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1月18日 来源：澎湃·思想市场
甘阳：如果儒学不能自我节制的话，我担心它会走火入魔。
第十三届开放时代论坛现场。图片来源：微博账号“开放时代”
2016年第1期《开放时代》杂志发布了题为《儒学与社会主义》的专题文章。这篇长文记录了第十三届开放时代论坛的现场讨论，该论坛于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广州举行，主题正是“儒学与社会主义”。
来自儒家和新“左”派等不同阵营，以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不同专业的学者参加了论坛，其中包括：甘阳、肖滨、陈少明、姚中秋、唐文明、孙江、吕新雨、杨丽君、张小军、麻国庆、卢晖临、罗成、刘骥、李长春、翁贺凯、刘伟等。
回望近代中国，社会主义作为一股最为强劲的外来思潮，自日本而进入中国，终蔚为壮观。儒家的大同思想、平等观念、伦理本位、和谐意识、志士人格，都起到了接引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重要作用。
当前再度关注这两种思潮的意义何在？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是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导致基层社会溃败的回应。而儒学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吞噬社会之今日，是否可能作出积极的回应，再度接引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对于以儒家为社会及文化基调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首先发言，提出了“儒家的自我节制”这一概念，意指在儒学已经成为显学的今天，要防止把儒家万能化，好像儒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提请大家思考：儒家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是儒家做不了的或者不能做的？“还是仍然像当年牟宗三所提出来的那样，儒家先从道德主体自我坎陷，转出知性主体，然后从知性主体再转出民主，似乎所有东西都要从儒家开出来？这个我是一直都怀疑的，所以在很多方面我讲的东西可能仍然回到我80年代的立场。”
那么，什么是他的80年代立场？1980年代很多人提出“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和儒学相关，把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转化为一个儒家的命题，来证明儒家不但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甚至是东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资源。甘阳对此并不完全否定，但他认为力图去论证儒学与现代世界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甚至是有利于现代世界的，是让儒学迎合现代世界各种各样的功利要求——或者促进科学精神，或者促进商业精神、市场经济，甚至促进民主，等等。
在甘样看来，所有这些都不是儒学的根本价值所在，而只是把儒学变成一个仅仅符合现代社会的工具。他认为这都不是儒学真正的天命所在，而且很可能造成对儒学本身的歪曲。他甚至认为如果儒学过于激进地介入社会现实政治的层面——从王莽改制到王安石变法，到清末康梁强烈的儒家指导的政治变化等等——结果通常都是灾难性的。
甘阳比较儒家和现代世界，指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不同的：传统社会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个价值理性主导的社会，但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的社会。所以儒家不再可能是全面性主导的，它能起到保守主义的作用。“我个人也是从保守主义的角度出发，现在也是一个很自觉的保守主义者。”
甘阳强调他今天讲的儒学，主要问题仍然是在教育领域，“正人心”方面，但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性的领域，而是说包括社会人心的教化。儒家的发展方向是对现代社会——科技主导的社会，技术理性主导的社会，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加以规范、节制、调和。
“在工具理性和科技主导的基础上，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中国特色，整个人类都会在技术理性的笼罩下。当然我个人是非常反对这个东西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现实，也不可能扭转。儒学唯一的功能只是在人心的教化上面，所以我持一个非常悲观的看法，如果着力去论证儒家和现代民主，更不要说市场经济等等的一致性，都是对儒学的歪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大相信儒学可以在现在这样一个技术和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完全恢复一个古代中国的全面儒家社会。如果儒学不能自我节制的话，我担心它会走火入魔。”
（澎湃新闻记者 普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