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欧阳晓芳
2018-09-12 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70年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著名论断，引发了人们对于话语权的广泛关注，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论断。近年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逐步提升和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入，重视“中国声音”的有效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尤其是承载着几千年中华璀璨文明、体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与核心价值的专属词汇，亟待挖掘整理、诠释并向全世界推介。为此，201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旨在梳理能够充分准确表达中国的关键词，力求构建一个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一个支点。目前，该工程组织文、史、哲学科及翻译领域权威专家90余人，经过前期缜密研究、反复论证，已遴选、释义、翻译中华思想文化术语逾五百条。这是中华思想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的一件盛事，也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工作，功在千秋。但是，在额手称庆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已有工作和成果进行沉淀反思。从现阶段的工作来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顶天”之势显现，但“立地”似嫌不足，如果不及时调整，可能会影响“中国声音”广泛而有效的传播。
一、令人振奋的“顶天”之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就是我们构建话语体系、争取话语权的一柄利器。自设立之初，该工程就体现出宏阔的国际视野、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一个“顶天”的高端工程。
从成员设置来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聘请了四位权威专家成立顾问组，邀请了文、史、哲等学科及英语翻译领域的国内外顶尖学者（包括海外知名汉学家）分别组成专家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制定中华思想文化术语遴选、释义、翻译规则并开展相关工作，可谓立足顶尖团队，汇聚高端智慧。从组织架构来看，该工程除了名家汇聚的顾问组、专家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以外，还以教育部、国家语委为召集单位，由中央编译局、中国外文局、外交部、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新华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部委（单位）协调办公，建立部际联席会议机制，负责统筹协调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整理、翻译和传播工作，可谓群策群力，确保顶尖效率。
从成果发布来看，截至2017年9月，该工程已先后发布5辑共500条核心术语，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于2017年8月23日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多语种新书发布会，发布了亚美尼亚语、尼泊尔语、波兰语和西班牙语共4个语种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系列丛书，还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签署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研究丛书”（英文版）合作协议。该工程2016年发布的200条术语及其英语译文还被《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7）》（白皮书）收录。500条术语涵盖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等领域，每个词条均提供了简明中文释义和英文翻译，用易于口头表达、交流的简练语言客观准确地予以诠释。从选词、诠释、译注各方面，都表现出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匠心。
从配套宣传来看，2014年12月，第一批术语的发布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发布仪式，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出席仪式并讲话，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此后结集出版的三辑《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还分别在中国重庆、印度新德里和英国伦敦举行了全球首发仪式，也得到了相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此外，“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网”已上线开通，还有相应的微博、博客、微信公众平台，“2016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大赛”也已成功举办，“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系列图书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后期还会通过创意音视频等方式来传播和推广编译成果。“国内+海外”“实体+网络”“平面媒体+多媒体”“单向推广+互动赛事”等丰富的配套宣传渠道，体现出国家对该传播工程的高度重视和工程团队的智慧及努力。
总而言之，由于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依靠精干的专家团队、高端的运作模式、精细的编译成果和多样化的宣传策划，形成了令人振奋的“顶天”之势，成功开启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的新阶段。
二、令人生憾的“立地”之缺
现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但从现有资料来看，相关工作在“立地”方面还存在一些缺憾。
1.对传播接受者似欠缺更全面的分析和预设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接受者是传播链条上的重要角色，只有传播的内容、形式和工具适应于受众，传播才能顺畅有效地进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传播也是如此。根据工程的设定，这些术语将向国内国际广泛进行传播，它们的受众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海外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认知能力、不同领域的各色人种。
