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
在中国古代礼制中，十分看重祭礼，而祭天，则是祭礼中最重要的一种，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天。
祭天礼中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其中之一就是报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万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天地所生，天生地养，这是中国先民最朴素的生命观。所以，对于万物中惟一懂得礼义的人类来讲，应当尊敬天（地），不忘这“生之本”。祭天礼即是通过隆重礼仪形式来表达这种“反始”“报本”的思想。
再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违天时，效法天道，是一切人事的根本原则，无论是治国理事、制礼作乐、教化民众、耕作生产、文艺创作、养生健身等等，概莫能外。也就是说，人道应当效法天道，遵循天道，尤其是人君更应以天为则。孔子赞扬尧之伟大，首先就是因为尧遵循天道、效法天道。所以，在祭天礼中也包含了人类，特别是人君效法天道、遵循天道的意思在内。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圣人、帝王、君子都应当是“德侔天地”的。所谓“圣人之道，同诸天地”（《春秋繁露•基义》），“德侔天地者，称皇帝”（《三代改制质文》）。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非常注意天人之间的关系，司马迁自述其著《史记》之目的就有“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少卿书》）。由此而发展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而这也是祭天礼中所包含的重要文化内容。
在过去的一些研究中，人们常常把“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理论对立起来，其实，按照荀子和董仲舒的说法，弄清“天人之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按照《中庸》和荀子的说法，就是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贵、最灵者，所以人与天地并列为三，要参与到天地生养万物的活动中去的，即所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或者如《中庸》所说“赞天地之化育”。而为了参与天地之化育，就必需弄清楚天道与人事各自的功能，只有这样，人才知道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荀子认为，人只有顺其自然，才会懂得什么应当去做，什么不应当去做，才能掌握天时地财，利用万物。董仲舒讲到礼制名号的问题时，也这样说过：“名号之由，人事起也，不顺天道，谓之不义，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可以知礼之说矣。”（《春秋繁露•天道施》）这是说礼制名号是由人制定的，不顺乎天道，就是不适宜的。人们应当看清天人的分别，天道和人命名的差异，这样才会懂得礼制的道理。如果能做到“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则“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上《深察名号》）。
“天人合一”思想之核心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从儒家的学说来讲，也就是天德与人德的合一，人要以天德来要求自己，使自己的品德符合于天德，这也就是所谓的“以德配天”。《周易》“观卦彖传”中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所谓“天之神道”就是上面荀子所讲的“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的自然运行法则，也就是天之德。所以，圣人则天，以天之“神道设教”，亦即以“四时不忒”之道作为教化的原则。
儒家把天的品德，用一个“诚”字来表达。所以，“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就落实到了“诚”一点上。《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都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精神和特点。
道家思想的核心其实也是在讲“天人合一”。道家思想中强调顺自然，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如《老子》书中就明确说过这样的话：“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同时，倡导“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上二十五章），强调圣人“无为”，说什么：“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同上五十七章）
正是《老子》书中的这些话，长期以来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被看成是一种消极被动、因循等待的思想。其实，《老子》道家顺自然而不敢为（无为）的思想，有其相当积极合理的一面，这在以后的道家著作中有着充分的展开。如在《淮南子》一书中从不同角度说明了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绝不是什么消极被动、因循等待，而是在排除主观、私意的前提下，主动地因势利导，即所谓“循理”“因资”地去举事立功。道家老子这种“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最充分地体现了人道以天道为效法的准则：天道自然，人道无为，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的祭天礼中，吸收了儒家、道家学说中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其中体现在“则天”“敬天”“顺天”的前提下，发挥人“与天地参（三）”，“赞天地之化育”的积极主动、能动性精神，而由此达到荀子所讲的“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的“天人合一”理想等，都是很值得现代人认真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