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03 来源：艺术界LEAP
摘要
艺术家徐坦2014年在旧金山堂人街为“关键词学校”项目进行录摄工作
借 LEAP二月刊《帝国子民》探索殖民、后殖民文化在当下全球范围意义的契机，客座编辑白慧怡邀请艺术家徐坦进行了一番深度访谈。这位将研究与美学经验相结合以探索社会议题的艺术家，分享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演变以及与外来文化磨合的洞见，以及当代中国艺术家和思考者在已有的权力构成之中要如何作为。
白慧怡：在您看来，21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其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一个积极的思考者(而且是关注带有政治性的艺术行动的话题)。在这一期相关的概念中，我有问到“帝国影响下的子民”，这也就是说，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无论来自哪里，都受到殖民或后殖民的影响：我们既外在于历史又被历史所塑造。这种论断您怎么看呢?
徐坦：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渐渐丢弃原来的文化传统，加入到一场以西方模式为框架的发展竞争。但是，中国没有明显的殖民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普遍流传的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1这一直是有效激发民族主义的理由。所以，中国接受全球化和现代化是以想像沦为的殖民地的忧患和悲情意识所激发的。这使得中国当代社会利用全球化的浪潮，迎接这种“被全球化”，扩张自己的能量和攫取权力，不仅要扩展生存空间，也要从西方世界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夺取更多的份额。我看到的西方学者眼中的全球化是一种单向度的发生，所以更多的是在批判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价值覆盖世界;作为生活在中国的我，看到的却是，第三世界也在利用全球化，向西方世界扩展，除了经济、政治的能量正在改变全球势力平衡以外，移民浪潮，也正在改变着作为世界中心的“颜色”。
倪卫华，《风景墙——上海中山东一路》，2009年，摄影，150 x 100厘米
中国社会，从表层结构来看——包括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理论，也都是从西方世界(包括前苏联)引进的，我相信其他行业和领域也是一样的——这如同语言的翻译，一种政治文化的结构，要翻译、移植到另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然而，在过程中“走样”了。同时，我认为，“走样了”的“翻译”是最有效的，除了有效地摧毁传统文化，也从经济生存和文化生活方式上，创立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普遍的“安身之地”。中国人有理由接受进入现代生活。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需要一直走下去而不可能回到传统，但如果一直走下去的话，在西方文化引导下，又需要一直进行跟随性的翻译——所有的“翻译”都可能走样，那么，有意识的走样，是唯一有效的机会和方式，无论是从正面，还是负面来看，具有现实接受的可能性。
民族主义的狂热，容易使民众对国际环境没有恰当的看法。而知识分子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议题，没有意识到对资本主义批判也是知识界文化界的另一个重要责任。
数十年前，发达国家为了实行绿色经济，将对环境危害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那么今天，当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问题时，这种转移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崩溃。而且如果每一个发达的地区(包括新近发达国家)都把危害性的生产活动一轮接着一轮地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人类最后只能穿越时空逃到其他星球上去，而且能去的估计也只有极少数权贵。
倪卫华、王家浩，《发展-福州路》，2001年，摄影，100 x 150厘米
西方的新左派不断地批判当今的资本主义体制。但是没有替代方案。甚至说，想像资本主义的末日比想像人类的终结更困难。我觉得，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终结也是那个文明的终结。作为身处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描述这个终结呢?如果这个地球文明不是由西方文明主导，而是由以前的印度文明或者中国文明主导，人类的终结有可能会来得迟些(这是我个人看法)，但是代价是活着的人缺少自由，缺少个人权利，物质生活质量低劣，人们只能把生活的期待寄托在血脉的传递上：“下一代会更好”;但是，今天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交换，即使不久将来人类据说可以搬去火星。
2015年在俄罗斯乌拉尔双年展开幕式上，有人问策划人：作为有中国背景的策划人，能够为俄罗斯社会和文化带来什么，会后大家讨论的结果，作为没有现代主义文化背景和遗产的中国，能带来的只有在思想上不断革命和打破。
白慧怡：当想到全球不断增长的紧张感，以及地区内部日益加深的区隔时，作为调度艺术或视觉文化语言的艺术家和思考者，我们在已有的权力构成之中要如何作为?
徐坦：我的工作，就是以一种社会实践的方式，去再确认我们今天这个被普遍描述的“已知的”世界。去研究知觉和行动方式带来的感知材料，以期得出通常学科知识以外的认识(虽然我并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我不知道我是否真是一个“视觉艺术家”，虽然我常在视觉艺术圈里活动。我的社会实践，是指对认识行为本身进行研究和呈现的实践，而通常所谓社会介入类的行动相对比较少。
艺术家徐坦，2015年2月摄于迪拜
多数中国人可以认同这些大多来自西方的知识，但却不一定会按照知识所说的去做。而在中国的传统中，读书人(知识者)需要“知行合一”，而现在的“知”和“行”的分裂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情况，如果说有一种后殖民时代的知识状况的话，中国的这种情况很典型。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的建议是，所有从事文化和社会性知识活动的人，知识生产者，要强调进行实践活动，特别是在本土。只有在实践中，作为知识的概念，真正获得价值上的评价，成为信念，不仅仅是一种文本，情况可能才会改观。
注释：
1.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中首次提出。毛泽东和邓小平后来都引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