虽然该工程邀请了为数不少的海外专家，如安乐哲（美国）、艾恺（美国）、顾彬（德国）、韩安德（瑞典）、司马麟（英国）、魏查理（比利时）等，但他们大多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或者是对中国文化了解颇深的学者。他们的接受视角和能力并不代表海外的普通民众。根据学界相关研究结论，历年来进入《牛津英语词典》的汉语借词中，有关中国特色物产的词语比例最高，如dim sum（点心）、ginseng（人参）、Mao suits（中山装）、moon cake（月饼）、moutan（牡丹）、mahjong（麻将）等等。此外，考察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中的中国文化词，toufu（豆腐）、chop-stick（筷子）、kungfu（功夫）、Chinese medicine（中药）、the GreatWall（长城）、Confucius（孔子）、Yao Ming（姚明）等指称实体的名词出现频率较高，说明其在当今美国社会的关注度和接受度较高。“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本身侧重相对抽象的概念，在内容的传播适应性上本就不占优势，更应对受众开展调查分析，作出合理预设，努力从传播形式和工具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方能确保广泛而有效的传播。而现有的术语诠释仍以抽象表述为主，忽略了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或者说没有利用受众已接受的具象的人、事、物来诠释抽象的思想文化。
2.术语的选择偏重学术视角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的目的是给世界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的支点，所选术语应是最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征和思维方式、内涵丰富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术语。已发布的500条术语中，虽然也有“仁”“恕”“气”“道”“一”“见贤思齐”等核心术语，但也大量存在着“繁缛、活法、肌理、镕裁”等思想文化特征并不典型的一般性专业术语。这些词语受众面很小，对于未受到相关学科专业训练的中国人来说都很陌生，何谈对外传播？而且，文史哲专业术语只能代表中华思想文化的某些部分，还有部分文化精粹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承载于基本词汇之上。可惜的是，诸如“和”“忍”“知恩图报”这类更接地气、更鲜明地体现中国人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的概念，都未见于工程术语库。
3.术语成果的编排方式忽略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整理和诠释不同于一般的术语整理和辞书编撰工作，其目的是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准确表达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因此，具体术语的整理诠释，不能孤立进行，必须注重揭示和照应相关术语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有机的思想体系。但从目前发布的术语成果来看，无论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网”还是出版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所收录的术语基本都按音序排列，且每一个术语都给出了特定的、唯一的学科归属（或文艺、或历史、或哲学）。这样的编排方式既无法展示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流概貌与核心理念，也忽略了不同术语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充分体现中华思想文化兼收并蓄、博大精深的魅力。
4.传播的渠道过于侧重高端受众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工程”开拓了形式多样的配套宣传渠道，但是从效果来看并不太理想：《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虽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但在当当、亚马逊、京东等各大网上书城都少人问津；“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网”虽已上线，但网站点击率并不理想，相应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的访问量与热门的文化类微博或者微信无法相比；“2016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大赛”已成功举办，但较之汉字、成语、谜语、诗词方面的相类似活动而言，思想文化术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更加抽象、艰涩难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活动参与人数与关注度；另外，从该工程的宣传视频来看，该片融合了中国传统国画技法和现代三维动画，静中有动，恢弘大气，但整体色调较为单一，如果所有的术语推广视频都用这种风格的话，给人的感觉过于沉闷。
综上所述，该工程在接地气方面，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三、关于“立地”的几点建议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和诠释工作，是我们发出中国声音，缓解文化冲突，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要做好这项工作，光靠部分领域学术名家的推敲雕琢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宣传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要让中国声音直通海内外，打动接受者，我们还需要在“立地”方面多下苦功。
1.多渠道、系统地了解传播接受者和传播环境
（1）广泛调查海内外民众对中华思想文化的了解现状、了解意愿以及潜在的接受旨趣，范围包括国内各个文化层次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众、中国境内不同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海外华裔、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普通民众（注意区分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以保证术语传播工作的合理预设。
（2）系统分析已进入英语或其他语种词汇体系的汉语文化词，从语义范畴、外译形式、传播途径、使用频率等方面进行梳理，还可以对英语中其他语言文化借词（如阿拉伯、印度及其他东方语言文化词）的状况进行调查，为术语选择和译介工作提供借鉴。
（3）深入调研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华文化特色词的关注度、情感倾向、使用频率、译介方式等，为提高术语传播技巧、提升传播影响力提供参考。
2.分层级、分领域地开展术语整理和诠释工作
（1）根据海内外接受者的认知基础和接受能力，对术语进行分层级处理，粗略可分为专家型和普及型。前者针对有汉学基础或对中华思想文化有极强了解动机的受众，可以选取带有一定专业性，但必须能体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与核心价值、内涵丰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术语；后者则是针对普通大众，应尽量选取贴近大众生活、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国情文化的术语。不同层级的术语在理解难度和诠释方式上应有明显区分。
（2）根据术语所属的具体学科进行分领域整理和发布，目前可大致根据工程下属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四个领域进行区分，不同领域术语分别成辑，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了解意愿。同时，应注意补充文学形象和民间文学、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民间哲学、民间艺术等方面的术语。
