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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帝师庄士敦的教授生涯 | 顾钧


来源:凤凰网


在近代来华的英国人当中,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无疑置身于知名度最高的第一方阵。他是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尽管溥仪跟他学英文的时候(1919—1925年)逊位已久,但他的确是末代皇帝。洋人而为“帝师”,上下五千年,史无前例。

二十年代中叶,溥仪和他的一套皇家班子被赶出了皇宫,“帝师”庄士敦也只好就此下课。五年后他结束在中国的工作返回英国,重拾教鞭,当上了一名汉学教授。此后,庄士敦老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他后来的经历其实还是比较好玩可以一谈的。

1931年3月底,庄士敦被正式任命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学教授,这个位置可以说来得比较轻松。虽然招聘消息一经公布,先后有九人提交申请,但进入3月初最后面试的只有庄士敦和叶女士(Evangeline Edwards)两人。面试重点考察口语水平,庄优势明显。当初请他当帝师,正是看中这一点。溥仪的评价应该可以一锤定音:“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宝琛)师傅的福建话朱(益藩)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我的前半生》)庄士敦1898年就来到中国,曾长期在英国租借地威海卫任职,直到1930年租借期满。前后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他早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叶女士虽然也在中国当过传教士(1913-1919年),和庄比起来,毕竟资历尚浅。再说教授遴选委员会中还有庄的熟人,其中骆克哈特(James S. Lockhart)一言九鼎,乃是庄在威海卫的老上级,也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当上教授后,庄士敦发现情况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妙,甚至可以说相当糟——每周上课14小时,大部分都是基础的汉语训练。这当然是东方学院的性质决定的,自1917年建院以来,它的培养对象一直就是那些准备去英国殖民地的官员和商人。语言训练离不开重复,一段时间还可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确实让人难免厌烦。课程乏味,人际关系也不佳。中文系是小系,庄士敦是教授兼系主任,手下两员大将。一位就是叶女士,她从中国回来后于1921年开始在东方学院任教,工作十年想竞聘本系教授职位,结果被庄士敦这个外来户抢走了,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另外一位是卜道成(Joseph Bruce),也曾在中国传过教,是原先的教授,庄士敦就是接了他的位置。卜不当教授,但继续留在系里上课,按小时付费,待遇类似外聘教师。前后这样的落差,估计换了别人也很难愉快地接受。面对这两个心怀不满的下属,庄士敦的策略是躲,上完课立刻回家,但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1934年卜道成去世后,庄士敦要求招聘新老师,但校方以经费紧张为由拒绝,让庄士敦和叶女士分摊卜留下的工作。有一次上课实在厌烦了,庄士敦就自作主张地缩短了时间,被学生告状后他辩白说“已经把这门课讲烂了,再重复下去,自己也会烂掉”(more than exhausted the subject, besides exhausting myself in trying to avoid repetition)。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庄士敦最终拿出自己的工资雇人上课,避免了“烂掉”的危险。

1930年10月威海卫归还中国后,庄士敦决定返回英国,毕竟年过半百,也该落叶归根了。他的目标是找一份轻松而体面的工作,考虑过牛津大学的汉学教席,但每年80英镑的收入实在毫无吸引力,东方学院开出的价码可是1000英镑!但光拿钱,不干事,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其实庄士敦不是没有讲课能力,他回英国后不断有人请他演讲,不管是关于中国的哪个方面,他都讲得头头是道、引人入胜。1933年他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系列讲座也很精彩,第二年结集为《儒学与现代中国》(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出版。就一个题目讲一次,庄士敦是胜任的也是愉快的,他难以承受的是一门课重复若干次,而且一周十几个小时,也让他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事情。他最想做的当然是把紫禁城的那段辉煌经历写出来,1925年就定下计划,但威海卫事务繁忙,没有时间,本以为在东方学院能空闲一点,事实并非如此。无奈之下,他只好放弃休息和假期,紧赶慢赶,直到1934年初才呈现给读者。《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几个月内连续印刷四次,不仅畅销英国和欧洲大陆,在美国也热卖,并且很快被翻译成了日文。拿到丰厚的版税,庄士敦立刻在自己的老家苏格兰买下了一座小海岛,在那里他可以远离尘嚣,暂时把伦敦和东方学院放在脑后。

东方学院本来对庄士敦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在中国政界、商界、学界人脉那么广,怎么着也能给学院带来点资源。但庄士敦完全不领会这一意图,后来甚至连系主任会议也经常无故缺席。至于教学态度和同事关系,更是乏善可陈。1934年,就在他为《紫禁城》一书春风得意的时候,学院开始酝酿请他退休走人(当年10月庄士敦60岁)的计划,但最终经过斗争还是将时间延长到1937年9月底。学院做出让步主要考虑到庄士敦的国际影响,他当过帝师,这事原先知道的人当然不少,但基本局限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圈子里。现在随着《紫禁城》的热销,庄已经算得上一个文化名人,学院对他必须谨慎。好在庄士敦自己也不太想干了,唯一不舍的是那1000英镑。用版税买下海岛没有经济压力,但维持也需要一大笔钱啊。

庄士敦在教书厌烦透顶的时候,多次萌发过辞职的念头。但自己辞职是一回事,被别人赶走是另一回事。为了报复院方对自己的算计,在延长聘用协议达成后不久,庄士敦就提出请假去中国看望溥仪,声称自从回英国后他就一直非常想念这个以前的学生。1935年8月庄士敦经过日本到达长春,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盘桓四个月后,他婉言谢绝了留下来担任溥仪顾问的邀请。这绝不是因为他心里放不下东方学院的那帮学生——溥仪重新坐上龙椅他当然高兴,但同时他很明白,紫禁城如果还是黄昏,“满洲国”只会是黑夜。

从长春回来之后,庄士敦的教学工作每况愈下,更加心不在焉。作为教授,他是彻底失败了,这让我们更加欣赏他作为帝师的成功:“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溥仪在他的影响下,毫不犹豫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和谁也没有商量”(《我的前半生》),甚至动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如果这个念想成真,他的后半生将会被大大改写。

当初东方学院选人,太看重口语而忽视学术。其实就学术而言,叶女士是更合适的教授人选。她在去中国前的学历是本科,回国执教东方学院后不断提升自己,1925年获硕士学位,就在申请教授的1931年,她又凭借研究唐代小说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完成了从中国通(传教士、外交官)向专业汉学家的过渡。就西方汉学的发展来说,专业化、学术化是大势所趋,叶女士代表了这个方向。1937年庄士敦退休后,她接替了系主任的位置,并于1939年成为教授,从此东方学院中文系走上了科研和教学并重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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