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震
人类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先进文化的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可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不可能成为黑格尔所说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占据文化制高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到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不仅迫切需要把我国这个有丰富文化资源的文明古国文化大国转变成为具有强劲文化创新能力的文化强国，而且还要创造性地提升我们的文化传播能力。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必须认真寻找和创新对外表达中国立场和中国声音的话语方式，提升我们对外文化传播的能力。
首先，创新对外文化传播，必须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现实，提炼出贴切描述中国道路、反映中国力量、表达中国精神的中国话语。
在21世纪，不能寄希望于某一种文化能拯救世界，我们更需要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相互合作。交流的作用表现在：一是通过其他文化能够更好地反思自己的文化，重新界定自己的文化；二是通过其他文化可以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就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视野融合；三是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可以丰富各民族文化的内涵；四是激发文化的创造力。
我们参与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提，就是必须有自己自觉而清晰的中国文化的表达，有我们自己作为主体的“前理解结构”。我们必须以“贴切我们想法的话”对话“他们”，而不是用“贴切他们想法的话”去对话“他们”。如果“我”已经变成“他”，那就没有必要与“他”对话了。中国文化是在中国的疆域中展开，在神州大地和海疆上，一代代中国人用自己的历史性活动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宝库中，有丰富而深邃的哲学和伦理思想，有多姿多彩的文学艺术形态，有生生不息的民间文化，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提炼新时代话语的前提资源。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话语对话的前提。
文化是一种反映社会生成活动的现象。要贴切我们的文化，就必须反映我们的现实社会和生活。表达中国文化的话语方式，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的话语必须依靠中国实践着的力量。依靠“中国力量”即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因此表达中国文化的话语也应该是反映创造中国奇迹历史进程的“中国话语”。正如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指出的，“在不丧失自身特点的情况下，中国制定了适应、复制和模仿它认为好的东西的计划，而不是盲目追随。中国当年不希望成为苏联，现在同样没有必要希望成为美国。”“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梦’是成为中国自己。” 由此可见，表达中国人民光荣与梦想的文化话语应该是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自己。
任何话语都不是天生就具有普遍的世界影响力，西方所谓“普世的话语”本质上也是地方性知识的表达，其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是他们建构话语霸权的结果。我们已经过多地消费别人的话语，这容易让我们失去自主话语表达者的地位。正因如此，有些人曾经梦想“全盘西化”，有些人梦想“中体西用”。我们也曾经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或者以大跃进的速度“赶美超英”。显然，一代代中国人都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但却在自己的梦境中拼接了别人花园中的景色。现在，我们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就需要我们说出自己的话语，这样才能成为自主自觉的文化创造者。作为自主自觉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我们必须注重话语方式研究，找到贴切表达中国文化的话语，这样才能重新掌握自己的话语权。
其次，创新对外文化传播，必须立足反映人民生活和经久不衰的传统，提炼出能够打动“他者”心扉的人间生活话语。
要让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价值和功能获得最广泛的理解，就必须回到作为文化基础的生活世界本身才行。这就首先要求，讲述中国文化的话语应该让人愿意听，听得进去，听了能理解，理解了能有同情的体悟。我们过去总认为对外传播是“高大上”的行为，总是以悬在空中的抽象原则作为话语的表达方式，从而让我们的对外表达话语失去了感性的生命色彩和触动感情的灵动。为什么“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是因为有同样的生活、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希冀，才能产生心灵的共鸣。某些势力的人贬低我们时，也把我们说成为只会说概念化的套话和原则，尽管他们这样说是别有用心，但是也值得我们反思。我们要从对手的批评中寻找提高自己话语能力途径。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按照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许多看似风光或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是人类长河中翻腾的浪花。真正的支撑文明进程的，都是那作为人民生活实景的劳作、养育子女等日常生活。一回到这些问题中，大家就有了最基础也最具共性的话语领域。人民的生活既充满差异的多样性和创造力，又容易相互同情甚至共鸣地给予理解。话语的生活基础可以防止话语的模式化或僵化。政治是生活的集中体现，当政治话语反映人民生活的内容时，不同文化之间就更容易相互理解。对外传播无非是要表达自己的看法，以便与人沟通，让人理解自己。要让人理解，就要讲别人愿意听、听得进去、听得懂的话，那就要想尽办法找到共同的话题。要学会通过生活和实践的叙事，学会用人民群众的语言和人民群众的亲身经历来讲故事，让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梦想，通过鲜活的生活叙事和行动故事显现其理念的光辉和理想的力量，从而打动世界人民的心扉。
第三，创新对外文化传播，必须跟上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步伐，适时地提出具有原创性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议题。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源泉。话语的原创性也来自民族的创造力。议题设置能力决定了话语权，因为设置什么议题就已经决定了话语权的价值取向和标准。譬如，当欧美提出“人权高于主权”时，你即使批评这种观点，但在逻辑上已经站在自我辩护的弱者地位上了。而我们提出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相待的话题，大国的霸权就需要为自己的霸道而辩解。
原创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原创恰恰是依靠正本清源才能独辟蹊径，使创造力的活水源远流长。原创不是脱离基础构建空中楼阁，原创恰恰是基于传统的创新，使创新的活力奔腾在历史的主流之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民族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就在其历史传统之中，离开了民族传统我们就失去了创造力的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民族文化的“再青春化”，因此讲述中国文化的中国话语也是在传承中创新的。譬如，“和谐”价值观的话语就可以利用古代“和而不同”和“协和万邦”等思想资源，重新审议现代全球治理的问题。
话语的原创动力是基于实践和生活本体的，离开了实践和生活本身就没有真正的创造。只有通过坚守实践和生活的恒常之道，经过艰难绝卓的探索，才能实现有生命力的原创性表达。具有原创性的话语，不只是经过精细包装和语词雕琢的东西，而是来自生活实践本身的璞玉。实事求是，回到生活世界或事物本身，就能够找到话语的坚实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和生活的创造与创新中，寻找话题和话语原创的基础和动力。
