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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农:让中国译论“走出去” ——从两本译著看中国传统译论基本术语的英译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           王晓农

2018-09-17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追溯至近三千年前的周代。中国悠久的翻译史可结合社会政治史和翻译活动涉及的主要文本对象分为东汉至北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两代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国时期的社科和文学翻译,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翻译,即所谓四次翻译高潮。其主要翻译方向是外译汉。汉译外的历史则要短得多,虽然历史上存在零星的汉译外,

但直到明代才出现外国来华传教士成规模地翻译中国典籍。近代以来,汉译外的文本数量也远较外译汉为少。20世纪中国翻译西方主要语言的书籍是西方翻译中国书籍的100余倍(王岳川,2011:205)。这是中国实施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现实依据。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译和国际传播。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既承载着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又面临着探索话语体系、完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路径的任务(韩震、陈海燕,2015)。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首次明确提出让中国译论“走出去”这个课题。本文的“中国译论”主要指涉中国传统译论。中国传统译论是源远流长、绚烂多彩的中华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在当代学术环境下已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走向终结。继承它的核心思想并汲取西方译论之长的中国现代或当代译论正在形成之中。在译论思想方面,中外也有一定交流,自然也是输入远大于输出。如何继承中国传统译论之人文精神和核心价值,让其走出国门,完善其传播方式,使国外学者能够全面认识中国译论的过去和当下,是我辈翻译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思想文化传统主要由一套“术语”承载,因此探讨传统译论术语的翻译是中国译论外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将考察两本中国译论译著的术语英译情况,借鉴其做法,初步研究笔者正在从事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一书英译a中涉及的部分术语的翻译,最后简论中国译论“走出去”这一问题,以期有益于中国译论文献的外译和提高中国译界在国际译界的话语权,促进中外翻译学术交流。

二、中国传统译论术语的基本特征与翻译取向

中国传统译论是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新璋,1984:18)。具体而言,在中国现代译论产生之前,在中国学术领域内产生的关于翻译的一切理论,都属于广义的中国传统译论(王宏印,2017a:259—260)。其主要特征是,以道德为本位,强调译者道德修养和敬业从业为本的主体性意识;服务公众和社会的群体本位思想;人文主义的语言观而不是科学主义的语言观始终是中国传统翻译实践的潜在的理论导向;人文社科类是其主要的文本翻译类型,在材料内容、语言类型和运思方式上都倾向于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而不是科学翻译的科学性;哲学的而非科学的、美学的而非宗教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始终如一的理论基础(王宏印,2017a:5—6)。而与此相应,其弱点也就比较清楚了,即理论意识不强、基本范畴缺乏、学术基础薄弱。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体特征和弱点。以上特点在中国译论的术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前文提及,中华思想文化传统主要由一套“术语”承载。“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由中华民族主体所创造或构建,凝聚、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词或短语形式固化的概念和文化核心词(《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委会,2015:5)。中国传统译论属于中华思想文化,其思想体系也主要由一系列“术语”承载,它们构成了传统译论概念知识系统的知识元素和亚系统。在文化的三层模式,即将文化分为外层的物质与器物、中层的制度与行为和核心的价值与信念系统(王宏印,2009:2)之中,中国传统译论核心术语主要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信念系统。因此,术语翻译对于中国传统译论的翻译

及其对外传播至关重要。中国传统译论基本术语各有自己的悠久历史。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 Owen,2003:3)在研究中国传统文论术语时认为,术语是彼此相互界定的系统的一部分,而且这个系统本身是在演进的。实际上,整个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是一个不断地诠释前人、建构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总是通过不断建构来解决文明继承和现实关怀的结合(朱汉民,2016)。因此,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其外延和内涵也总是处于流变不居之状态。中国传统译论术语同样如此。例如,中国传统译论的三个术语“信”“达”“雅”早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已经出现,到近代严复的翻译三难说,再到当代一些学者对它们的新阐释,这三个术语的外延和内涵总是处于发展之中。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译论基本术语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文艺学、美学等术语,这些术语缺乏明确定义,只是由于持续而反复的使用而获得了一种内在特质、一种特殊而微妙的特有意义,并成为受到普遍认可的表达重要概念的词语。中国传统译论术语的批评性特征明显,这也是传统译论话语呈现较强的评介性取向的主要原因(王晓农,2006)。传统译论话语在行文上倾向于对基本的范畴和术语不加界定以至含混其辞地加以使用。与西方寻求定义的传统不同,中国传统不认为定义是一个重要目标;术语的含义主要是通过它们在人所共知的文本

