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
从“以儒治国”到“以佛治心”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干。历史上，中国政府的基本制度、政治制度确实都是按照儒家的治国理念构建的。当然，以儒治国并不是说儒家在养生、修养、修身方面就没有作用了——只是相对而言。中国的道比较复杂，既有道家又有道教。道家讲养生的地方相比较多一些，所以，过去把它说成是养生，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因为道家里面也有很多治国的理念，甚至于很多治国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在中国西汉初年，很长一段时间是以“黄老之学”作为一个治国的根本理念，道家的很多思想一直沿用到现在。同样地，佛教也是如此。我们讲以佛治心，当然并不是说，佛教没有关于治国方面的一些理念，没有修身、养生方面的一些理念。因此，不管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教也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一个不可分的有机组合。
从“冲突”走向“融合”
佛教是在公元之际传到中国的，传入中国后跟中国文化有一个冲突、融合的过程。
形式上的磨合：首先，佛教强调出家，出家跟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就是父母在不远行，更何况出家。儒家思想就是讲忠孝。出家、不顾家、不顾国、不忠不孝，那怎么行？并且，出家要剃光脑袋，要穿印度的服装，这都不符合中国的礼仪。中国人非常注重身体发肤，身体包括每一根头发，都受之于父母，不能随便毁伤。其实，佛教也不违背忠孝，它不是为了一家、也不是为了一国，而是为了整个天下，要把整个社会都净化了，这是更大的忠、更大的孝。
其次，在语言上面与中国文化也有很多的隔阂。印度的语言和文字非常繁琐，而且语法根本不一样，是倒装句。比如，梵文“如是我闻”，这句话按照中国话的习惯就是“我闻如是”。中国人喜欢简约，遇到很繁琐的语言，就会有很多的改变，这样一改变，有的地方可能就确实跟原来不一样了。领会好的，可能将意思把握了；领会不好的，就把它的意思改变了。所以，会有一个很长的磨合过程。
因果观的异同：佛教跟中国人传统的因果观念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佛教强调一个人内在的因果，是个体自身的因果。佛讲的是自作自受。既然是自作自受，反过来另外一条，佛教也强调自性自度。靠别人是没有用的，要靠自己去解决，只有自己才能解脱自己，因为那个套儿是自己套上去的。所以，禅宗里边也常常有个故事，即我怎么才能够解脱。禅师就说了，谁捆住你了？意思是谁也没捆住你，是你自己捆住你自己。所以，解这个扣也是要自己解。我们平常说“自寻烦恼”，这都是佛教的话。烦恼是自寻的，不是别人给的。自作自受、自性自度，这种佛教的因果观很重要，这种因果观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的。
中国传统思想里是一种子孙相承的因果观念，父母做了好事，父母积了德，子女能够受到果报，这就是《易传》里讲的话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此，中国人非常强调要积德，积德不光是为了自己，主要是为了子女。所以，中国人才有父债子还的说法。这种说法到印度、西方去说，人家都没法理解。印度人认为，我现在这样是我自己造成的，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父亲欠的债是他的事情，父亲的债要我来还，这不能理解。西方人更是这样的。
其次，中国人强调对于个体生命有生就有死，自然的死亡是很正常的，并不去斤斤计较于个人的死亡。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国人并不担忧自己的生命延续，担忧的是没有后代，无后就没有生命延续，一旦有后，生命就继续下去了。所以，中国人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一种观点。西方人认为生命都是上帝给的，做坏事死了以后就下地狱，做好事就到上帝身边去，生命就一次，是个人对个人负责，个人对上帝负责。印度人的生命观完全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自作自受。
中国的观点和西方、印度不一样，磨合起来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国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所以，我想中国人是有两重因果负担的，既要为自己负责，还要为子女负责，比西方人、印度人多一重。这有没有好处？对于现在来说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如果完全是个人，不要考虑别人，也不要考虑以后的事情，只要考虑我这一辈子就可以了。但中国人不能这样考虑，我这一辈子还有下一辈子，下一辈子不是自己，是我的子女。所以，中国的这种生命观是一种大的生命观——不能够把东西都用尽了，不能让我子孙吃的也没有、喝的也没有，我得想办法让我的子孙吃得更好，活得更好。这样一个想法对于环境保护、持续发展是有意义的。所以说，中国的这种生命观更具有现代的意义。
对“空”认识的升华：一开始的时候，中国人认为佛教是讲虚空的，否定一切的。讲空就是什么都没有，追求的不是现实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这实际是一个误解。对于佛教真正的“空”的含义开始有所了解，是在东晋以后——“空”并不是否定现象世界。出家也好，讲空也好，恰恰应该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间、现实的世界中来落实它。这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慢慢了解到的。了解以后，才能够把佛教更好地跟中国的文化思想融合起来。这以后，佛教就对中国的整个文化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我们现在生活、日常用语中间，可以说如果没有佛教，我们很多概念都没有。比如“世界”这个概念，就是从佛教里来的。我们艺术里讲的境界，也是佛教里的。无明、自寻烦恼，甚至于我们常常讲的“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些都是佛教里的用语。音韵学也是产生于佛教，离开了佛教就没有我们现在的音韵学。文学方面就更不要说了，我们不仅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有佛的题材，我们很多的文学体裁，比如通俗文学也是借鉴于佛教的俗讲的。我们敦煌文书里面有很多佛教的俗讲的东西留存。现在又有很多所谓的语体录、语录，都是从佛教来的。所以，佛教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间的。至于我们的民俗，那就更多了，比如傣族地区的泼水节，它实际上就是佛教的浴佛节。至于中国的哲学思想，没有佛教的文化影响，绝对不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整体上，佛教渗透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是儒、释、道三家，三种文化结合在一起。这三种文化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里面特别应该讲到的是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合而不同。所谓的“合”是指多种文化并存和相互影响，这种并存和相互影响并不是把对方吃掉，或者是把自己完全同化于另外一种文化，儒、释、道三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另外一方面，仍然是你是你、我是我，各自的个性都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它的生命力。因为中国古代也有诸子百家，但到了汉代诸子百家基本上都融到了儒、道两家里边去了。很多学派都消失了，所谓消失就是它不能够再保持自己完全鲜明的特色，但并不是说这些学派就没有了，其中很多合理的东西或者优秀的东西，被儒、道两家吸收了。比如，我们讲先秦有阴阳家，后来没有了，到哪里去了？阴阳家的思想哪去了？到儒家、道家里面去了。比如，法家，先秦有法家，法家后来没有了，没有单独延续下来，法家很多东西去哪里了？实际上也在儒家、道家里面。所以，儒、道两家能够独立地延续下来，不只保持了它们自己，还广泛吸收了其他合理的、优秀的东西，同时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任何一种文化到了异地，在异地文化的环境里，肯定会发生变化。所以，文化必然会有本土化的过程。佛教在中国经历冲突、融合，渗透到中国文化里，它自己也适应了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