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学及其术语科学性的思考
郑 述 谱
内容提要：“圆凿方枘”是笔者几年前描述中医学术语与术语学规定多有不契合之处用过的一个成语。“不可通约性”是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的关于科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不同“范式”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跨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哲学”是师从库恩的一位日本学者提出的旨在重新认识“东亚科学文明”的研究命题。本文借助这三个关键词作为主标题，意在追述整理笔者迄今对中医学术语及其科学性等问题所作的一些思考，以及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大致思路。
关键词：术语学；中医学；科学哲学；范式论；不可通约
一、术语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转眼之间，距离首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已经过去10年了。作为首届会议的参加者，我对10年来术语学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感触尤深。如今，在我国，术语学的影响正在不断地扩大。关注、支持直到投身术语学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同时，有我国学者参与的术语学国际学术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可以肯定地说，术语学建设正在我国稳步、健康地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术语学的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求。当前，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变成党和国家的意志。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已成为学界紧迫的战略任务。人类历史上，任何重大理论的提出，总是为满足客观的现实需要应运而生的。这两项重大的历史性要求，都与术语学有间接或直接的联系，也为术语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挑战。
有学者指出，让文化“走出去”，同时还有个“走进去”的问题。按我个人的理解，无论说是“走出去”还是“走进去”，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他国受众，了解、理解、喜闻乐见中华文化的元素、符号，直至支持、接受、认同中华文化的观念与理念。提出与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首先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价值抱有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绝对不是来自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特色和发展趋向。他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我认为，这些话对我们正确理解并恰当处理目前面临的任务很有指导意义。
构建某一科学话语体系，按术语学理论理解，必须以全面的理论创新为前提。首先要提出并确立相关学科的概念定义与术语，并在相关学术界使用这些概念与术语作出判断推理，或者说进行理论思维，进而阐明理论主张，最终让本国与外国学术界同仁，也都接受并运用新创建的学术语言。显然，这是异常重大、异常艰巨、须要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须知，用“中国话”“说理”，比用“中国话”“说事儿”，要难得多。
学科话语体系是随着学科理论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可以说，学科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其话语体系形成、完善的历史。一个学科话语体系的完备程度，是这个学科发达程度与发展水平的标志。不仅如此，学科话语体系还具有社会约定性，就是说，它一定是这个领域内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认可的。这种接受或认可，往往是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可能要经过反复的讨论、辨析、扬弃、提升、沉淀，最后得出的结果。说到这里，不由想起几年前沈国舫院士曾提出的“生态环境建设”的说法不妥一事。这个实例很能说明学科术语建设的某些规律性。
为什么说理论创新是构建学科话语体系的基础与前提？说到底，这是因为，语言既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学科的话语体系既是研讨这个学科理论所必须借助的工具，也是确定这个学科理论成果的载体。术语学著作经常引用的一句话说：没有术语就没有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这句话不仅很简约地说明了术语对理论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学科理论与术语之间的依存关系。构建学科话语体系的具体活动，往往体现为与提出新的理论概念以及相关的术语，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它可能包括新概念的提出、修正或者确切等几个步骤。提出新概念也好，修正确切已有概念也好，这些思维活动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认识的创新。当新的认识与思想酝酿产生，但在旧的话语体系中难以找到合适的体现与表达手段时，人们就会尝试提出新的概念，并随之设法寻找指称这个概念的术语。总之，创新是构建学科话语体系具体活动的基础与前提。
二、圆凿方枘——中医术语与术语规定的不契合
中华民族具有连绵不绝的历史文化。在这个灿烂的文化宝库中，传统中医文化也许是最有资格率先走出去的文化瑰宝。中医文化实际上是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它包含了中国人特有的哲学观、自然观、生命观。它也为维系、繁衍中华民族的生命存在做出了并将继续做出伟大的贡献。
不过，如果留意一下目前网络上学界讨论的一些热门话题，诸如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东西方哲学能否进行对话？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等等，就可以看出，中医学的科学性一直是一个存有争议的话题。站在传统术语学理论的立场上看，对中医本身的科学属性也同样会提出质疑。笔者本人在第三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的发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不应该忘记，术语学是一门与哲学、逻辑学等多门学科有紧密联系的学科。它之所以首先在奥地利问世，这与德国或德语国家的哲学传统密不可分。它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这也与西方哲学在20世纪初所发生的“语言转向”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所说的术语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无疑指的是“西方哲学”。