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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天命、天道和天理


北京大学          王博

2018-08-10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记得北京大学哲学系老前辈张岱年先生去世之后,安葬在北京郊区的天寿园。天寿园的牌匾是书法家沈鹏先生所题。天寿园的“天”字,他写得同时像另外两个字:一个是像“夭折”的“夭”,还有是像“无”字。我当时看后很佩服汉字的魅力,只有一个字的区别—天寿园、夭寿园、无寿园,说起来都很有道理。

“无”和“天”之间的关系,如果借用东晋学者王育的说法,则“天屈西北为无”。其实就是在西北方向,“天”拐了一个弯就变成“无”了。不过这个弯不好拐,为什么?因为这个弯牵涉中国文化和思想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是“天”作主宰,还是“无”作为这个世界的根基?

两者非常不同。以“无”来作为根基,支撑起这个世界,主要是由道家比如老子、庄子到后来魏晋时期的王弼完成的,当然后来佛教也讲“空”、讲“无”,但与老庄并不是一回事。另外一个跟“无”相对的传统,就是“有”的传统,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传统就是“天”的传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由儒家所开展出来的“天”的传统。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天命、天道和天理”,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完全是为了呼应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主题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既然讲到术语,我想天命、天道和天理,其实都是绕不过的。

我选择这个题目还有另外一个考虑,那就是这个题目在很

第一个问题,讨论天在中国文化和思想中重要的意义和地位;第二个问题,我们对天的认识,换句话说什么是天;第三个就是对天的认识的变化,其实是人的自我认识的一个变化,对天的不同的理解,造成了人的不同的塑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基于这三点,我就简单地谈几个很粗浅的看法。

首先谈天命,如果从这几个观念的出现时间来看的话,天命无疑是最早的,这一点我们其实在最初的古籍经典里就可以发现,也就是五经或六经—《诗》《书》《礼》《易》《春秋》(《诗》《书》《礼》《易》《春秋》《乐》),尤其是《诗》和《书》。《尚书》作为经典,不仅仅是文献和历史的开端,更重要的是它是价值的开端,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开端。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尚书》为什么从《尧典》开始?为什么有《尧典》《舜典》《禹贡》?尧、舜、禹构成了《尚书》的整个的开端。其实如果仔细分析《尚书》对于尧、舜、禹三个人形象塑造的话,你会发现尧、舜、禹本身恰好代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尧的最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天空的秩序,我们现在之所以有四时的区分,据说是从尧开始的。我们今天之所以一年有365天,是从尧开始的,当时《尧典》里面是叫366天。你去看《尚书》里的《舜典》,会知道舜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了人伦秩序。我们现在说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类似于这样的观念是从哪里开始的?据说是从舜开始的。如果你要去看《禹贡》的故事的话,会发现禹最大的贡献是平水土、奠山川,他奠定了大地的秩序。所以这三个角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他们分别奠定了天、人、地的秩序。所以我们说,中国人基本的世界观就是从尧、舜、禹开始的,其实就是从《尚书》开始的,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因为经典本身不仅仅是一堆文字,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所体现出的一种价值,一种世界观,一种对生命的理解。

在整个天、地、人的架构里,我们说人在天和地之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左传•成公十三年》)。这是春秋时期一位贵族(刘康公)曾经讲过的非常有名的话,在这句话里天、地、人三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天具有最权威的角色,它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它主宰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什么呢?靠命,那么这就是天命。我们知道“命”这个字,最初它就是“令”,因为命是跟口相关的,是通过口所说出来的事情,所以命由令演,天发号施令。可是我们也知道天不会说话,孔子曾经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不说话,那么靠什么方式来发号施令?天靠一些形象,比如靠天象来发号施令。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日食、月食、彗星,觉得这是自然现象,可在中国古代,这不仅仅是自然现象,背后还代表着吉凶祸福的意义。古代有“卜筮”,比如龟卜、占筮,其实就是对天的意旨的窥测,占星术也是如此。

人们在河南安阳的殷墟上发现了很多甲骨。甲骨是做什么的?就是用来窥测天的意旨的。古人认为,天通过天象向人类呈现吉凶祸福的意义。因此,象的这种意义,就使卜筮的技术变得非常发达。在相书里会看到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与统治者的命运相关联。《尚书》中天命的观念经常关联着政权的更迭。政权为什么会更迭?换句话说,为什么禹的儿子启登上了天子的位置?为什么商汤取代了夏桀,周武王取代了殷纣王?这是人的力量还是天的力量?

古人认为,这首先是天的力量。首先这叫天命的转移。我们都知道一个词——“革命”,革命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指的是一种观念的彻底的改变。第二个含义,在中国古代指的就是改朝换代。革命就是“天命的变革”,也就是说从这一家这一姓到了另外一家另外一姓,这叫革命。所以,类似于像政权转移这样的大事,绝对不是人能够决定的,这背后是天命。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人一点作用都不起,那人算什么?那是不是光有天就够了?不,人当然不能把自己当成天,但是你也不能说天里面没有人,如果光见天不见人的话肯定不行,因为整个文化的发展其实就是人自我意识的不断进步。人的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政权转移这件事上——这就出现了德的观念。

德的观念,就是在天命的观念之下发展出来的,这也是中国文化里极具核心价值的观念。德的观念就是人的伦理的空间,这就是人的舞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在这句话里,天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天非要把这个位置交给你,这并不是天与统治者有亲疏远近的关系,而是因为要看谁有德行。桀丢天下是因为桀失了德,汤得天下是因为汤有了德,文王、武王也是如此。失了德就失去了天心,失去了天命的佑护。古人是这样来解释天命的转移的。

