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3日 来源：腾讯文化
阿里夫·德里克以其中国革命史研究而闻名于世，他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37》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必读书目。近三十年来，德里克转向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萨义德等其他“后学家”不同的是，德里克的思索与讨论几乎都立足于“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德里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全球性的士大夫”，多关注全球问题，而非仅仅局限于民族身份。
阿里夫·德里克
一、“中国模式”是“历史复兴”的结果
对于现代性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核心问题，然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文化民族主义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民族历史意识的复兴是现代性最大的挑战吗？
德里克：首先我想阐述一下“全球现代性”目前的情况，而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围绕“欧洲现代性”来解读，这是我们讨论的焦点。欧洲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他者的历史，把现代性看做欧美社会的特殊性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即反映了这样一种以欧洲，尤其是以日耳曼社会为中心的历史意识。
正如伊曼纽·沃勒斯坦所说，这些学术领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成型，受上述欧洲现代性预设的影响，把它们所研究的对象划分为“历史性社会”，“文明”（能够追溯到某种明确的文化、宗教传统），以及“前文明社会”（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著”社会）。欧洲现代性发明了可以确证其普世性的“历史”。而那些没能符合这一历史轨迹的社会，则被归类为没有历史的“传统”。
二战后兴起的社会科学话语将这些预设带入了现代化理论笼罩下的“发展”研究。现代化话语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现代与传统的二分。现代性被认为是欧美社会进步的成果，这种进步性的特征包括科学理性、个人的自尊和自主，民主，以及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即所谓“第三世界”）拖着沉重的过往包袱而停滞不前。
马克思和韦伯是互相竞争的现代化话语的思想源头。马克思主义者谴责社会关系结构的停滞，例如，他们认为中国从周朝开始施行了三千年的“封建制度”。韦伯主义者则把批判重点放在落后文化对现代化的阻挠，比如“儒教”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第三世界的历史都被解读为某种在欧美社会胜利面前的失败者。虽然两种理论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宣称：迈向现代性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超越过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非欧美社会历史的否认恰好和当下这些社会对民族(nation)身份认同的强调并存；而在现代性体制下，民族的成立需要通过强调历史而实现。“民族”这一概念是现代性的发明。它们需要历史赋予意义。
历史被调动起来，用于重写过去。以民族进步为目的的“民族书写”与现代性对过去是停滞不前且失败的指责，发生了矛盾。如何调和这两种矛盾的叙事，成为了二十世纪所有面临欧洲现代性的威胁的社会中史学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亦不例外。
在中国，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二十世纪被现代性的观念主宰。无论这种现代性是以自由主义还是革命的面貌出现，都强调与过去的决裂。当然，这样的主张并没有被普遍地接纳，过去的遗产仍在精英和民众中传承，不过这些遗产也被来自社会和知识界的挑战所改变。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派的观点受他们抱有的民族主义的限制，而民族主义则是革命的根本动因。对于民族未来的愿景，两派有着冲突的主张。不论如何，那个时代主导性的“霸权理念”是：传承下来的过去需要大规模地改写以满足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需求。这一点，就连想墨守陈规的保守派也是同意的。
现在看起来很清楚的是，过去三十年里，“霸权”发生了改变：现代性固然不应该被否认，但它应该被一种民族叙事所吸纳，从而调和一个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性与民族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冷战结束，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敌对以及其带来的文化冲突消解，后殖民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自我肯定，文化的问题再次被提起、讨论。“文化”在当下成为表述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个重要场域，在“文化”中展现出各种现代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过去的那种观念认为“传统”是造成亚非拉国家落后的原因，而现在它为新的观念取代：传统非但不是造成落后的原因，而且还可能成为“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资源。这些传统价值在全球资本主义中胜出，又讽刺地为传统背书——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正是如此。“中国模式”的理念给予那些想追求现代性又不想放弃传统的人一种启发。而这种“历史的复兴”的结果，即是现代性的碎片化。以上便是我对当下全球现代性的阐述，它是欧洲现代性的继承者。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民族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民族主义所借助的历史书写也是。重述过去不代表渴望回到过去；相反，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性”为原则重述过去，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表现。“过去”是一个价值和观念的仓库，每当有需要就可以从中提货，这种做法不否决现代性，反而扩充了它的内容。另一方面，需要强调，决定过去的哪种元素可以重生，是由今人当下的需求决定的。
过去的卷土重来并不能解决民族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它只是将这些问题内化了。历史与现代性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欧洲现代性曾塑造了现代化话语，也催生了后殖民社会的自我肯定，但它如今作为意识形态霸权却衰落了；与此同时，民族与族群意识却复兴了。如今，反帝国主义的主张仍然重要，它是殖民权力之愤懑的表达。如果说以往的反帝国主义主张是与社会变革的激进理念相结合的，如今他们却与其他暧昧的话语缠杂在一起，表现出对国家实力的渴望。过去的复兴所彰显的并非过去本身。这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