而这种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的差异，诸如一个重分析，一个重综合，一个长于从微观建立概念进行推理，一个长于宏观的整体把握企望顿悟，如此等等，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如果总体上来比较东西方哲学，那一定是各有所长，不过，如果单就西方哲学、逻辑学加上语言学衍生出的术语学来说，它与我们传统哲学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隔膜、抵牾甚至对立，则会被凸显出来。罗素把逻辑学看作是哲学的本质，而逻辑“萎缩”恰恰是中国哲学一贯的“病症”，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缺失。记得好像是许国璋先生说过，西方文明的核心精髓是逻辑，而中国文明的核心精髓是汉字。这两个精髓之间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配型”。当在术语学这个以哲学与逻辑学为基石的狭小领域内两者“短兵相接”时，人们不免常常会有方枘圆凿、南辕北辙之感。在术语学建设过程中，这种隔膜、抵牾与对立会不会成为一种内在的阻力呢？”不难看出，这段话也隐隐透出笔者本人认识上存在的某种困惑。从传统术语学理论可以直接推衍出这样的说法，掌握一门学科，首先要掌握这门学科的术语。但是，对于中医学来说，许多概念用语却难以给出单义的、严格的逻辑定义，也无法通过掌握整个中医术语系统去把握、提携全部中医知识。中医的这些“短处”几乎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先天决定的。于是，这也会给中医“走出去”与“走进去”造成一个难以通过的“瓶颈”。
三、库恩的“范式论”
如何解决上述困境曾是我个人一段时间内不断思考的问题。在讲授语言学史的教学过程中，我偶然接触到库恩的范式理论，隐约地觉得它会帮助我们从更广阔的科学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上述问题。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者。他于上个世纪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也许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该书“被公认为是现代经典思想文库中的经典名著”，“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甚至被誉为“新时代科学哲学的‘圣经’。”（中文版 译后记）
《科学革命的结构》开篇说，“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和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中文版，1页）这里不仅强调了对科学进行历史的考察的重要性，也暗含了“科学形象”是随着历史而转变这样一层意思。库恩自己提出了“历史的科学哲学”的说法，而学界常常把它简称为“范式论”。
与之前的逻辑经验主义不同，库恩的“历史的科学哲学”试图更“自然主义地”把握现实中的科学，将心理和社会等因素也纳入到历史性考察之中，由此重构现实中的科学演变的历程。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是一种拥有从“底层”支撑其“范式”的“常规科学”，当这种常规科学陷入危机之后，经过不同寻常的“革命的科学”阶段，最终使拥有新范式的新科学得以产生，科学便依靠这种“科学革命”进行演化与发展。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过程，但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累积过程，而是伴随着革命性的飞跃。”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是库恩与另一位学者共同提出的重要概念。用库恩自己的话来解释，这是指“不同理论支持者之间所能彼此交流的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最好的例子是牛顿与爱因斯坦提出的不同理论中对“质量”这一术语的定义。“这两个理论确实是无法比较的”。库恩越来越意识到“不可通约性”这一观念对于说明不同“科学共同体”特别是对新旧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有着意想不到的效用。
四、一次大胆的尝试
库恩的原意本是针对自然科学史说的，但我们宁愿相信，他的核心思想对社会科学也是基本适用的。大约两年前，我与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陈雪商定，把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确定为“认知术语学核心术语研究”。论文将以库恩的范式论为理论基础，以语言学与术语学的发展历程为主线，以关键词研究方法作为主要方法，通过阐释认知术语学的核心术语来引介近年国外方兴未艾的认知术语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并结合中医术语的实例，力求阐明，在认知术语学视角下应该如何认识传统中医术语诸如概念模糊性、多义性等某些“弊端”。说实话，我们的中医学知识绝不比一般中国人多。选择中医术语作为实例，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但是，“走出去”的现实要求又使我们产生了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帮助我们最终下定了研究这个题目的决心。
从语言学史梳理出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嬗变似乎并不很难。当语言研究处于哲学附庸地位时，人们只能提出“唯名论”、“唯实论”这样带有明显哲学色彩的观点来解释语言。在历史比较法的范式下，在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人们会“集体无意识”地致力于寻找不同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而在结构主义范式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语言学时期，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注重的是语言内部结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的提出，已经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革命。当人们意识到语言结构主义研究忽略了语言的使用时，功能主义语言学便开始取代结构主义而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对当今的语言学范式学者们暂时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说法。但是作为语言主体的“人”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中心，而人的认知能力与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当下语言研究的新热点。总之，可以说，语言学史的确如库恩所说，是不同研究范式积累更迭的历史。
与语言学相比，术语学的历史很短。透过范式论的视角，它可以清楚地划分成规定轮、描写论与解释论三个时期。应该承认，这三个时期的划分，基本上是与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与认知主义相对应的。规定论特征的通俗表达是“理应如此”，描写论则是“实际如此”。解释论不像规定轮与描写论那样，把术语看作语言的词汇单位，而是首先把术语看作是认知和交际单位，是专业活动中认知与交际相互作用的结果。用这样的“透镜”来看中医术语，概念界限不清也好，非单义性也好，都算不上什么弱点，更不会“致命”，也提不到是否合乎规范要求的问题。非但不是弱点，它还是某一时期人们认识水平、认知结果的体现，是“世界图景”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