中的使用而被确定的(宇文所安,2003:3)。因此,一些主要术语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在概念上是诗意的(poetic),呈现出含义的“模糊性”(weak specificity of reference)和较强的价值判断取向,评价性强,可分析性弱,也难以作为分析翻译现象的工具。如果认为在严格意义上每一个术语背后应该是一个“明确定义的概念”(Baker, 261),那么许多中国传统译论术语呈现出一些“非术语”特征,具有极大的抗译性。

中西两个术语系统都在追索自己的一套问题,彼此呈现巨大的差异。宇文所安(2003:15)认为,没有什么最佳的翻译,只有好的解说。既然中国传统译论术语意义来自于它们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及它们与其他术语的一套关系,在西方术语中也就不可能找到完全对等的术语。因此,翻译中国译论术语不能直接套用西方术语。术语专家的工作往往具有静态、孤立、系统化、分析性的特征,而术语译者在文本翻译中使用词语时则体现出情景化、综合性的特点。从理论上讲,关于中国传统译论术语的翻译,对某一个汉语术语是保持一个固定的英文翻译不变,还是根据语境变化采用不同的翻译,最可能的取向是应用折中的、稳定与灵活结合的策略,以构建符合中国传统译论概念体系的术语译文体系为目标。

三、对两本中国译论译著的术语英译考察

在中国传统译论“走出去”这一方面,中国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一批有关的英语译著、英语论文。也有些概览性介绍,如1998年M. Baker主编的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含对Chinese Tradition的概况简介。本文要讨论的是以下两部中国译论译著。

一是香港岭南大学陈德鸿教授《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理论》(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2004)(以下简称《翻译理论》);二是香港浸会大学张佩瑶教授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2006 / 2010)(以下简称《翻译话语》)。这两部译著是近年来的代表性成果。特别是后者,融选编、英译、注释、评论为一体,在西方译学界产生了不小影响。例如,著名汉学家闵福德(J. Minford)等学者撰写了书评,著名翻译理论家提莫兹克(Tymoczko)、特里维迪(Trivedi)等学者也给予高度评价。

以下讨论仅涉及两部译著中部分译论术语的英译问题。

(一)《翻译理论》

《翻译理论》是一本中国翻译论文集的英文版,2004年作为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丛书的一种由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全书含42篇文章,其英译分别由20位译者完成。这些文章分为8个主题,各主题和 文 章 篇 数 如 下:Preface (4);Responses to Yan Fu (4);Spiritual resonance (4);Art vs. Science (5);The language of translation (5);Literal translation vs. sensetranslation (5);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poetry (4);Translation theory for China (5);Creativity and translation (6)。

总体上看,全书英译以学术英语语言较准确地译出了原文的思想内容。就其术语英译而言,多数译文可谓准确。然而,其术语英译呈现出“比较译学”的倾向,许多术语的英译也有向西方译论术语靠拢的取向。例如,严复的“信达雅”三字,在序言中译为fidelity (xin),fluency (da),and elegance (ya) (p.4)译者注释云:

Note: Yan Fu’s principles have been variously translated…The three translations adopted here are chosen because they can be readily understood by those familiar with the current Western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theory.“Fluency”is used in the sense that Lawrence Venuti intends to mean in Venuti (1995). For him it is the dominant strategy in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12)

由此可见,“达”的英译采用了西方译论话语的用语,目的是“易于为熟悉西方译论话语的英语读者理解、接受”,体现了向西方译论术语靠拢的取向,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中西译论概念的区别。在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一文的英译文里,“信达雅”的英译是faithfulness (xin),comprehensibility (da),and elegance (ya)。“信”和“达”的译法有变。译者注如下,

Note: Xin is also rendered as“fidelity”or“expressiveness”; da, also as“fluency”. Among the multiplicity of translations given to the three terms, the Editor should like to note in particular Brian Holton’s“fidelity, fluency, and flair,”which helps commit the threesome to memory. (p. 89)

