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大会于2017年3月25-26日于北京香山饭店举行。本文为王宏印先生会议主旨发言。
上午好！上午最后一个演讲，很荣幸，尤其是和外文局外研社大家一起做的一个翻译工程。我的演讲是典籍翻译与术语系统是一个大工程，具体是回顾民国时期一场术语翻译论争，提供一个借鉴。我的想法就是说创新通过术语，看看前人的思考到了什么阶段，他们的成果对我们有什么作用。我们回顾民国时期发生在章士钊和胡以鲁之间的一场关于术语翻译的学术论争，以胡以鲁的主要语言观和翻译方案为基础，点评其中的重要思想，并就有关的讨论加以延伸和深化。最后，结合朱自清的调和方案与实施建议，发表了今日在讨论中华学术术语外译时可以借鉴的意见，希望有助于当下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民国初年有一场关于译名的论辩。
章士钊于1910年11月22日在《国风报》第29期上以“民质”为笔名发表了《论翻译名义》，欲“讨论意译、音译之得失”，其实是以考察意译的得失为主提出音译的主张。章氏继续发表文章作出反应，并且吸收了论辩对方的一些观点。
章士钊的主要对手是系统提出意译方案的胡以鲁，胡氏于1914年2月15日《庸言报》第26-27期合刊上发表了长文《论译名》，文章显然是针对章氏的意见的，但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章，而是直接论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是学术上用思想的交流，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学风，这是非常难得的。
到了1919年，朱自清在《新中国》第1 卷第7期署名“佩弦”发表了兼论二者的文章《译名》，基本上结束了这场持续十年的译名问题论争。
章士钊最早提出来的音译，对意译说的辩驳问题：
1.以义译名，果能得吻合之译语乎？能不能得到好的译语?
2.以义译名，弊害何在？
3.纵得吻合之译语，果即为适用之译语乎？可以用吗？
4.如不能得吻合之译语，吾宁择其近似者，抑将弃掷义译之法乎？
5.如欲得义译之良译语，有不可犯者何病？得到可以用的译名，那些错误不能犯呢？
6.以音译名，利弊何如？
朱自清在1919年发表的《译名》中有总结说：
反对义译的人说义译的大坏处，只是一件，就是定名混于作界，因此生了以下三个结果：
1. 不能把原名涵义全行表示，叫人对于原名的概念，不能有十分明确的认识。
2. 原名解说变了；新界说列在根据旧界说的译名底下，实是矛盾。讲的是概念变化的问题。新概念用了原来的理解就是违和了。
3. 名字解说本没一定，是大家的争点。现在根据一种界说译名，恐怕人要拿争界的来争名了。这是争论的焦点。
音译的好处，朱自清认为不外三条：
1. 不滥 章行严先生《答容挺公君论译名》的文里说：“逻辑非谓……所有定义悉以此二字收之，乃谓以斯字名斯学，诸所有定义乃不至蹈夫迷惑抵牾之弊也。”
2. 持久 章先生同文里又说：“若取音译，则定名时与界义无关涉；界义万千，随时吐纳，绝无束缚驰骤之病。……一名既立，无论学之领域，扩充至于何地，皆可永守勿更。”
3. 免争 章先生论胡先生《论译名》时说：“惟苟论争之点纯在立义，诚不必避；若不在义而在名，则为无谓之尤。……义者，为名作界也。名者，为物立符也。作界之事诚有可争，作符自事，则一物甲之而可，乙之亦可。不必争也。惟以作界者作符，则人将以争界者争符，而争不可止。”
关于朱自清观点的评论意见:
1. 从学术思想自由的角度而言，任何论争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翻译问题上的论争更是如此。没有必要的正常的学术论争，许多译法和译名就难以辨别高下正误，因而归根结底无法解决。
2.从译名本身是否容易引起论争和译名的统一性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愈统一愈不容易起论争愈好。当然，绝对的不论争也未必是好事，也未必可能。无谓的论争和高水平的论争也不能同日而语。
3. 在章士钊看来，相对而言，似乎音译比意译较不容易引起论争。这是有其道理的。而朱自清把论争扩大到音译派和意译派之间进行讨论，实际上是泛化了翻译论争的问题。
以下转而讨论胡以鲁的语言观和翻译方案。
1. 语言的命名来源于模仿，而且有先天之不周和缺陷。
胡以鲁借用西方哲人缪勒的语言哲学思想，杂以中国老子思想，提出“天地之始无名也。名之起，缘于德业之模仿”的卓越见解，实为难能可贵。这一思想经较为完备的扩充可表达为：宇宙起源时，有物而无名。名是人类模仿自然的结果。但是，原始初民的模仿基于模糊粗糙的感觉和情绪，或者由于语言本声的表意机制所限，故而语言从一开始就有缺陷。各国语言大抵如此，约定俗成，哲人力求改变，他充其量只能做两件事：“定名词之界说，俾专用于一途；或采方言借用语以刷新其概念耳。”不过，前者只能新一时而终难持久，后者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结果便是：“思想之进化，与言语之凝滞，其相去终不可以道里计。”也就是说，相对于思想之进步迅速而活跃，语言永远是落后的和呆痴的。