当思考中医学的科学性时，我们不能在潜意识中把当今的医学看作唯一的衡量标准，也不应该把当今的科学标准看成是唯一正确的标准。据说，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医学属于“后科学”，说的可能也是这个意思。也许我们压根儿就不应该这么死死地纠结于“科学性”问题。韩启德院士的论点对此说得更透辟。他认为，“科学并不意味着’绝对正确’。我们讲的科学是一科一科的学问，现代的学问必须包含要素，必须是可质疑的，不断地靠向真理，不断地纠错，必须是能实证的、量化的，必须用逻辑学的方法等等，科学的要素有很多中医是达不到的。中医凭感觉、凭经验，但是说有没有经过实证？有。经过两三千年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大量的病都看好了，这是事实。但是它并没有符合科学里面的很多要素。中医是好的，但不一定是科学。科学并不在于正确，不科学不说明它不正确，不好。如果硬要把我们的中医跟现代科学去靠，永远使人觉得你不如现代科学，跟现代科学没法儿比。我的一个核心的意见是我们对科学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要把科学跟绝对正确联系起来。科学只是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公元1500年以后，在这几百年里面，一部分地球人所认定的体系，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两个体系去完全等同起来呢？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也应该吸收互相之间的长处。中西医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可惜要把两个哲学体系合在一起，谈何容易。”（光明日报，2014年6曰日16版“科技天地”）
五、与库恩弟子的“不期而遇”
就在博士论文提交答辩的前夕，我们读到发表在《读书》杂志（2014年第3期）一位名叫佐佐木力的日本学者的文章，题目是“东亚科学文明的未来”。文章首先介绍了当代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的“历史科学哲学”理论。接着，着重谈及“该如何评价东亚的传统科学技术”，并提出“跨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哲学的观念”，等等。说到这里，我必须马上告诉大家，这位佐佐木力先生曾于70年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师从库恩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回国后，从1980年到2010年一直在东京大学从事科学史、科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佐佐木力先生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近代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同时，这些国家也拥有起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的科学技术，这是其独到之处。作者并不认同对中医学（日本称为“汉方”医学）的种种指斥，诸如说它是“非科学”，“不应称作‘医学’，只不过是二流的‘医术’。”作者认同李约瑟等学者的主张，认为“成为中医学基础的自然哲学，如基于《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说”的自然哲学，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时代背景来看，完全具有相当于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那样的“合理性”，并非是单纯的“神秘主义”和荒唐无稽的。只不过与十七世纪以后笛卡尔开始提倡的近代西洋医学有较大的差异而已。如果借用库恩的说法，便是传统的中医医学和近代西洋医学是分别拥有不同“范式”的医疗技术体系，是相互“不可通约”的。并不能因为中医学不是建立在与近代西洋科学同样的“机械论”的范式之上而对其进行排斥和诋毁。处于传统中医学的源头的《黄帝内经》的自然哲学是甚为思辨的，也许没有近代西洋的自然哲学的精致，轻视这一传统却是一种草率之举，对此必须慎重对待。主张单纯排斥传统中医学的观点，与其说是对中国思想的无知，倒不如说是把近代西洋科学过于理想化了，甚至是神圣化了。当然，也不能将传统的中医学神圣化，应从批判的观点予以审视。如此等等。
作者最后表示，他准备在地理—空间维度试应用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从而提出“跨文化视野中的科学哲学”的学说，即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数学和自然的认识方法给予积极的肯定。这种学术理论的建构首先要重读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评价的《中国近事》的作者莱布尼茨、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著述浩瀚的李约瑟，然后从整体上改造库恩的学术框架，从而精心建构新的科学哲学主张。作者特别强调，在从事部分具体研究时，中国和韩国同僚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从科学史研究的立场出发，认为对中医学“近年来出现了重新评价的契机”。我们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这样说的依据。但这使我想起季羡林先生的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说法。他认为，“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将进入一个新时期”。在他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悟性的文化，悟性文化适合于研究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需要综合判断才能理出条理。当今世界很多事情已不是割裂、孤立的问题，不能以简单的形式逻辑推演加以解决。所以季羡林认为，在21世纪，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应该成为全世界文化的主流文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悟性文化吸收了古希腊传统的理性精神及逻辑思维以后所产生的混合文化，应当是21世纪的主流文化。（杨玉良）
我自己读到佐佐木力先生的文章，有如“久旱逢甘露”的感觉。我曾向身边的多个人推荐这篇文章。尤其让我看重的是，作为库恩的弟子，佐佐木力先生应该比一般人更深得恩师的真传；而他本人恰是一位“身在此山中”的东方学者。谁要研究中医科学性这样的问题，实在难以找到比他更合适的老师与合作者了。而且，他现在好像就在中国工作，时间可能不是短期的。
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哲学或科学史的研究者，我一定愿意参与这个项目的研究。如果我是一个中医学学者，我也一定会愿意加盟他的研究队伍。如果我年轻10岁，我也一定会主动与这位学者联系请教。可惜，作为已经年届75岁的术语学研究者，我只能在此感慨系之。不过，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会充满期待。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库恩 著 伊安•哈金 导读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韩启德 科学并不意味着“绝对正确” 《光明日报》2014年 6月5日 第16版 “科技天地”栏目.
[3] 杨玉良 中国一流大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 《光明日报》2014年6月15日1版 光明专论 栏目.
[4] 佐佐木力 东亚科学文明的未来 《读书》，2014年第三期.
[5] 郑述谱 术语学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