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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不只是中国想复兴传统(三)

2015年11月18日  来源:腾讯文化


三、把孔子当文化商品是对儒家的不敬

中华文明或者是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这些“历史的复兴”是否只能作用于本土?还是说它们的出发点就是针对本土的,而非具有如“欧洲现代性”那样推行至全人类的抱负?

德里克:我对普世主义的规范性主张(normative claims)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历史影响,以及历史上全球化和普世性之间的关系。欧洲现代价值、观念的规范性主张对于很多人来说都缺乏说服性,包括欧美社会内部的一些人。在欧美社会,很容易找到民主的敌人或者人权(甚至只是“人性”的提法本身)的批评者,左派、右派里都有。而且,观念和价值不会自行传播,而是需要具体的行动者、传播媒介来把它们从一个社会移植到另一处。这些欧洲现代性的理念和价值,至少在最初生效的时候,是借助包括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在内的统治和霸权传播的。这方面印度可能是最好的例证。中国晚清知识分子最开始对欧洲现代观念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想找到“西方式”富强的资源。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也类似。不过时间一长,这些理念和价值就被本土历史内化了。

欧美人积极地宣扬与欧洲现代性相关的理念和价值。不过我们不要忽略这些理念和价值经常彼此冲突的事实,这反映了欧洲现代性内在的矛盾以及对它的反抗。这些价值在异域被接纳吸收,往往伴随着对政治、社会转型中所涌现的不同社会群体的赋权过程。正如我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书以及最近一篇文章中阐述的,“China/ 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上述遭遇的产物。从其民族主义性质的起源,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展开,再到“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革命一直受两种力量的同时影响:向欧洲现代性的归化,以及对其霸权的抗拒。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成为了一个与既往中华帝国截然不同的社会,尽管“中国”被认为继承了前朝。当下对过去的——即所谓“中国”历史——的判断,是被一种思想意识过滤了的视角,这种思想意识伴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构转型而产生。 即使是最近对于革命的否定、对传统复兴的偏好,也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我所谓“全球现代性”的一部分。类似的历史书写在正在印度、土耳其等地区发生着。


复兴传统的偏好非中国独有


观念、意识形态、价值和宗教从一个社会文化语境传播到另一个并不新鲜。一些学者认为早在十二、十三世纪,穆斯林人就造就了第一次全球化,彼时伊斯兰社会正从北非到东亚扩张。佛教也曾遍布亚洲,现在还在欧洲和北美扩展。儒家文化则成为了东亚空间(包括当今的华人国家、日本、韩国、越南)的标志。我认为欧洲现代性与上述不同的,是它真的遍布全球:它深深地影响了当今世界的所有社会。况且,这不仅仅是思想的传播,更是自十六世纪以来一统世界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全球化。

讽刺的是,当这些社会正在全球资本主义中获取成功时,他们也在努力复兴那行曾经被欧洲现代性边缘化了的“传统”。因此,全球现代性是一个文化冲突场域,而且在近三十年成为核心问题。在我看来,对“替代性现代性”的提倡,还是局限于狭隘的地区视野,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传统没有资质要求变得“普世”,而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他们要求用自己的霸权去主宰其他与其竞争的“传统”,不但是要超越欧洲现代性,而且是要凌驾于别的传统之上。

第二,他们在文化层面固执于民族特性,这让它们无法引起其他文化的兴趣——这无疑是自我破坏。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仍是欧美人在坚持“人类”优先,而中国大陆则坚持要用“中国特色”来概括自己的方方面面,从最关键的到最细枝末节的。

第三,这些“替代性现代性”是由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赋权的,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视野疆域。即便各种替代性现代性坚持保留民族特色,它们仍是被资本主义文化改造了,而资本主义文化恰好有着深刻的欧美文化烙印。因此,宣称要追求替代性现代性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对文化改造的反抗姿态,而传统的复兴更像是要为这一过程提供一种控制机制。

未来如何,并不容易看清。不过如果我可以对最近中国大陆兴起的传播“中国”价值的“软实力”发表意见的话,我认为将孔子包装成一个“品牌”的做法,事实上是对儒家遗产的不敬,这无助于中国文化的“普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