据上注,前文“达”的译法fluency和Brian Holton的说法fluency相同。由此也看出,译文本身前后的不一致性。就严复的“信达雅”英译而言,在一篇文章中或在同一书内不同章节涉及的、严复意义上的“信达雅”,其英译应有稳定性。但译者或编者未就前述的前后不同作出说明。另外,该注指出expressiveness也用以译“信”,笔者以为恐怕有误,因为在关于中国传统译论的英文文献中,expressiveness多用来英译“达”,而不是“信”。

同样,傅雷“神似”也有不同译法,如spiritual resonance和resemblance in spirit互见;钱锺书“化境”的译文realm of transformation和the ultimate of transmutation共现。对于transformation,译者注提到Derrida incidentally remarked that“transformation”is a term that he believes should replace“translation.”(234—235)这一点体现了译者比较译学的倾向。

有些术语的译文值得讨论,如虽然“趣不乖本”译为no attempt should be made to beautify the translation at the expense of the basic meaning可以接受,但“案本而传”译为translate according to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original,就似与原语概念有出入。有少数重要术语未能给出对应译文,例如对罗新璋先生一文中关于中国传统译论发展线索的、一起出现的四个重要术语“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译者没有给予正面翻译,我们只能从上下文中找出translate according to the basic meaning,being faithfulness,spiritual resonance,和realm of transformation这四个似乎与其对应的译文。

因此,在术语翻译方面,该书显得厚度不够,其归化倾向和一些具体译法也有可商榷之处。此外,同一术语的译文前后不一而未加说明的情况较多,其原因或是由于全书译文由多达20位译者分别完成,在定稿时未能处理好术语英译的统一性和灵活性关系问题。

(二)《翻译话语》

2006年St. Jerome Publishing出版的《翻译话语》的英译工作由张佩瑶等四位译者合作完成。该书旨在把翻译作为文化的再现,而不仅是语际交流。例如,

用Kongzi,不用Confucius;用Ruism,不用Confucianism。但不彻底,如保留Taoism,而不用Daoism。

其术语翻译总体上采用了厚重翻译的策略。具体而言,

(1)保持中国关键翻译概念的丰富含义,而不赖于寻求目标文化中的“对应概念”(否则会抹掉双方的重要差异和区别)。

(2)表现中国翻译话语的特征(如诗意、简洁)。

(3)传达术语所根植于其中的传统。

(4)适当提供背景信息,以方便理解。(例如,对“西域”“胡语”“五天竺”的说明。)

刘若愚(1981)认为,若一个中文批评用语不可能只产生一个意义明确的概念,而是几个相关而重叠的概念时,就不必在所有译文中追求同一术语前后一致的翻译。这一点也适用于传统译论术语的翻译。但如前文所说,若一个术语的概念是明确的,则译文就应该是前后一致的。

在《翻译话语》一书中,一些术语的翻译根据上下文进行了灵活处理(translated contextually),如“雅”译法有elegance(ya雅)/ that which is proper and correct(ya雅)/ standard(ya雅)。其中用粗体标记术语的译文,附有拼音和汉字。再如,“出”有六种译法,即translate / emanation(《出三藏记集》A Collection of Records on the Emanation of the Chinese Tripitaka)/ bring forth / produce / translated and bring forth / translate and produce。而有的则根据术语概念的一致性遵循一致的译法,如“本”,译为source(originally,root),只要此指称意义不变,译法则保持不变,如“案本”follow the source;“失本”lose the source;“得本”capture the source;“违本”violate the source;“乖本”distort the source;“伤本”injure the source;“依本”yield to source;“守本”stay close to source。

本书术语译法有一定创新,如佛经译论两个重要的术语“文”和“质”的翻译。与“文”(refined)相对的“质”,译为“unhewn”。在这两个术语形成过程中,一些相关术语彼此阐发而又相互区别来生成属于“文”和“质”两个翻译概念的意义。这些术语必须从佛经翻译当时的讨论中寻找,而当时的语境也必须要加以考虑,才能使接近于我们对“一个术语的意义”的现代理解的东西能够浮现出来。这些相互指涉、呼应的术语构成术语群,译文也应力图保持其群的特征。