原创性的话语生命力基于其是否是面向未来的。如果没有面向未来的视角就不能有创新，创新就是基于现实而面向未来的探索，原创性话语就是这种面向未来的创新性探索的表达而已。话题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但是话题也会促进社会的变化。话题与社会是相互塑造的关系。我们需要设置有利于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话题，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掌握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我们不能只是话语追随者，要成为自主的话语讨论参与者。自主的话语参与者，必须有设置话题和掌握话语标准的能力。
第四，创新对外文化传播，必须对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和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淬炼出能够让世界能够理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话语。
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的成就，但也是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发展。如果说西方的话语是“霸权话语”，其本质就是要用自己的话语消灭并替代其他话语，那么中国的话语则属于“和谐话语”，其实质则是建立各话语系统之间的和而不同、相互交流的关系。西方话语自诩是普世的，他们总想用各种方式甚至以武力碾平不平坦的道路。中国话语是中国的，但也是为世界添彩的话语，中国话语不是要取代其他话语，而是作为众多话语方式中的一种。中国的话语不是西方的霸权话语，不是搞“我花开后百花杀”，而是希冀“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状态。这正如毛泽东诗词表达的意境：“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主张构建协和万邦和和谐世界的中国文化，并不是要与其他文化对立。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经济的互惠性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而且作为第二进口大市场仍然具有扩张的广阔前景。另外，近10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呈指数增长，这直接惠及对象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国，对外投资额已经超过了外资引人额，这对促进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讲述中国文化的话语就要讲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有利的道理，要讲清楚世界能够理解并且从中能够感到鼓舞的话语。
中国梦是现实中国的理想，也是朝向文明进步和人类未来方向的理想。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道路既是中国的康庄大道，也是与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相一致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因此中国梦与全人类的未来是契合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梦想是朝向理想社会的，而未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是全世界人民自由公正合作和谐的社会。因此，表达中国梦的中国话语不仅是中国的话语，也应该是表达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话语。这样的话语不仅是民族的，而且也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
最后，创新对外文化传播，也必须重视用外语讲述中国话语、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即使在纯粹的话语形式层面，我们也应该注意话语的交互理解的可能性。与外国人讲话，表达我们的利益追求和看法，我们就不能自顾自说自话，就要使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说法或话语。讲述中国文化，不仅要讲中国话语，而且要讲能够打动世界的中国话语；不仅要学会用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我们还要学会用外国语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不仅要用英语、法语、日语、德语等发达国家的语言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还要学会用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的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向世界讲述中国文化，就需要掌握用外语讲中国话语的本事。不是说用外语讲就不是中国话语了，用外语讲好中国话语，能够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文化。正像新自由主义的话语翻译成汉语，仍然是西方话语。用其他语言贴切而恰当地讲述中国文化，依然是中国话语。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而且国家利益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我们必须学会用各种语言表达我们的话语和利益。为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克服各种困难，大力发展非通用语种的教学。目前，学校已经教授67种外国语语种，而且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突出。北外以“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让中国了解多样的世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理解变化的中国”作为自己的双重使命。2012年，我们又联合其他学校、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机构组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不仅用中国语言而且用世界各国其他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的有效途径和方式，让世界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追求。中心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譬如，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倡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丛书的编写与翻译，中央领导交办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的阶段性成果《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第1辑已经出版，下午就要发布，敬请大家到场指导。中心还先后发布《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2卷）》、《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5卷）》，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咨询和支撑。
总之，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承担起寻找和提炼中国话语方式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维特根斯坦曾经说：我们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借用他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话语的局限就是我们思维方式的局限。要创新话语体系，就必须转变或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的突破需要思维方式的突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树立大传播观，跳出内外有别的传播模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寻找和构建真诚而贴切地表达中国人民的希望与期盼的话语，并让这种话语表达与世界人民的希望与期盼相契合，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韩震：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