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28 引自王博教授2013年在中国文化院的一次讲话记录
我的题目直接看好像没有围绕信仰和伦理，但仔细一想这个题目一直很紧密的关联着信仰和伦理，也试图对中国的信仰和伦理、或传统不是当下的信仰和伦理本身的一种特性提出一种解释。
我这个题目，其实本来我在写一篇文章，因为最近在主持中国经学史的一个很大的活动，经学三变。我想把经学的整个历史划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经学的形成，这个时期以周公作为最典型的代表，那个时代的象征，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三代文明的总结或者集大成。第二阶段是经典的儒家化，这当然是由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从战国到西汉初期完成的。第三阶段是经学的意识形态化，这是从董仲舒时代开始，但我不把他看成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我看来是以朱熹作为象征的。所以，差不多是周公、孔子、朱子作为这三个时期里面最重要的象征，这里我把它称之为经学三变。所以，我今天上午的题目是讲前面的两个部分，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详细的展开讨论。
如何理解儒家的传统，如何展开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趣事？似乎可以确立以孔子为中心。上达周公，下通朱熹。在这个观察下，周公开始了一个构造经典的时代，孔子开辟了经典儒家化的方向。而朱熹则完成了汉代展开的经学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所谓的圣人和哲学家们就是设计师，他们设计的是我们的生命，他们设计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设计的是我们的政治秩序，他们设计的是我们的宇宙秩序。我们想西方是同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想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当然我们想政治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想到鲁索。他们当时的设计奠定了后来整个政治秩序的这样一个基础。
最近我们北大哲学系刚搬了新办公楼，我深感到设计师的重要，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设计师，我们那个楼会更好，题外话。这种设计师对世界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塑造中华文化的品格，并且代表了发展过程中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三代帝王的政典变成经典，对于中华文化品格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我们也许没有在欧洲传统里所看到的，我们在伊斯兰传统里所看到的那么强的一种超越的宗教的品格，而更多的呈现出一种政治性宗教的特点。跟中国经典本身构造的过程也许有某种关联，因为这种经典它活跃在实际的生活世界，发挥着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的功能。
第二个阶段古代经典经历了从实事到孔眼的转变，这是我借用孔子的一个说法，孔眼就是脱离了具体的生活实践的这样一种看起来比较抽象的一种言论；而实事是在实际的事务中间，在具体当下的，像孔子时代是春秋里面所表达的一种历史事实中体现。但是这种从实事到孔眼的一种变化，也就是礼坏乐崩，恰好导致了自由解释空间的扩大，有时候并不是坏事。我们熟悉中国思想史的人大概都有印象，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乱世，这当然就是一个自由解释空间的扩大。这样的话使思想创造和经典新译成为可能。
第三个阶段就是说这个时候经学典籍成为政典和科技考为标志，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社会成为鼎盛和成熟。在我看来中国儒家社会大概到成熟是在宋代以后完成的，之前从汉到唐，即便是宋儒也不大承认儒学在这个世界的确立。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代表性的观点，第一个阶段就是经典化的最初时期，最核心的观念是天命和德，如果我们去看整个的六经，天命和德的观念是最突出的，第二个阶段最核心的观念是天道和心，也就是经典儒家化的这么一个时期。第三个阶段以宋儒和理学为代表的，最核心的观点是天理和信。这三种观念差不多关联着一种最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天和人的关系，从宇宙秩序到政治秩序，一直到生命秩序，生命间的一种关联性的理解。
因此按照我这样一个理解的话，我这个文章当然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可能重点会提到周公和经典的一种构造。古文学派尊崇的是周公，不是孔子，他们把孔子看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换句话说，孔子更多是一个传承者，经典就是周公所创造的一种政典，就是和政治有关的，和治道有关的一种典籍。这种不同的理解中有调和的余地，这种调和就是我们把它分放在两个不同的时期，这种分放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演进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更多是通过一种经典的解释方式来进行的。换句话说，周公，集三大文化为大成，而孔子重建里约，修订实属，劳尔好意，碧血春秋，奠定经典儒家化的根基，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当然周公和孔子都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换句话说我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两个人，并不是个人，这是一个时代。某种程度上讲周公其实是三代的符号，当我这样做理解的时候，我其实是把孔子和三代之间做一个区分，孔子是孔子，三代是三代，也许我们要重归三代，看作他和三代之间没有一个分别，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汉代人开始提出的孔子为汉治法，其实他的着眼点不在三代，而在未来。好比我一直觉得习近平不应该总是要回归毛泽东和邓小平，他应该面向未来去治法，而不是说回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在他们中间，我开玩笑说，毛邓就是矛盾，我们不应该在矛盾中纠结，我们应该面向未来和世界做一个思考。
对周公个人来说，治理奏乐是最重要的事情，虽然也有人把周力春秋等书和周公之间有一个连接，但严格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经典是同一个精神世界，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周公代表的精神世界，这些经典就没有办法形成、完成和整合。
经典的形成和确立至少有三个标志，第一个是时人的诚意，这些很重要，我经常有时候关注我们的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引用什么经典，他们似乎并不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他们可能会引用老子、引用论语。第二点教育的根据，特别是教科书，教科书为什么重要，因为教科书某种意义上讲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核心价值的体现。当然教科书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种类。第三个是价值的元素，它还是不是我们这种价值的根基和来源，也就是我们在经典中是不是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据，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价值的渊薮，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样一句话。
这种政治性的经典，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基本上是以治道为中心，也因此这种宗教是什么？宗教是政治性的宗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宗教传统基本上是以政治权利为中心所展开的，他没有一个超越于政治权利之上的宗教。第二，伦理也是以政治伦理为中心而展开，那么这也是中国伦理的一个特点，所以，政治世界成为思考的一个中心，我觉得这一点对以后中国文化的一个展开，不管是经典的儒家化，还是经典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到今天，都会发生一种根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