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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学与中国哲学(一)

张立文


《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简称《和合学》,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是张先生对和合思想的系统阐释,这部宏篇巨制在经历了忧喜参半的磨难之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决不是先生个人的事,而是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盛事。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和合学》作为21世纪的文化战略,深思熟虑、独具匠心,浓缩了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为化解人类共同面对的各种冲突和危机提出了全新的思路,而且引领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创造性地解决了当代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超越了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现代以及古今、中西、体用之辩,超越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等追问。

一、和合思想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

《和合学》是先生的独创,也是立足现代生活语境的伟大构想。先生认为,当今哲学的趋势是走向社会、走向现实、走向生活。解决问题是政治家的事,发现问题则是哲学家的事。哲学家的任务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提升到哲学问题的高度,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化解当今矛盾。法国哲学重视工夫论,在本质上就是从生活现象中抽绎哲学问题。其实,中国哲学体用一源,不仅有形上思辨,而且注重现实,讲究面向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言之,发现问题不是凭空的,而是基于深切的现实观照。正是出于发现问题、化解矛盾的人文关怀,先生构建了和合学。

和合思想提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和合学》一书95年写成,96年曾经以《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为题出版。从和合学的提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7个春秋。有人把和合学与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是对和合学的功利理解,显然没有领悟和合学的基本精神,不熟悉和合学提出的背景。这种现象表明,不了解和合学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初衷,便不能深刻认识和合学创立的意义和价值,也无法把握和合学的要义和精髓。

和合学的提出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其一,在和合学酝酿、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急需一种新的哲学和文化战略来审时度势、指点迷津:在国际方面,开始由冷战转为后冷战,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新特征表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必须对这种对抗思维、两极思维和西方中心论予以纠正;在国内,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决定了必须更新观念,改变以往单一论、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于是,和合学应运而生。其二,和合学的提出之时——上个世纪80年代处于世纪之交,文化建构的战略直接决定着下个世纪的文化走向和选择。在反思20世纪的历史和21世纪人类共同的命运时,和合学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和生存状况,归结出人类面临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进而将化解冲突、走出危机,树立和合理念作为下个世纪的必然选择。其三,中国人难免遭遇这样的尴尬:国外哲学家不承认中国哲学,从黑格尔到德里达都是如此。2001年德里达来中国时指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冯友兰也认为,只能说哲学在中国,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如何看待或界定中国哲学?这是每一位中国哲学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与此相联系,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的国家,中国文化必须面对传统与创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到近代更为激烈,演绎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围绕着古今、中西、体用之辩展开,当代哲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就是其现实延续。和合学对当代哲学的这些问题进行超越,对中国哲学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正如作者所言,和合学的建构“是走出中国哲学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建构中国的自己哲学的需要。”(再版序5页)可见,《和合学》的提出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高屋建瓴的立言宗旨。正是这些使和合学具有了多层意蕴和使命,也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然而,不论是在出版过程中还是在出版之后,和合学在得到学界认可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承受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真理历久弥坚,和合学思想与当今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不谋而合,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理论的前瞻性和真理性。在经历了时间、历史的考验之后,和合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和认可,也为先生赢得了享誉海内外的声誉。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根本原因在于,和合学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