例如,属于“文”派的那些彼此接近的术语主要包括“饰”(embellished)、“美”(beautiful)、“ 雅 ”(elegant)、“ 辩 ”(eloquent) 和“ 曲 达 ”(convey indirectly)。指译文过度文饰的术语是“华”(flowery)和“史”(pedantic)。属于“质”派的 彼 此 联 系 的 术 语 例 子 有“ 直 ”(straightforward)、“ 信 ”(trustworthy)、“ 径达”[directly convey(the meaning)]、“朴”(unvarnished)。指译文过度质朴的术语是“野”(coarse)和“烦”(tedious)。这些术语能够形成相互共振的术语群。

译者没有将“严”纳入,因为译者将它译为strict(p. 59),说明译者对其概念的理解是不准确的。a对大部分术语,译文在文中首次出现时,译者提供了译文注释,和正文呼应并进行解说,书后也有术语索引,学术气象浓厚。

总体上看,《翻译话语》的术语英译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基于对中国译论术语的研究,采用了厚重的学术翻译策略,术语译文的准确性、前后一致性都很高,反映了这些术语的话语特征。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对于我们英译中国译论术语,有颇多可借鉴之处。

四、《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术语英译举隅

笔者近期主要从事王宏印教授新版《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的英译工作。该书是一部隐含西方哲学史发展路径和运用解释学方法系统清理中国传统译论的专著,其主体部分选择了十家有代表性的传统译论进行详细解析和现代阐释,涉及大量术语。在翻译过程中,从现有译论著作的英译本特别是《翻译话语》的术语翻译策略和模式中受益颇多,例如坚持了翻译中的中华文化思想本位、避免了术语英译中的过度归化、注重了全书术语英译文的系统性和术语群的整体性和共振性、采用了文中翻译与适当注释的结合及术语译文的音

译、汉字、意译并举的模式,并继承了一些术语译法,如“本”(source)、“文”(refined)、“质”(unhwen)等。

在翻译实践中,笔者为该书术语英译设定的基本原则是:(1)注重术语原文研究,以确保概念意义准确翻译为优先;(2)尽量避免套用英语固有术语;(3)术语译文尽量使用简单英语词汇;(4)多次出现的同一术语之译文以保持稳定为优先、根据上下文考虑灵活性;(5)通过上下文彰显术语概念意义,必要时适当加以注释,包括针对某一重要术语的综合性注释;(6)注重全书术语译文系统化构建、体现其内在统一性和共振性,反映中国传统译论话语特征。在具体操作上采用的译法主要有依约定俗成之惯例、采用英文现有译法或音写形式、一章中首次出现时音译与释义或意译结合(如“化境”首次出现时的译文是“huajing化境ultimate realm of transformation”)、意译、化入行文、注释(原文已有或译者增

补)等。篇幅所限,以下仅举例说明使用频率较高的处理方法。

(1)依约定俗成之惯例,如“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神似”(likenessin-spirit)。

(2) 借 鉴 前 人 译 法 或 处 理 方 法, 如“ 舌 人 ”(tongue-men);“ 主 译 ”

(Presiding Translator);引用了张佩瑶(2006:5)对“西域”的译法the Western Regions及 其 解 释, 但 将“Xinjiang Province” 改 为“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若原作者提出了某一术语的译法,译者也加以采用,如“表现手法”(impressnistic appraoch)。

(3)采用英文现有译法或音写形式,主要涉及梵文术语,如“结集”(sangiti)、“神通”(abhijina)、“戒、定、慧”(Sila,Samadhiand,Panna)。

(4)音译与解释结合,如“禅宗”(Chan Sect of Buddhism)、“龙藏”(Loong Canon)。

(5)意译,如“重译”(indirect translation)、“八备”(eight qualifications)、“五不可翻”(five“not to be translated”cases)。

(6)化入行文,不是不译某个术语,而是在上下文中适当变通,如“译笔”(the competent pen for translation),也译为the translating pen甚至the pen,或者用代词指代之。

(7)原文有的注释,如“古本复原”(restoration of original text),原文提供了该术语的定义,英译时照原文译出。译者加的注释有的是解释术语,有的是解释译法,前者如“天书”,通过脚注说明该术语的本来含义(Indian script)和后来意义的嬗变(Heavenly script);后者如“信达雅”(fidelity-communicabilityelegance),译者以脚注说明该术语在现有英语或英译文献中的不同译法,并说明采用该译文的理由。也有文内注释者,如“真如”(true thusness,i.e. Tathātā/ Dharmatāin Sanskrit)。