（3）借鉴对外汉语教学成果和经验，邀请海内外汉语教学一线专家参与，开展面向普通大众的术语整理和诠释工作。在术语的选择方面，可以立足一线教学需求，参考《HSK（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等成熟大纲，进行思想文化相关词汇和主题的整理。在术语诠释方面，借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和教学研究成果，运用直观阐释、情境创设、文化体演等生动简明的方式。与之相应，思想文化研究专家不能只给出一个相对抽象的名词解释，而应该提供一个具象的依托，可以是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则逸闻、一种习俗等等，比如“仁、忠、义、礼、信”等，都可以用知名历史人物或历史故事来进行
直观阐释，“天人合一”则可以利用中国人遵循“二十四节气”开展农业生产和人体保健来进行诠释。依托具象的人、物、场景，才能更生动形象地讲好“中国故事”。
此外，术语诠释还应让受众“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让异文化的普通民众明白中华思想文化发展的源流，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而真正有效地避免跨文化冲突，增进文化理解，比如“孝”是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应作为重点术语加以推介，而《二十四孝》是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可供利用，但其中的“卧冰求鲤”“埋儿奉母”等故事却让人难以理解，需要专家帮助解读。
（4）充分利用在海外接受度较高的中华特色词汇，把较为陌生的思想文化术语与之相联系，实现以旧带新。比如依托“筷子”来讲“阴阳”“和谐”。还应重点关注在海外传播已久却被误译的文化词，比如“端午节”，一词在海外有一定知名度，但常被译为Dragon Boat Festival（龙舟节），几乎丧失了其蕴含的“忠、孝、天人合一、团结进取”等思想文化内涵。所以，我们有必要依托这类词语的重新诠释和译介，补充其承载的民族气质和精神传统，从侧面有效传播中华思想文化。
3.重联结、结合认知技术构建网络型的术语体系
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特定领域的知识在不同的人那里具有不同的结构。相对一般人来讲，在专家头脑中一般呈现出具有层次性的网络结构，而且能够保持有意义的联系，而在初学者或“新手”那里则一般会呈现散乱的状态。这种差异会导致在新知识的获取、深入理解和运用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和诠释应重视构建网络型术语体系，逐渐由相对零散的核心术语挑选过渡到系统的术语谱系梳理。这需要改变术语传播工程中文、史、哲专家各自为政的工作方式，转变重微观考据、轻宏观架构的传统学术研究思路，引入认知建构技术和科学的知识表述方式。一方面，对专家认知结构中隐性的学科知识网络进行构拟，并且不断地进行不同专家知识网络的联结、融合和结构化，在实现中华思想文化知识网络整合的过程中，逐步完成术语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接受者成为信息加工主体和知识的主动建构者，通过人与生俱来的发散性思维与多感官互动来进行网状知识的探索，而传统意义的知识传授者（专家）则应转换为建构过程的帮助者、促进者。
4.多平台、多媒介协同建立综合高效的传播渠道
（1）借助国家汉办的中国语言文化国际推广平台，把《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进行改良编辑后纳入汉办赠书系统；根据各阶段的教学大纲适当补充难度适中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和相关主题，并开发相应教材；在志愿者选拔考试和培训课程中适当加大中华思想文化的比重；依托“孔子新汉学计划”，培养一批深入了解中华思想文化的后备“汉学家”，帮助中华文化传播实现落地生根；与国际汉语教学资源开发制作单位开展深度合作，有助于术语推介网站建设及多媒体音像制作的事半功倍。
（2）借鉴海内外优秀电视台或影视出品公司成功的文化类节目制作经验，甚至与之合作推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相关的电视系列节目。比如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的衍生栏目—“中华礼仪之美”和“中华文明之美”系列，用古装幽默迷你剧的形式来传播知识，生动易懂，让观众在娱乐嬉笑之余感受中华文明礼仪的精髓并将之发扬光大，虽是深度定位，却能寓教于乐。而事实证明，观众也对这一表现形式与内容非常青睐。再如美国尼克公司制作并推出的幼儿系列动画片《你好，凯兰》（Ni Hao，Kai-lan），虽然该片主旨是帮助多元文化背景下学龄前儿童社会性和情感的发展，但讲地道英语又夹杂着标准普通话的华裔女童凯兰和爷爷，把浓浓的中国色彩带给了北美的千家万户，切实传播了中华文化及价值观。该片一经播出就广受欢迎，曾获得第19届全美泛种族交流奖“最佳少儿类影片”。因此，一味追求厚重高雅的传播模式亟待改进，应把传统的文化资源在同文化产业的运作与互动中重新包装开发，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文化中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以及审美功能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入脑入心”。
（3）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向社会公开征集创意，设计开发兼具知识性和应用性，且个性鲜明的思想文化创意产品，并通过互联网市场营销平台融入民众日常生活，提升传播影响力。以近年迅速蹿红的“故宫萌物”为例，2014年故宫博物院一改过去“高冷神秘”的形象，结合故宫深厚的文化底蕴，设计出妙趣横生的日常生活、陈设、装饰用品，在实体店和网络同步销售，成功地吸引了大量人群，尤其是年轻群体来关注传统文化，2015年更是卖出了10亿财富，其中不乏思想文化产品系列，如“戒急用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对故宫历史文化的“恶搞”，但如果不依托时代前沿拉近距离，减少普通民众的敬畏感，传统文化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反之，人们有了兴趣会产生情感，才会逐渐产生深入了解和传承的意愿。文创产品一方面可以通过互联网营销平台融入海内外民众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国礼或外事活动用品来提升传播影响力。因此，以学术成果为基础，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依托时代前沿理念，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
（4）立足传统媒体，充分利用新媒体，构建系统完整的网络传播格局。在内容上和技术上不断完善现有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网”，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提升社会关注度；加强现有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管理，加快内容更新频率，改进信息推送技巧；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大力提升社会沟通能力，实现与受众之间更多、更深层次的互动；由相关政府部门牵头，专家提供学术支持，邀请企业、广告公司、知名艺人等共同参与制作“中华思想文化”系列公益广告，以引起公众的共鸣，让传统思想文化深入人心。
总之，传播中华文明专属词汇、让世界听到且听懂中国声音，是一项国家战略工程，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工程的开展不仅要以政府为后盾，以专家为主导，还应以接受者为中心，做好海内外传播接受者的调查研究工作，结合当代前沿理念与科技，综合协调各方力量，有的放矢，最终才能一鸣惊人。