【评论】 就形而上的语言观而言，这里涉及三点：
其一，联系到柏拉图的观点，人类语言之缺陷，是先天的，“原始始源语”可谓统一的无缺限之语言，但那是形而上学的逻辑推论，实际上不存在；
其二，联系到本雅明的观点，任何人类语言都有缺陷，或称为“碎片”，合之则为一统一语言，或可达上帝即神明之语言，即绝对之无缺陷之语言，但人类无法拥有和操作；
其三，就人类的语言天赋和运作能力而言，多语言导致翻译只能通过这种有缺陷的语言并在其中进行，可见翻译本身的工具是有缺陷的，不完备的，这导致翻译活动本身的缺陷。
2.思想既与语言不同步，语言之更新实应求助于古代文化渊源。
胡以鲁认为，二十世纪虽然有众多的新术语令人目不暇接，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词语在翻新，这可以追朔到其文明的源头。这种情况，中西皆然。例如西文，“通常用语，既因循旧名不变，学术新语，亦大抵取材于希腊拉丁而损益之。”接下来他说：“其旧社会之文化，未尝高出于吾国。其措义独能适用于今乎？”他的意思好象是说，西方文化在古代未必高于中国文化，则今天它的措辞就不能作为适合的代表。如果我们不去过分地追究他推论的结论，只是从中寻求思想，则有几点启发：1）中西文化，各有源头可索求，其语言之情况大抵相同。2）中西语言，如今都有不能适应新情况的问题存在。3）照此推论，则各国语言之问题，皆应到其古代的源头寻求其应变之资源。
【评论】语言更新之途径非一种，而有三种：
其一，返本求源，是语言更新之一种策略，对于群体和个体的语言能力皆如此；
其二，深入生活，求取方言，乃更新语言表达能力之另一途径，有些可能与古语相合；
其三，向外追求异族异国之语言，作为借鉴和补充，乃革新语言之另一途径，不可忽视。
3.语言乃民族精神之所系，保有语言纯洁即是保持民族自尊。
“国语，国民性情节族所见也。汉土人心故涣散，削于外族者再，所赖以维持者厥惟国语。使外语蔓滋，凌乱不修，则性情节族沦夷，种族自尊之念亦将消亡焉！此吾所为涓涓而悲也！”语言反映民族精神，乃德国人洪堡所首创。这里作者没有进一步把民族精神在语言中的方方面面分析下去，而是把本族语言的保护提高到保国和自尊的高度加以强调，并作为写作此篇的动机，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同时包含着反对音译倡导意译的思想基础，和主张民族语言的纯化与反对外语的污染的思想。但从总体上说，关于语言的民族精神的强调不应直接推出保守的语言发展策略。
【评论】联系到近世乃至当前汉语的状况以及相应的策略和语言政策：
其一、就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而言，语言是一种文化软实力，一种语言的传统与容纳性是否强大，决定了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和应对现实中的地位和态势，反之亦然；
其二、一个民族对自己的语言是否敏感，会联系到该语言对于现实的反应程度和敏感度，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家和诗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三、在当下全球一体化和地方化同时并举的时代，要消极地保持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十分困难，来自网络语言的非规范化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和代际之间的逆向作用。因此，语言的环境污染已经是全球性的，结构性的，而不是暂时的或局部的。
保持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已经是一个包容的问题。
4. 翻译须明了国语外语之本质，有适宜借用者，有不适者也。
有的语言适合接纳其他语言，有的不适合。比如希腊语。
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然言语为一社会之成俗，借用外语，非其所习，亦非其所好也。”所以，借用外语为不得已，但有的语言，如波兰之于俄语，不得不借。“固有之事物少而国语不足以为译者，概言之：即其国之文化，相形见绌；而其国语之性质，又但宜借用，不宜义译耳。”例如波斯语借阿拉伯语，日语借汉语，英语借希腊、拉丁、法语。而认为汉语不适宜借用外来语。“吾国语则反是。”他举了佛经翻译的“五不翻”，认为是少数。蒙古与满清征服，反被中原文化和汉语同化。只是近代，“殆于晚近，欧西文物盛传；借用外语者方接踵而起。”
这里的问题有三个：