德主要是指什么?德有非常多的内容,可其中有几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要敬天。对天的敬畏,是德的最重要的要求。第二个是要爱亲。换句话说要和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建立一种亲爱的关系,我们知道这是中国文化后来发展出的很重要的观念。比如说仁义的仁的观念,仁就是亲亲,特别是在最初的时候这个含义得到非常突出的强调。第三个是保民。天子必须要保民,换句话说天子是干什么的?立一个天子,不是为了残害人民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这些观念应该说是围绕德的观念所发展出的最最重要的观念。到后来又衍生出很多德目,比如说忠、信、圣、智、义、仁,这些观点在《尚书》时已经出现了端倪。

稍微总结一下:天命来自于天的意志,来自于天的命令,这种意志和命令没有一种确定的方式去呈现,只有通过天象向人们模糊地去呈现,它需要人通过某种技术去猜测,去跟它相配。也因此,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古人在对自身的理解方面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观念,这是一个探索的阶段,是古人不断在尝试以什么样的原则来生活的阶段。

下面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天道。天道的观念出现在春秋时期,要晚于天命观念的出现。天命与天道,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天的理解是从命到道。道是什么?道是一条路。什么叫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天道,张岱年先生说天道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日月星辰运行的法则。月亮完成一个完整的月相是28天,这叫天道。太阳24小时东升西落,转一圈,这叫天道。如果进一步的话,一年四时春夏秋冬的变化,这叫天道。十二年一个轮回,这叫天道。所以,道是什么,是一条路,因此道和命相比,最突出的含义是法则。

当人们发现原来天是有秩序的,对天的认识就升华了。天有秩序意味着人也应该是有秩序的,因为人的秩序可以奠定在天的秩序的基础之上。所以天道的观念,我觉得首先是一个秩序的观念,即人们认识到生命并不是乱七八糟的,人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乱七八糟的,人类社会也并不是乱七八糟的,我们有我们的法则、规律可循。天道的观念,从春秋开始一直到战国时代(就是诸子百家的时代),那时候谈论得特别多。

如果细分的话,天道可以有不同类型。一种类型是自然主义,就是刚才讲的日月星辰运行的轨道。这有一种客观化的意味,但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伦理的意义。事实上中国思想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客观自然主义的含义和伦理的意义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可是我还是愿意把它称之为一种客观化的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念。第二种天道观念是一种伦理主义的、道德主义的观念。子思(孔子的孙子)、孟子讲的天道,完全是道德主义的,这种天道他们从一个字来讲——诚。“诚者天之道。”(《孟子•离娄上》),什么叫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诚信的诚,孟子讲的这个诚是实有的、固有的一种东西,叫天道。那你生命中实有的和固有的是什么?孟子说是仁义礼智,这些是扎根在生命内部、扎根在心之上的伦理主义和道德主义的东西。

我给各位举一个综合的例子,既不是客观化的自然主义的,也不是道德主义的,我讲的是《易传》。它里面讲天道讲得非常清楚、透彻,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易传》里面有非常著名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天道”的内容,这种内容是自然的。武汉三镇有个地方叫汉阳,虽然没去过汉阳,但我能判断出汉阳在汉水之北,因为阳指的是山之南、水之北。以阴阳为中心,后边加上五行,这是最最基本的架构,也是天道最最重要的法则,这个法则成为我们理解人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在天道的下面发展出人性的观念,人性的观念就是对人自身的理解,这种理解跟天道的架构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看整个从汉到唐的人性论,阴阳五行的意义是非常突出的。

最后我们讲讲天理。天理这个词也是从战国时期就开始有的,《孟子》《庄子》就已经提到了天理。北宋的程氏兄弟(程颢、程颐)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为什么说是“自家”,因为他的天理跟以前形容的天理是非常不一样的。理是什么,理是所以然,是当然。什么叫当然?为人子应当孝,为人父应当慈。比如说你要给人家打工,你要有职业精神,这是当然。但是还有一个“所以然”,为什么为人子应该孝,为人父应该慈,要问出一个道理。所以,这就是一个所以然的东西。

到了天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深入到另外的程度,这个程度其实很简单,就是讲道理,换句话说,我们终于到了一个讲道理的时候。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北宋初的时候宋太祖问大臣赵普,说:“爱卿,天下何物最大?”赵普不回答,他怕答错了皇上找他麻烦。结果皇帝仍然追着问,说:“爱卿,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来了四个字:“道理最大。”记载这个故事的《梦溪笔谈》写到这里用了四个字“帝屡称善”,就是皇帝跟其他人一直说太好了。讲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根据,做事情必须要有根据,我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这样做,所以理的观念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最后,我做一个小结:也许我们以后会面临一个天不断会退去的时代,换句话说,我们从天的时代开始走进人的时代。我们会慢慢发现,其实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真正能够设计和塑造这个世界的依然是人,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尊重大自然、不尊重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和天命、天道、天理不是一回事。天命、天道、天理还有一个外在的东西,我们更多地会回到人的世界。因此,从古代世界到现代世界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从天理到公理,天理似乎是来自于天的理,但是公理是人和人之间出现的理。当然,我也不希望我们人陷入到伟大狂的地步,如果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话,也许我们人会自己毁灭这个不仅仅是属于人的世界。

* 本文整理自作者2016年1 1月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现代释译与运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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