(8)术语群构建,如前文所述“文”和“质”的术语群、“中华民族典籍翻译”术语群、“佛经翻译范畴术语群”。后者包括十个佛经翻译范畴术语,即“ 味 ”(taste)、“ 境 ”(state)、“ 化 ”(transformation)、“ 隔 ”(obstructed)、“ 圆 ”(roundness)、“ 妙 ”(wonderfulness)、“ 和 ”(harmony)、“ 真 ”(truth)、“ 言 ”(word)、“修”(self-cultivation)及各自的释义译文。

五、关于通过翻译“让中国译论走出去”的思考

与一般的中国传统文化域外传播不同,中国传统译论的外译属于中外学术界交流,这样的翻译本身对于翻译研究的发展与交流意义重大。现在不仅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环境,有近千年中国文化的西传,一些中华文化思想的经典文献有了多语种译本,与传统译论关系密切的中国传统文论在域外传播也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此外,由于受后殖民主义以及反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一些学者对非西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希望能够更多了解“他者”文化的特质(白立平语)a。因此,中国传统译论的西传是有基础的,通过翻译让中国译论“走出去”

是可行的。

中国译论“走出去”作为研究课题涉及到很多方面。从历史看,中国译论“走出去”早已开始。那么,中国译论的西传何时开始的?按照《翻译话语》的观点,中国古籍中有关语言的论述也纳入译论话语,那么西传就很早了。例如,16世纪耶稣会士开始用拉丁文翻译“四书五经”。但真正的译论西传,直接论述翻译问题的文献西传始于何时?中国文论的西传经历了文化阶段(13世纪;即使有孔子的诗论通过《论语》、《毛诗序》通过《诗经》传入西方,但西人关注的是其文化价值而非文学价值)、文学阶段(18世纪;关注文学,如司空图《诗品》被当成文学、诗歌,非诗论)、文论阶段(19世纪;中国文论的外传只有在受容国对中国的文化认识达到深入的阶段才是可能的)三个阶段(古风,2010)。按翻译晚于创作,译论晚于文论的滞后律,译论的西传应晚于文论。中国译论的西方研究中心在哪里?现在的外译、域外传播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势?现有中国译论外译成果在域外传播成效如何?就中国传统译论的翻译本身而言,采取的是何种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这些问题都亟待让中国译论“走出去”这一课题进行调查研究。以上研究问题总体上属于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会对中国译论外译实践本身产生反拨作用。相比较而言,张佩瑶英文版《翻译话语》出版以后,在西方翻译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证明该译著取得了翻译的成功,也部分地回答了一些学者对基于中国文化本位的中国思想文化翻译是否能够被西方学界接受的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异域他者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诉求,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要求我们避免对中国文化的误译、偏差和文化过滤(王宏印,2017b)。就中国传统译论的术语英译而言,前文所论《翻译话语》的术语翻译模式颇值得进一步研究。其要点是,立足中国思想文化本位;讲求术语概念意义翻译的准确性以保持中国思想文化术语内容的“异”;尽量避免采用英语现有术语翻译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即使出现词语重合,也应说明其概念上的区别);通过增加一定的评、注要素,增补背景信息,使译文适当厚重

并间接提高术语译文的可读性、可理解性。由此,通过译论术语翻译,能较好地建立中西翻译思想文化交流的平台,让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思想和概念真正为英语学界所全面理解。

六、结语

就本文涉及的中国译论英文译著看,同一术语的翻译呈现出多样性。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化思想术语外译文献中较普遍的现象。未来希望译者能够在吸纳中国传统译论术语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现有中国译论译著的研究,发挥长处,弥补不足,逐渐在术语翻译模式、方法和一致性上取得进展,以利于通过术语英译实现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异语阐释和异域构建,提高其域外传播的成效。季羡林先生曾说,“想使中国文论在世界上发出声音,要在世界文论之林中占一个地位,其关键不在西人手中,而在我们手中。”对中国传统译论而言,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能够在翻译、阐释、构建方面做好中国译论的输出和域外传播工作,这一过程还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译论及并对其进行评估。这样,可以让中国传统译论的英译发挥双向构建的作用,使我们在让中国译论“走出去”方面的努力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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