其一、语言之借用乃一交流中的常态，因此在本质上，任何语言都有消化和利用外来语的能力。根本不存在那一种语言不适宜借用外语的问题。这种思想对汉字有夸大的倾向。
其二、由于文化类型的差距，和语言的谱系关系，语言之间的借用和同化有不同的性质和难度，但不是借用不可能或不适合。
其三、不能因为在历史上一个语言借别的语言少就认为该语言不适合借用外来语，何况事实上汉语在历史上的外来语已经不少，其中很多是音译而来的。又以英语为例，英语正是因为外来语多而杂，才增强了消化外语的能力，因而才成为世界通用语的。总体说来，此条中的保守观点来源于上一条对于汉语民族性的不无偏颇的认识。
5.汉语和汉字的相对优势和缺点，以及同化和借用外来语的机制。
胡以鲁通过对汉语和外语的比较，便于发现汉语本身的长处和短处。其要点如下：“不足云者，文化短绌，未尝具体概念；语词发达，又以在物质在感觉者居多；表形上之思，粗笨不适也。”这就是说，由于近世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以致于汉语具体概念多，抽象概念少；表感觉表物质的词语多，表精神表理性的词语少。哲学上形而上学思维不发达，也是其原因。再则，由于学术落后，专业术语不足。“汉语学术不精，术语自必匮乏。”例如，古代的名学，在概念和术语上，皆不如西洋逻辑。而外来语借用的不发达，主要是由于汉语和外语“异其类，有自然阻力若此。”但汉语汉字也有优点，其优点是：“词富形简，分合自如，不若音标之累赘，假名之粗率。”
【评论】应当说，胡以鲁立足语言的性质特点来说明翻译问题，是很有见地的。他还进一步借助中文和外文的差异，说明音译的困难，和借助意译的同化功能纯洁祖国语言的必要性。他说：“况意标文字中，取借用音语杂糅之；诘屈聱牙，则了解难！词品不易辗转，则措词度句难！外语之接触不仅一国，则取择难！同音字多，土音方异，则标音难！凡此诸难事，解之殆无术也。”虽然胡氏指出了音译的诸多难处，但词里行间，显然流露出夸大之意。因为他的基本主张是用意译加紧外语的同化过程，在骨子里是主张归化翻译的。
胡以鲁译名三十条主张，
首要的二十条讲意译。
1. 尽量用汉语固有之名。虽然有的名词“具体而微”，有的“概念少变”，有的“废弃不用”，也可恢复使用。但是，有的已经被新词所替代，当然就不再沿用旧词，而换用新词了。（第一到第四条）
2. 国语所无，又有经过日语转译来的术语，可以借用。首先是日语中的汉字，与国语相通的，可以借用。例如，“社会”、“淘汰”。有些意思大体吻合的，如“心理学”，“心”为旧义，也可借用。容易引起误解和混淆的，可改动而用之。但若日译不合汉语语法者，则不用。日文固有之词语，假同训之汉字，日人所谓宛字，则不用。（第五、六、七，十五、十九条）
3. 原语中一词多义，则分别译之。例如sovereignty。语义较丰者，也可用汉语集字法译之。例如用“生计”译economy（经济）。有不同语源的，要慎重对待。例如来自拉丁的liberty（宽肆）和英语本身的freedom（解脱）。（第九、十、十四条）
4. 意译的几条原则包括：“取主名之新义”，“取易晓之译名”。音义不可兼译。但形容词屈折词尾可兼顾音义，如“的”、“性”。一义可有动、名两用之词，重在译名词，例如，definition和define ，译为“界说”，做动词时“则不妨加作为等字”。（第十一、十二、十六、十七、十八条）
5. 译名固不能求全，但“浅陋，迷信，排外，媚外等义不可有。”（第二十条）例如“器械之属，故有其名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者，自我译之。” 这实际上是为译名制订了基本的原则，谓火柴为洋火，浅陋也；谓钟表能自鸣，迷信也；谓西餐为番餐，排外也；谓洋帽为大帽，又媚外也。
关于音义，凡有十条，但不是一点不能有意译。其中包括人名、地名、官职、鸟兽草木、金石化学、理学（物理学）、机械、玄学（哲学）、宗教、历史上的文化局限词等等。
【评论】关于胡以鲁提出的三十条的详细内容，和一些具体例证，姑且可以不去深究。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大部分却是正确的，其中可以借鉴给我们今日之研究的部分，许多仍然是有效的。
朱自清的术语产生程序方案
1. 政府审定
（即政府的语言政策和有关法令）
2. 学会审定
（即专业学会有关译名统一问题的决议或议案）
3. 学者鼓吹的力量
（即专家的理论观点、具体措施，或者宣传鼓动）
4.多数意志的选择
（即社区公民在社会实践中对于译名的取舍和历史的淘汰）
今日文化术语的解决途径如下：
1. 专业学位点的建立与专门研究；
2. 从学术式解决到实施性解决方案；
3. 历史累积式的术语辞典结构和完成；
4. 形成多学科辐射和媒体渗透机制；
5. 反思与调节机制的内控与再生机制。
演讲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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