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23 来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梁启超看到中国之所以在中兴后不堪一击，主要是因为没有学校；但他以为学校是科举的延伸，科举是学校的前身。这个看法对中国教育史、科举史研究，都是误导。
1903年京师大学堂主要教职员合影。1905年9月，清庭宣布自丙午年即明年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运行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至此寿终正寝，成为历史陈迹。
科举变通方案
清政府也注意到了近代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如何与科举体制相互衔接的问题。毕竟同文馆毕业生渐多，留学归来者也开始出现。1874年，李鸿章遵照清廷指示，提出一个科举变通方案：
“臣愚以为科目既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省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辟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哉？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外国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穷。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门，盖无以鼓励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议，于各种略同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深浅，酌给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降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若始勤终怠，立于罢革。其京城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习算学生，及出洋子弟学成回国，皆可分调入局教习，并酌量派往各机器局、各兵船差遣。”(《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李鸿章想到了科举改制、新人才出路，唯独没有想到像日本那样，在全国范围普遍设立西方意义的大中小学校，重建一个全新的教育体制。那一代领导人一方面不愿承认中国整体性落后西方，另一方面不愿大事兴作，就像后来推广新学堂那样，他们选择了最便捷的方式，在类似于西方教育的科举制中动脑筋，以改科举代替了重建新教育。此一失误，至少使中国耽搁了三十年，等到甲午战败，人们迅即将失败根源归结为科举。严复说：
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严复：《救亡决论》)
梁启超也说：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飘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启超的看法对，又不对。对，是他看到中国之所以在中兴后不堪一击，主要是因为没有学校；不对，是他接着强调“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以为学校是科举的延伸，科举是学校的前身。这个看法对中国教育史、科举史研究，都是误导。
当然，梁启超的看法并非他独有，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等，均将科举与学校划等号。科举对教育确有引领功能，科举考什么，士子一定去学什么。但帝制中国学在民间，政府并没有垄断基础教育。宋以后各地涌现诸多书院，不外乎科举考试复读基地，且集中封闭，聘请名师予以辅导。而科举，始终是朝廷选拔人才的方式，是人事制度、文官制度，而不是教育制度。
科举和新式学校并举
基于如此认识，尽管改科举、废科举呼声不断高涨，清廷在甲午战后同意像日本那样在全国推广新教育，但并没有如舆论那样改科举为学校。“戊戌变法”一号文件《明定国是诏》写道：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德宗实录》卷418，482页)
谕旨宣布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教育基地，并为全国示范；同时宣布调整科举考试内容，“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在光绪帝意识中，尽管科举存在诸多问题，但新旧教育并行不悖，科举必须改进，但并没有废除的意思。
显然，康有为并没有理解皇上的意思。十天后(6月16日)，他与光绪帝有如此对话：
康：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上曰可。
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上曰可。(《康南海自编年谱》，50页)
八股取士关涉千千万万读书人的前途，立废八股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年考生一直复习用功，说废就废，显然侵犯这些士子利益。6月23日，光绪帝宣布各级科举考试不再以《四书》命题，不再八股取士，但将这一改革预定在三年后执行，以为士子留有调整时间。
至于改革后科举考试方案，清廷委托张之洞、陈宝箴慎重研议，他们稍后提出一个新章程。新方案的精神是逐渐变革，在保留旧形式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这样比较容易被士子接受，不致引起社会动荡。新方案既迎合了潮流，又照顾到了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使激烈的新旧冲突得以平息。
科举走向终结
新教育必须获得发展，科举制必须改进。这是1898年政治改革的共识。然历史吊诡在于，那年秋天一场未遂政变打乱了既定计划，京师大学堂创建没有启动。至义和团战争结束，新政重启，新教育重新起步，清廷责成各行省普立学堂，并令新进士悉就学堂肄业。然各地对学堂、科举并存思路并不理解，大率观望迁延，敷衍塞责，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备。推究其故，袁世凯、张之洞1903年有一个分析：
“则曰经费不足也，师范难求也；二者固然，要不足为患也。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才；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设有年少博植之辈，未尝学问，小有聪明，或泛览翻译之新书，或涉猎远近之报纸，亦能侈口而谈经济，挟策以干功名。而宿学耆儒，皓首穷经，笃守旧说者，反不能与之角胜，坐视其速成以去。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为剽窃抄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辛，盖谓入学堂亦不过为得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今而图远，必易而求难。”
在他们看来，科举、学校并行不悖的思路或许是好的，但现在的问题是：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奏请递减科举折》，《光绪政要》卷二十九)
于是袁、张建议，即便科举不能骤废，亦当斟酌变通，分科递减。务期科举逐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辈有用之人才。
袁、张逐年递减科举建议并没有见效，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经费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学堂兴起就仍然只是一个期待。为此故，张百熙、荣庆、张之洞1904年初再上奏折，建议“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张之洞年谱长编》，811页)
这个建议获得清廷认可，批准谕旨以为“学堂、科举合为一途，系为士皆实学，学皆实用起见”，因而批准自丙午科(1906)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归学堂考试。(《光绪朝东华录》，5129页)
照这个建议，科举已走到了尽头，但还不是立即结束。直至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推广学校”，理由还是那些理由，只是不再留有过渡期：
“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昔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废，学堂遍设，亦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侮。科举素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虚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光绪政要》卷三十一)
如此好处，清廷有什么还好犹豫的呢？两天后(9月2日)，皇上有旨，准自丙午年即明年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运行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至此寿终正寝，成为历史陈迹。
废科举是近代中国一个重大事件，给那些不通新学一心科举的士子带来严重不适，但说废科举阻断了青年士子晋升之路，并进而引发对体制的抗争，引发辛亥革命。这样的说法夸大了事实。事实是，一部分年轻读书人早已准备出洋留学，或进入新学堂；对新知识没有感觉的“举贡生员”，清政府并没有听之任之，让他们流落社会，而是“分别量予出路”(《德宗实录》卷548，273页)。
马勇，历史学者，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等，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