风格。诗人就要焦虑得多。现代汉语几乎是一门崭新的语言，需要先被激活，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把握的过程，如同命运，要有特别的历史机遇，和一些强力天才的出现，才会结成正果。江文也和汪立三，都写出了成熟的音乐文本，打通了东西古今的关系，他们的诗歌，却只在一个很初级的水平。但江文也在音乐上的创造力，比如他为了现在而发明过去，先知一样，开出了一条路，确是一个典范般的存在。
汪立三（来源：凤凰文化）
5
行文至此，我问奕明，汪立三最吸引他的是什么。奕明微来短信：“一开始就是音乐本身。当时我大范围看了很多中国钢琴作品，他的作品很明显的跳出来了。当时接触的几部他的作品风格桀骜不驯，倔强，磅礴。不仅专业技术出色，而且一看就是有诉求有话要说的。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人的生平，仅仅是作品。后来了解更多生平，才知道音乐中这些紧张度大概是怎么来的。”此刻，我在大理理家中的花园里，苍山烟岚袅袅，云霓无尽，让人有往世之想。
作为一个钢琴家，奕明数年奔波，四处探访，做文字活，为汪立三立传。彼时，汪已到垂暮之年，除了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基本上算是寂寂无名。因为这部评传，以及那三个多小时的钢琴作品全集，奕明把一个天才音乐家的形象和作品，完整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个世界，会因为留下了汪立三，就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这会改写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史吗？我相信会的，汪立三是那种能改动历史秩序的音乐家，也就是说，大音乐家。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弄潮儿，浮在面上。他们有着巨大的能量，总让自己处在某种中心，但对身处的文化，却没有一种有价值的态度，也谈不上任何回应。他们对当下生活，或一种时代精神，也缺乏深刻的感受。而真正自觉的创造者，大多只在一个“隐在谱系”（敬文东），在世时不为人知，他们也不在意，只做自己的事。这就需要有“二三素心人”（钱钟书），明白他们的价值，并传承下去。奕明就是这样的荒江野老，孤臣孽子，我理解他的苦心，敬佩他的工作。
大理的夏天，凉爽怡人，几乎每天都有雨水，洗得山峰碧绿，树木葱郁。我盛邀奕明过来，他首先问我家可有钢琴，我说我家没有，但潘洗尘家有。他遂告诉我，民国时代总共留存有一百四十多首钢琴曲，而他能够弹其中的四十多首，够开两次音乐会。他说他可以过来，为三五好友做两次沙龙，给真正的听众听，他也过瘾。我充满期待，但从这番话语，也觉出了他在繁华世界的寂寥。
我想我们都会同意，民国并不是一个时间，而是一种精神和气质，是林间吹过的悲风，池塘长出的青草，低空飞翔的燕子，是秦时明月，汉时空山。奕明对此情有独钟，由此开启他的精神计划，这是怎样的担当。他以一己之力，发掘出了汪立三，又和汪的亡灵，作了一场长长的对话，为这段历史，找回了一些坚固的记忆。身处一个价值日渐沦丧的浮世，我们能做的，就是忠于自己，像一株植物，只按本性生长，并不需要在乎风、鸟甚至人类的喜好。
现在，我要放下一切，去听奕明的汪立三，虽然这些天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最好的创作，一定在语言上具备唯一性，只能感受和体会，用另外一种语言去描述它，是徒劳也是不智的。因此，我也无法用文字，来描述我听到的汪立三。我只想说，如果你进入了他的世界，那是一片锦绣图景，你对生活和命运的理理解，也许就会丰富一些。如果你要想进入他的世界，就只能去找张奕明弹奏的《汪立三钢琴作品全集》，NAXOS公司2015年发行。在此之前，你也可以先阅读这本《汪立三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